“大姐大”劉小鋼：生命中最珍貴的20年 | 公益SHE引力

千禾社區基金會理事長劉小鋼。攝影/陳驥旻

公益對劉小鋼來說有過痛楚。在二十多年前，她第一次正經踏足公益，就要面臨突如其來的抉擇：留下來陪伴癌症晚期、摔倒住進icu的母親，還是按時趕去山區的學校，參與奠基捐出的教學樓？

那時候她的選擇足以說明一切——儘管無比猶豫和掙扎，她還是飛去了公益一線。

“我總是覺得，我在做我爸媽希望我做的事。如果他們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他們其實會感到安慰。”她這樣告訴《中國慈善家》。

如今，千禾社區基金會理事長劉小鋼，已是公益圈裡的大姐大。她每日風風火火，與千禾的團隊一同深入社區一線，帶領着一群居民一同尋找社區乃至社會疑難雜症的解法。解題的樂趣，以及對公共價值觀的追求，讓她不知疲倦地奔跑了二十年，一刻也不敢耽擱：“錢，你不知道多少是夠的；但是命，你是知道的，就這十幾年。”

今年69歲的劉小鋼，把自己的人生劃分成了三個階段：二十年上學，二十年經商，再二十年則是做公益。她把這第三個二十年選作“生命中最開心的二十年”。理由無他，只因公益是自己心之所向。

曾經，劉小鋼是第一批踏着改革開放浪潮，蓋起高樓大廈的人。1981年從中山大學外語系畢業後，劉小鋼進入廣東省外經貿委調查處工作。但她覺得體制內按部就班的工作逐漸“沒了意思”，於是辭了職，下海創業，在香港做起電腦生意，很快闖出一片天地。1994年，劉小鋼回到廣州，入股房地產開發，一做又是近十年。

在經商這條路上，她無疑是成功的。但那種似乎“被綁在戰車上”一直不停轉的狀態，讓劉小鋼產生了動搖。2003年，她決定關掉公司，毅然決然、頭也不回地踏上公益之路。

劉小鋼探訪肯尼亞馬薩雷貧民社區學校。

《中國慈善家》：從政府部門任職，到下海做生意，再到現在當全職公益人，這種身份轉換難不難？

劉小鋼：這個問題有很多人都曾問過我。在我看來，我覺得它是特別自然的，沒有說生命中間發生了什麼巨變，讓我去狠下決心什麼的。

其實，第一是因為當時的市場環境比較不好，覺得很累，有點厭倦。第二是我自己感覺，我的熱情好像有點用完了，很難再對商業提起特別大的興趣。但是那個時候才40多歲，我就覺得好像我這種人不工作也不行，下半生你總要找一個什麼事情做，對吧？你叫我退休，我會很難接受。

於是，當時就反覆地問自己，除了現在的事情，我還能做什麼？什麼東西還能夠成為下半生的一種精神寄託？最起碼要讓自己覺得很開心、很有激情，願意去投入才行。

那個時候大概是2003年。我當時正在賣樓——我們蓋了一棟樓，但特別難賣，也想了n多種辦法去賣它，然後慢慢地把最難的時候熬過去了。但是我已經真的覺得很厭倦。

於是我去了英國，因為我大學的時候是學英文的。當時覺得我要給自己一個時間和空間遠離工作，不要再去被工作纏繞，然後思考一下我自己到底想幹嗎。另外，我當時也想把英文稍微地撿一下，已經離開大學20年了，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選擇在那裡待三個月。

在2001年之前，我每年也會帶着我們公司的員工去福利院、敬老院，獻愛心。這種其實以前也做，但是根本不知道意義在哪裡，為什麼要這樣做。

2001年的時候，我到廣西百色去捐了一棟校舍，捐了50萬。那是我第一次參與一個有些規模的、不是簡單的獻愛心的活動。那幾年時間裡，每年我都會去學校。學校特別偏遠，要從廣州坐飛機到南寧，然後再坐汽車，之後再換一輛車，花很多力氣才能到達山裡。那裡大概有兩三百個孩子。

那個項目當時給了我特別大的觸動。我發現，原來還有這樣的孩子，還有這樣的地方，是需要我們去做一些事情的。而且當時我覺得特別高興，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滿足感，就覺得，原來錢是可以有這麼大的作用的。

以前，我也非常物質主義，到處購物，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50萬或許很多，又可能花不出太大的價值。但是當你把這些資源用在了這些孩子的身上，你會發現，它能讓幾百個孩子跟外部世界有更緊密的連接，孩子們的眼神都活了。我覺得，這個對於孩子們心靈的影響是很難估計的。所以，一剎那，它給了我極大的滿足感。

那一次之後，幾年裡我也不斷地去學校，給孩子們上課、帶書、帶些文具用品。他們也總期盼着我們過來。

後來在英國的那段時間，我就總是在想，已經要進入下半生了，一定要選一件事情去做——這件事情得是讓我覺得很有價值的。於是我問我自己，過往的哪一件事情讓我有這種感覺。我突然間想起來去百色建校的事情，就覺得在那一剎那，真的有那種找到了生命價值的感覺。

政府的工作我干過了，覺得沒意思；商業也幹了20年，干夠了。為什麼我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和資源去做公益呢？我覺得我的性格裡面是有一種喜歡做社會公共服務的基因的，也不想做着玩，我希望能把它真正做成我的職業，用餘生去創造價值。這樣，我才覺得找到了一個方向。

但問題是我不懂。業餘做一下，是可以的，但讓我把它作為職業、很專業地去干這件事，我一無所知。除了它是做好事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意義，我完全不知道。

沒關係，我不懂就可以學。原來做商業，我也是不懂的，後來去讀mba了。我下定決心要轉行，也剛好在英國認識了一個年輕人。她在美國上學，當時正在劍橋交換，她的爸爸是我的朋友。正好在她的畢業典禮上，我跟她聊起來轉行的事，她就告訴我，其實現在這個專業挺火的，叫做非營利管理（non-profit management）。我想，非營利就是不賺錢的意思吧，聽起來就是我想做的。我轉行的時候想做準備，到處去找、想學習，可我也得知道在哪學吧？她跟我說完之後，我就覺得好像突然又找到了一個路徑，我就特別高興。

那個時候，我本來是定了在英國學習三個月。碰到這個女孩的時候，還剩下大概一個半月，我其實已經報了一個英文班，接下來也要去劍橋上學的。但她一跟我講，我馬上覺得迫不及待，還浪費啥時間啊。

劉小鋼的哈佛畢業典禮。

其實我兒子說歸說，他還是給我在美國買了一本書，收錄了所有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的專業排行榜。我拿到這個東西簡直如獲至寶，在裡面翻到非營利機構管理專業，前十名全是名字如雷貫耳的名校。我膽子很大，報了前十裡面的四間學校。我想着，不收我也沒關係，我就先去美國讀一年英文。我這個人，一旦知道目標在哪裡，就會設計一條路徑，然後全力以赴，不管結果如何。我直接放棄了劍橋的課程，飛回國內把工作全部安排好，樓也讓別人接手去賣。最大的問題是我英文的確不好，托福考試半年的準備時間裡，我必須得想辦法——於是我報了新東方，成了裡面年紀最大的學生。大班還不行，再報私教，瘋狂刷題、買磁帶來聽。最後我的托福分數差不多是卡線過了前十名大學的最低分數線。

非常幸運，三間大學都給了我offer。先是杜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然後我等了哈佛很久，那也是我最想去的大學。我還記得到北京去參加面試，哈佛的老師就問我，好好地做着企業，為什麼轉行？我也把社會服務和捐贈的經歷、還有我的想法跟他們解釋了。我說我很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和資源回報社會。對方說，你真的感動了我，回去以後，我會在招生委員會裡推薦你，希望你能達成你的夢想。

後來我真的收到了哈佛的錄取通知——雖然它是有條件的，需要我先去上一個月的語言學校。

那個時候，我根本已經無心賣樓、賺錢了。當時我手上還有一塊地，甚至那個地點比我現在蓋好樓的地段還要好——是現在廣州的美國領事館。我如果堅持把它開發完的話，還可以賺很多錢。但我覺得它一點吸引力都沒有了。生命有限，相對於我的時間，我覺得那個錢不值。我就完全沒有猶豫地把地給了政府。其實我虧了600萬，但無所謂了，我覺得我贏得的是時間。那時都快50歲了，再賣樓，我下半輩子可能沒有機會了。

後來我想捐錢去推動一個大項目的時候，也後悔過那個決定。如果當時把這塊地做了，起碼可以多賺一大筆錢，就有錢可捐了。但後來想想，什麼事情都是要有交換的，對吧？要拿那筆錢，就要用時間去換，甚至現在還做不做公益，也很難說了，生命的路徑可能都會變化。

所以這麼一想，我又不後悔了。我能夠順利轉行，現在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其實更重要。沒錢就去籌款，總有比你錢多得多的人，得有辦法用你的能力去感召別人來支持你的事業。錢，你不知道多少是夠的；但是命，你是知道的，就這十幾年。

轉行了以後，我覺得我生命中最開心的，就是這20年。這20年，跟我直接有利益相關的事情越來越少，腦子裡想的都是別人的事兒，也就不會令你糾結。

2024年1月，小禾的家，柯木塱社區居民寫春聯。

《中國慈善家》：雖然你說這是生命中最開心的20年，但這裡面也有很多困難的時候。那次在媽媽病重的時候，你最後還是決定去百色做公益，應該也是很困難的選擇。

劉小鋼：是的，這件事情其實對我刺激很大，很難受。那時我媽媽80多歲，已經患肝癌15年了，她一直咬牙堅持。到了2001年，其實是最後一個春節，她一直在醫院裡，非常虛弱。我把她從醫院裡接出來，春節哪裡都沒去，一直陪着她。

廣西百色的公益是陳開枝（時任廣州市政協主席）帶我去的。2000年的時候，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個全版的關於他的報道，講他扶貧、做公益。我父母也是政府公職出身，陳開枝是我的叔叔輩，在大院里看着我長大。我覺得他們這輩人做公共服務，其實潛移默化地對我有不少影響。

後來有一次看戲，在休息室碰到他，我就問他做公益能不能帶着我。他評價我是傻妞，覺得從來沒人跟他這樣講，他一般都是得求別人支持他。後來，他到六隆鎮去的時候，想起了我，把我介紹過去給學校捐樓，我也和他一塊兒去那邊探訪了很多次。

那年大年初三，學校的樓要奠基，我準備第二天一早八點多的飛機去廣西。結果當晚我媽起來上洗手間，摔了一跤，我們趕緊叫救護車把她送到醫院，忙到四五點鐘。

我當時思想鬥爭特別激烈。再過幾個小時本來該去機場了，但我媽又是這樣一個情況。那個時候，我心裡真的特別地掙扎。

大概早上五點多鐘，我給陳開枝打了個電話。我說，實在是不能陪你去百色了。他一聽，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他也很矛盾。但他其實很難，那一年本來有好幾個奠基項目，別人都說不能去了，他是寄希望於我的，覺得好歹還有一個人能支持他。可我也說不去了，他就有些絕望。 

最終我還是上了飛機。學校活動結束後的那天晚上，我哥哥給我打電話，說收到病危通知書了，你必須馬上趕回來。後來我哥跟我說，媽媽當時一醒來發現我不在，都要氣死了。大概我回來十天後，她就走了。

2024年1月，怡樂社區老友會。

在哈佛學習公益，劉小鋼是站在高處的，她很快掌握了“望高”的方法，但回國後，她卻發現“俯身”才是更需要去上的一堂課。

在國外，她接觸到“社區基金會”的概念，被其理念所吸引。這類基金會把視線集中在一個地域內，其中的人則共同參與構建社區共同體，開展項目來謀求公共利益。人們可以成為捐贈者，可以成為規劃者、實踐者，也同樣能成為受益者。而當作為基本大單元的各個社區進入健康的自我運轉狀態，整個社會也將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意氣風發的劉小鋼，希望把這個模式帶回中國，但此番栽種卻在初期遭遇水土不服的尷尬。家庭環境優渥、無憂無慮的她，在公益中才慢慢領略到人間疾苦，她開始“趴在地上學”，走到基層里和人們打成一片。

2009年，劉小鋼與兩位朋友一同發起成立了千禾社區基金會——這也是中國第一家以“社區”命名的基金會。經過15年的探索，千禾逐漸聚焦在流動人口與環境保護兩個議題上。

其中，流動人口與城中村的聚集，是廣東極其突出的社會現象。據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廣東省內共有超過5206萬流動人口，且還在不斷增加，人數相比上一個十年周期增長51.71％；其中省外流動人口達2962.21萬人，位列全國第一。

外省流入廣東的人口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千禾也因此將流動人口問題作為本社區關注的第一重點，針對流動家庭親子關係改善、流動兒童教育質量提升等問題展開工作。不僅僅是搭建、完善家校社系統從而保障人群權益，劉小鋼與千禾更相信，流動人口等弱勢群體遠非被動者。如若激發出他們的自主能力和活力，他們很快會為自己的社區帶來更多改變。

《中國慈善家》：在哈佛讀書時，你曾經拍下了和波士頓社區基金會總裁的一頓午餐。當時你們聊了什麼？

劉小鋼：其實當時國內去哈佛肯尼迪學院讀書的人不少，也有很多原來就做公益的。但是我去哈佛上學時對於公益一點都不懂，知識積累全都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

肯尼迪學院有一個傳統，就是每年會在學生範圍內做一次拍賣籌款，形式叫做默拍。他們在一間屋子裡放了很多不同的拍品，你看中了什麼，就在上面寫個價格，兩個小時之後，價高者得。

拍品很多，項鏈、耳環，還有各種各樣的書之類的。我看到其中有一個小紙條，上面寫着：與波士頓社區基金會總裁吃飯。我心裡想，好有意思。因為我本來也是來讀這個專業，而且我根本不知道社區基金會是什麼，但總之它是基金會，是做公益的。我想近距離接觸一下有經驗的公益組織領導人，那是我在當時特別需要的。

我直接就寫了200美金，志在必得。果不其然，只有我一個人拍了。事實上，那頓飯是總裁請我的，我的錢則捐給了校方。

那時跟他聊了很多。我是個小白，什麼都不知道，就從“什麼叫社區基金會”開始問起。社區基金會對於社區改變有什麼價值，然後是怎麼做的，做這個會有什麼挑戰，所有有關社區基金會的事情，我全部都請教他。

2024年3月，柯木塱社區自然教育活動。

劉小鋼：我去哈佛學習的目的，是回來做我喜歡的事情，於是分分鐘都是在用國外的理論對接我腦海里的中國，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中國的現實是怎麼樣的，回來以後才發現根本就對接不上。

我形容我當時的狀態，是“在飛機上用降落傘跳下來，撲通就掛在樹上，上不去，下不來”。當時其實也想過，要不然我就回商業算了。但問了自己100遍，我都還是覺得不願意回去，我還是想干這個。

後來朱建剛老師跟我說，你現在如果決定做這個事情的話，就得趴在地上學，慢慢地你會找出一些線索，去對接你學的東西。於是我按照老師的意見去認識一些打工的朋友，看他們如何把人組織起來，和一些群體慢慢混熟，我才覺得自己有一些進步。

所以後來朱老師到處跟別人講，你們別說劉小鋼不行，她現在比我們還更加了解草根組織。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我正好是廣東獅子會的會長，帶着會員志願者們到汶川去救災，又認識了很多當地的草根組織，也慢慢感受到公益氛圍有了變化。 

我覺得一個好的社會，每個成員需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要有選擇的意識。自己要基於自願，投入到一些公共事務里。

歐美社會的情況，跟他們的宗教歷史有很大關係，服務社會作為教義的延伸，成了他們很普遍的觀念。而在中國，有時大家很依賴政府來替自己做好一切，對公共的事情不願意負起自己的責任。

做社區基金會的價值恰恰在這裡。我們希望能夠把社區里普通人的自我意識，通過參與各種活動，把它激發出來。所以千禾工作的出發點就是在人身上，如何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重新建立起來，讓大家相互看見、相互關心，從而在乎自己生活的社區。這樣一來，社區可能就有了持續發展的動力。

千禾成立十五年來，我們做的就是這一件事情。其實過程非常曲折，也轉變了不同的路徑和做法，但是從來沒有放棄過基本的價值觀——以人為本的社區。促使人的變化，才能讓社區變化，而不是只簡單地去做各種活動，把社區搞得熱熱鬧鬧而已。 

我們現在做的是一個很慢但又有韌性的社區發展模式，或許在十年後會看到變化，也有可能會是失敗的結果，但我覺得都沒關係。

《中國慈善家》：籌款情況如何，資金上有沒有困難？

劉小鋼：還可以。2022年大概是1500萬，去年是2000萬。但現在我覺得要更加註重籌款質量，不是說有人給你錢、叫你幹嗎，你都去做。

以前其實有一段時間，我們為了籌款，就真是這樣。但籌款的目的是什麼？有那麼多錢有什麼用呢，為了它找人、發展新議題，等於被錢牽着走。

我們現在比較篤定，知道工作的戰場就是在社區，想在這裡深耕，把它做好。我們是希望有更多的捐款人，在理解我做的事情後，能不計較短期效益地支持我們。

2023年8月18日，劉小鋼（左一）獲“第18屆‧2023愛心獎”。

劉小鋼：其實千禾發展到今天，真的是換了很多不一樣的做法。我們最初是支持草根組織，看到哪個做的事情和我們價值觀一致，我們就給它支持，大概有幾百個組織。後來有很多慢慢地也沒了。

這個做法不能說錯，但是好像也不是我們想要的，因為感覺沉不到底。像我們這樣的資助型基金會，需要去籌款，但捐贈人不明白，你做公益就去做公益，為什麼還把這個錢給一個別的組織？所以我們籌款也非常困難，而且資助到最後，好像也不見得非常有效。

所以千禾的這15年，其實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我們慢慢發現，我們是一個很小的機構，資源非常有限。這麼小的基金會，如果想涉及各種各樣不同的議題，到最後就是一無所獲。

我們發現，必須要聚焦。但怎麼聚焦？我們想到，第一，千禾是一個地域性很強的基金會，是廣東省註冊的基金會。第二，我們地域一個非常典型的問題，就是流動人口問題。廣東省是全中國最大的流動人口省份，這裡很重要的一個社會議題，就是流動人口。

我們給自己的定位是“最後一公里”的基金會。很多頭部的基金會，它不需要去向外籌款，可以做一些統籌的、提升行業發展的事。而我們雖然資源不算多，但對地面是最了解的。於是，我們就把焦點確定在珠三角的流動人口議題上。

現在這也是我們很鮮明的標籤。再去籌款時，一講對方就清楚了。他會看到我們在這個議題里的能力，比如很清晰地了解到有多少組織在做同樣的議題，這個議題裡面有哪些重點，我們給出的解決問題的路徑是什麼，怎麼樣讓關注的群體發生變化等等。我們的定位越來越明確，資源籌集能力也越來越強，積累的經驗和能力也越來越多。現在我們已經變成了一個和一線草根組織一起成長的資助型基金會——我覺得真的是很難得。  

千禾社區基金會的辦公樓坐落在一個人口密集的居民區小巷子里，那是一棟三層的矮樓房，空間有些局促，劉小鋼作為理事長更是沒有給自己留一個單獨的辦公室。站在辦公室里往外望去，舉目一片高矮錯落的小房子，老城區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

無論是辦公室內外，劉小鋼總是和大家能打成一片，似乎走到哪裡，她身邊總是圍着許多人，頗有一種一呼百應的領袖氣質。 

《中國慈善家》：我們這一期雜誌的封面報道聚焦女性公益領袖，對於自己的女性身份你有什麼特別的感觸嗎？

劉小鋼：我真的基本沒有性別意識，好像是“雌雄同體”。這可能跟我家的情況有關。我媽是一個非常好強的女生，文化程度不高，但還是特別喜歡學習。結婚之後，我爸也留給她很多空間，她就去黨校、去各種課上學習。我們家也比較少性別上的區分。我一直是成長在這樣的環境里，所以原來誰要是問我關於性別的問題，其實我是沒有話講，沒有這個意識。

但是自從進入社區之後，我發現性別的分野的確是有的。在我們的社區里，其實管孩子的一般都是媽媽。我們搞了很多的社區活動，爸爸都不出席，基本上都是媽媽。而且我發現，在一個家庭里，如果媽媽改變，家庭就會改變。

我越來越感覺到，如果我們講社區話題，媽媽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經支持過一個打工一族的社區，其中一個打工媽媽在我們的支持下出來做了一個公益空間。她身邊有一批媽媽，原來只知道在工廠里打工賺錢，每天生活很枯燥單一，但是慢慢地把她們組織起來之後，她們的活力一下子就被激發出來了。她們去讀了千禾開辦的關於孩子的各類課程，成為了城市支教的志願者。這個打工媽媽的群體產生了很大的改變，也給她們自己的家庭帶來很好的變化，這讓我覺得媽媽的力量真的非常大。

2024年1月，怡樂社區老友記手工編織。

劉小鋼：在我們公益領域，從業者大概60％都是女性。女性在這個領域裡絕對不止半邊天，一定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股非常大的、不可忽視的力量。

我覺得公益行業，相比於商業或政府來說，對女性是比較友好的。不過，在有資源的那一端，好像女性也不是很多。可能是在商業或者政府方面，留給女性發展的機會還是不夠多，所以掌握資源、順勢進入公益領域的比例也會小一些。而在草根民間組織、民間社會服務機構這一端，一線的領導人還真是有很多女性。

公益領域跟別的領域最不一樣的特點是，每一個人的自主性其實都是很強的。如果不是有極強的自主性的話，他不一定會選擇進入這個領域。要賺錢，可以去企業，要當官，可以去政府。之所以選擇公益行業，很多人是基於一種價值的選擇，而這種價值的選擇應該是一種非常自主的選擇，不是“不得不為之”。所以我覺得，選擇做公益的女性，一定真的是有思考過的。

其實，對於一個普通的女性來說，她真的可以嘗試去看到一種可能性。不是說只能去給人打工，如果對哪一個社會議題感興趣，其實你完全可以自己去嘗試帶領一個團隊去做。

《中國慈善家》：家人如何看待你的公益事業？

劉小鋼：我覺得我跟兒子都是比較獨立的兩個人，他不會過多談論我做的事情。比如去年年底我獲得了愛心獎，我就問我兒子和兒媳，你媽很奇怪地得了一個獎，有沒有興趣去參加一下頒獎儀式？他們去了，之後也點評了一下，給了我一點認可。

有一點讓我覺得比較開心，那就是我跟我兒子在價值觀上有很高的共識。對於我做的事情，以及平時對於新聞時政的討論，我們很多基本的觀點是比較一致的。

當然，我們是兩輩人，所以我關注的人群不一定是他關心的。但是他對一些公共事務有他的理解和角度。比如他對寵物非常有感情，他覺得貓狗是不能買賣的，如果喜歡就得去領養。如果拿它當一個商品去買賣，就絕對觸及他根本的價值觀，他會非常憤慨。

他現在還在創業。如果有一天，他也有興趣做公益的話，我希望能支持他，去做自己感興趣的公共議題。

《中國慈善家》：現在回望自己走過的商業和公益道路，你如果回到從前，會從一開始就選擇做公益而不是商業嗎？

劉小鋼：我覺得兩個領域之間，很多邏輯是通的。當然，公益機構會考慮弱勢優先，會把資源都用在解決社會問題上。商業也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但它是用產品、用商業的邏輯為社會作貢獻。我覺得兩者要達成的終極願望，都應該是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它們底層邏輯是相通的。

我越來越覺得，想做一個受人尊敬的企業，你本身一定是要帶有公益目的的。不能把所有的資源都用於給股東產生最大化的效益，這可能真的走不遠。

如果放眼世界，你會發現，好的企業一定是受人尊敬的企業。受人尊敬，源自於它的可持續發展導向，它的公共目的和它的產品已經不能分割了。為了賺錢造假或者什麼黑心企業，根本不會再有生存的空間。企業必須慢慢發展出社會責任感，你做的產品，如果希望它獲得更多人的喜愛，它內在的邏輯必須指向公共目的。

我以前不懂這些。但今天如果我再回去做企業，我覺得自己會做得更好。而且我的企業一定是一個向善的企業，畢竟，我好歹幹了20年的公益嘛。

值班編輯：萬小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