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大”劉小鋼:生命中最珍貴的20年 | 公益SHE引力

非常開心,總有激情,身心投入

千禾社區基金會理事長劉小鋼。攝影/陳驥旻

公益對劉小鋼來說有過痛楚。在二十多年前,她第一次正經踏足公益,就要面臨突如其來的抉擇:留下來陪伴癌症晚期、摔倒住進icu的母親,還是按時趕去山區的學校,參與奠基捐出的教學樓?

那時候她的選擇足以說明一切——儘管無比猶豫和掙扎,她還是飛去了公益一線。

“我總是覺得,我在做我爸媽希望我做的事。如果他們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他們其實會感到安慰。”她這樣告訴《中國慈善家》。

如今,千禾社區基金會理事長劉小鋼,已是公益圈裡的大姐大。她每日風風火火,與千禾的團隊一同深入社區一線,帶領着一群居民一同尋找社區乃至社會疑難雜症的解法。解題的樂趣,以及對公共價值觀的追求,讓她不知疲倦地奔跑了二十年,一刻也不敢耽擱:“錢,你不知道多少是夠的;但是命,你是知道的,就這十幾年。”

尋找生命的價值

今年69歲的劉小鋼,把自己的人生劃分成了三個階段:二十年上學,二十年經商,再二十年則是做公益。她把這第三個二十年選作“生命中最開心的二十年”。理由無他,只因公益是自己心之所向。

曾經,劉小鋼是第一批踏着改革開放浪潮,蓋起高樓大廈的人。1981年從中山大學外語系畢業後,劉小鋼進入廣東省外經貿委調查處工作。但她覺得體制內按部就班的工作逐漸“沒了意思”,於是辭了職,下海創業,在香港做起電腦生意,很快闖出一片天地。1994年,劉小鋼回到廣州,入股房地產開發,一做又是近十年。

在經商這條路上,她無疑是成功的。但那種似乎“被綁在戰車上”一直不停轉的狀態,讓劉小鋼產生了動搖。2003年,她決定關掉公司,毅然決然、頭也不回地踏上公益之路。

那時的她只是個門外漢,連“非營利”如何定義都沒完全弄清楚。但冥冥之中,可能是命運的感召,她開始了公益的修鍊。
劉小鋼探訪肯尼亞馬薩雷貧民社區學校。

《中國慈善家》:從政府部門任職,到下海做生意,再到現在當全職公益人,這種身份轉換難不難?

劉小鋼:這個問題有很多人都曾問過我。在我看來,我覺得它是特別自然的,沒有說生命中間發生了什麼巨變,讓我去狠下決心什麼的。

其實,第一是因為當時的市場環境比較不好,覺得很累,有點厭倦。第二是我自己感覺,我的熱情好像有點用完了,很難再對商業提起特別大的興趣。但是那個時候才40多歲,我就覺得好像我這種人不工作也不行,下半生你總要找一個什麼事情做,對吧?你叫我退休,我會很難接受。

於是,當時就反覆地問自己,除了現在的事情,我還能做什麼?什麼東西還能夠成為下半生的一種精神寄託?最起碼要讓自己覺得很開心、很有激情,願意去投入才行。

那個時候大概是2003年。我當時正在賣樓——我們蓋了一棟樓,但特別難賣,也想了n多種辦法去賣它,然後慢慢地把最難的時候熬過去了。但是我已經真的覺得很厭倦。

於是我去了英國,因為我大學的時候是學英文的。當時覺得我要給自己一個時間和空間遠離工作,不要再去被工作纏繞,然後思考一下我自己到底想幹嗎。另外,我當時也想把英文稍微地撿一下,已經離開大學20年了,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選擇在那裡待三個月。

在2001年之前,我每年也會帶着我們公司的員工去福利院、敬老院,獻愛心。這種其實以前也做,但是根本不知道意義在哪裡,為什麼要這樣做。

2001年的時候,我到廣西百色去捐了一棟校舍,捐了50萬。那是我第一次參與一個有些規模的、不是簡單的獻愛心的活動。那幾年時間裡,每年我都會去學校。學校特別偏遠,要從廣州坐飛機到南寧,然後再坐汽車,之後再換一輛車,花很多力氣才能到達山裡。那裡大概有兩三百個孩子。

那個項目當時給了我特別大的觸動。我發現,原來還有這樣的孩子,還有這樣的地方,是需要我們去做一些事情的。而且當時我覺得特別高興,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滿足感,就覺得,原來錢是可以有這麼大的作用的。

以前,我也非常物質主義,到處購物,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50萬或許很多,又可能花不出太大的價值。但是當你把這些資源用在了這些孩子的身上,你會發現,它能讓幾百個孩子跟外部世界有更緊密的連接,孩子們的眼神都活了。我覺得,這個對於孩子們心靈的影響是很難估計的。所以,一剎那,它給了我極大的滿足感。

那一次之後,幾年裡我也不斷地去學校,給孩子們上課、帶書、帶些文具用品。他們也總期盼着我們過來。

後來在英國的那段時間,我就總是在想,已經要進入下半生了,一定要選一件事情去做——這件事情得是讓我覺得很有價值的。於是我問我自己,過往的哪一件事情讓我有這種感覺。我突然間想起來去百色建校的事情,就覺得在那一剎那,真的有那種找到了生命價值的感覺。

政府的工作我干過了,覺得沒意思;商業也幹了20年,干夠了。為什麼我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和資源去做公益呢?我覺得我的性格裡面是有一種喜歡做社會公共服務的基因的,也不想做着玩,我希望能把它真正做成我的職業,用餘生去創造價值。這樣,我才覺得找到了一個方向。

但問題是我不懂。業餘做一下,是可以的,但讓我把它作為職業、很專業地去干這件事,我一無所知。除了它是做好事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意義,我完全不知道。

沒關係,我不懂就可以學。原來做商業,我也是不懂的,後來去讀mba了。我下定決心要轉行,也剛好在英國認識了一個年輕人。她在美國上學,當時正在劍橋交換,她的爸爸是我的朋友。正好在她的畢業典禮上,我跟她聊起來轉行的事,她就告訴我,其實現在這個專業挺火的,叫做非營利管理(non-profit management)。我想,非營利就是不賺錢的意思吧,聽起來就是我想做的。我轉行的時候想做準備,到處去找、想學習,可我也得知道在哪學吧?她跟我說完之後,我就覺得好像突然又找到了一個路徑,我就特別高興。

那個時候,我本來是定了在英國學習三個月。碰到這個女孩的時候,還剩下大概一個半月,我其實已經報了一個英文班,接下來也要去劍橋上學的。但她一跟我講,我馬上覺得迫不及待,還浪費啥時間啊。

於是我馬上跑到劍橋的社區圖書館上網,去找哪個學校有這樣的專業。當時我兒子在美國讀大學,我也跟他講了我的想法。他覺得我瘋了,說我英文這麼臭,20多年前讀的英文,現在早都不記得了,還想去美國讀大學,根本就不可能!就這樣給我潑了一桶冷水。但我覺得只要我願意,沒有什麼不可能的,總能去爭取。我覺得這就是我的性格,特別倔強。
劉小鋼的哈佛畢業典禮

其實我兒子說歸說,他還是給我在美國買了一本書,收錄了所有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的專業排行榜。我拿到這個東西簡直如獲至寶,在裡面翻到非營利機構管理專業,前十名全是名字如雷貫耳的名校。我膽子很大,報了前十裡面的四間學校。我想着,不收我也沒關係,我就先去美國讀一年英文。我這個人,一旦知道目標在哪裡,就會設計一條路徑,然後全力以赴,不管結果如何。我直接放棄了劍橋的課程,飛回國內把工作全部安排好,樓也讓別人接手去賣。最大的問題是我英文的確不好,托福考試半年的準備時間裡,我必須得想辦法——於是我報了新東方,成了裡面年紀最大的學生。大班還不行,再報私教,瘋狂刷題、買磁帶來聽。最後我的托福分數差不多是卡線過了前十名大學的最低分數線。

非常幸運,三間大學都給了我offer。先是杜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然後我等了哈佛很久,那也是我最想去的大學。我還記得到北京去參加面試,哈佛的老師就問我,好好地做着企業,為什麼轉行?我也把社會服務和捐贈的經歷、還有我的想法跟他們解釋了。我說我很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和資源回報社會。對方說,你真的感動了我,回去以後,我會在招生委員會裡推薦你,希望你能達成你的夢想。

後來我真的收到了哈佛的錄取通知——雖然它是有條件的,需要我先去上一個月的語言學校。

那個時候,我根本已經無心賣樓、賺錢了。當時我手上還有一塊地,甚至那個地點比我現在蓋好樓的地段還要好——是現在廣州的美國領事館。我如果堅持把它開發完的話,還可以賺很多錢。但我覺得它一點吸引力都沒有了。生命有限,相對於我的時間,我覺得那個錢不值。我就完全沒有猶豫地把地給了政府。其實我虧了600萬,但無所謂了,我覺得我贏得的是時間。那時都快50歲了,再賣樓,我下半輩子可能沒有機會了。

後來我想捐錢去推動一個大項目的時候,也後悔過那個決定。如果當時把這塊地做了,起碼可以多賺一大筆錢,就有錢可捐了。但後來想想,什麼事情都是要有交換的,對吧?要拿那筆錢,就要用時間去換,甚至現在還做不做公益,也很難說了,生命的路徑可能都會變化。

所以這麼一想,我又不後悔了。我能夠順利轉行,現在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其實更重要。沒錢就去籌款,總有比你錢多得多的人,得有辦法用你的能力去感召別人來支持你的事業。錢,你不知道多少是夠的;但是命,你是知道的,就這十幾年。

轉行了以後,我覺得我生命中最開心的,就是這20年。這20年,跟我直接有利益相關的事情越來越少,腦子裡想的都是別人的事兒,也就不會令你糾結。

一個人糾結,往往是關於個人的事情。但一旦你沒有了這些羈絆,你的生活里自己越來越小、別人的事情越來越多,這種情況就不會再有糾結,只要儘力就好。因此哪怕有很多困難,我實際上都不會覺得它真的難。現在我也覺得自己幸運,感謝上天在20年前讓我做了這樣一個關鍵的選擇。
2024年1月,小禾的家,柯木塱社區居民寫春聯。

《中國慈善家》:雖然你說這是生命中最開心的20年,但這裡面也有很多困難的時候。那次在媽媽病重的時候,你最後還是決定去百色做公益,應該也是很困難的選擇。

劉小鋼:是的,這件事情其實對我刺激很大,很難受。那時我媽媽80多歲,已經患肝癌15年了,她一直咬牙堅持。到了2001年,其實是最後一個春節,她一直在醫院裡,非常虛弱。我把她從醫院裡接出來,春節哪裡都沒去,一直陪着她。

廣西百色的公益是陳開枝(時任廣州市政協主席)帶我去的。2000年的時候,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個全版的關於他的報道,講他扶貧、做公益。我父母也是政府公職出身,陳開枝是我的叔叔輩,在大院里看着我長大。我覺得他們這輩人做公共服務,其實潛移默化地對我有不少影響。

後來有一次看戲,在休息室碰到他,我就問他做公益能不能帶着我。他評價我是傻妞,覺得從來沒人跟他這樣講,他一般都是得求別人支持他。後來,他到六隆鎮去的時候,想起了我,把我介紹過去給學校捐樓,我也和他一塊兒去那邊探訪了很多次。

那年大年初三,學校的樓要奠基,我準備第二天一早八點多的飛機去廣西。結果當晚我媽起來上洗手間,摔了一跤,我們趕緊叫救護車把她送到醫院,忙到四五點鐘。

我當時思想鬥爭特別激烈。再過幾個小時本來該去機場了,但我媽又是這樣一個情況。那個時候,我心裡真的特別地掙扎。

大概早上五點多鐘,我給陳開枝打了個電話。我說,實在是不能陪你去百色了。他一聽,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他也很矛盾。但他其實很難,那一年本來有好幾個奠基項目,別人都說不能去了,他是寄希望於我的,覺得好歹還有一個人能支持他。可我也說不去了,他就有些絕望。 

最終我還是上了飛機。學校活動結束後的那天晚上,我哥哥給我打電話,說收到病危通知書了,你必須馬上趕回來。後來我哥跟我說,媽媽當時一醒來發現我不在,都要氣死了。大概我回來十天後,她就走了。

這對我來講是挺心痛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總是覺得,如果爸媽知道我在做的事情,他們其實會感到安慰的。陳開枝覺得在這件事情他很對不起我。他其實是我很重要的公益引路人。如果當年不是跟着他去做這個項目,我可能也不會有今天,因為這個項目給我的一種觸動,以前真的沒有過。
2024年1月,怡樂社區老友會

望高與俯身

在哈佛學習公益,劉小鋼是站在高處的,她很快掌握了“望高”的方法,但回國後,她卻發現“俯身”才是更需要去上的一堂課。

在國外,她接觸到“社區基金會”的概念,被其理念所吸引。這類基金會把視線集中在一個地域內,其中的人則共同參與構建社區共同體,開展項目來謀求公共利益。人們可以成為捐贈者,可以成為規劃者、實踐者,也同樣能成為受益者。而當作為基本大單元的各個社區進入健康的自我運轉狀態,整個社會也將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意氣風發的劉小鋼,希望把這個模式帶回中國,但此番栽種卻在初期遭遇水土不服的尷尬。家庭環境優渥、無憂無慮的她,在公益中才慢慢領略到人間疾苦,她開始“趴在地上學”,走到基層里和人們打成一片。

2009年,劉小鋼與兩位朋友一同發起成立了千禾社區基金會——這也是中國第一家以“社區”命名的基金會。經過15年的探索,千禾逐漸聚焦在流動人口與環境保護兩個議題上。

其中,流動人口與城中村的聚集,是廣東極其突出的社會現象。據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廣東省內共有超過5206萬流動人口,且還在不斷增加,人數相比上一個十年周期增長51.71%;其中省外流動人口達2962.21萬人,位列全國第一。

外省流入廣東的人口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千禾也因此將流動人口問題作為本社區關注的第一重點,針對流動家庭親子關係改善、流動兒童教育質量提升等問題展開工作。不僅僅是搭建、完善家校社系統從而保障人群權益,劉小鋼與千禾更相信,流動人口等弱勢群體遠非被動者。如若激發出他們的自主能力和活力,他們很快會為自己的社區帶來更多改變。

《中國慈善家》:在哈佛讀書時,你曾經拍下了和波士頓社區基金會總裁的一頓午餐。當時你們聊了什麼?

劉小鋼:其實當時國內去哈佛肯尼迪學院讀書的人不少,也有很多原來就做公益的。但是我去哈佛上學時對於公益一點都不懂,知識積累全都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

肯尼迪學院有一個傳統,就是每年會在學生範圍內做一次拍賣籌款,形式叫做默拍。他們在一間屋子裡放了很多不同的拍品,你看中了什麼,就在上面寫個價格,兩個小時之後,價高者得。

拍品很多,項鏈、耳環,還有各種各樣的書之類的。我看到其中有一個小紙條,上面寫着:與波士頓社區基金會總裁吃飯。我心裡想,好有意思。因為我本來也是來讀這個專業,而且我根本不知道社區基金會是什麼,但總之它是基金會,是做公益的。我想近距離接觸一下有經驗的公益組織領導人,那是我在當時特別需要的。

我直接就寫了200美金,志在必得。果不其然,只有我一個人拍了。事實上,那頓飯是總裁請我的,我的錢則捐給了校方。

那時跟他聊了很多。我是個小白,什麼都不知道,就從“什麼叫社區基金會”開始問起。社區基金會對於社區改變有什麼價值,然後是怎麼做的,做這個會有什麼挑戰,所有有關社區基金會的事情,我全部都請教他。

當時我得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一個社會的改變其實是基於每一個社區的改變的,每一個人又都是在生活在社區裡面,大到總統,小到掃地的。如果社區裡面的人是積極的、是關心公共事務的,社區一定會好。如果說一個個的小社區都健康了,這個社會也一定會好。
我就在想,回來以後,我真的很想做一個社區基金會。其實讀書期間,我也深入了解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基金會,到最後我發現最喜歡的還是社區基金會。我很想從最基層的改變開始,慢慢地引發自下而上的變化。可以說,那頓飯也是我想做社區基金會、做千禾的開始。
2024年3月,柯木塱社區自然教育活動。
《中國慈善家》:中美兩國差異很大,社區的概念可能都不一樣。一開始也遇到水土不服的情況,後來是怎麼調整的?

劉小鋼:我去哈佛學習的目的,是回來做我喜歡的事情,於是分分鐘都是在用國外的理論對接我腦海里的中國,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中國的現實是怎麼樣的,回來以後才發現根本就對接不上。

我形容我當時的狀態,是“在飛機上用降落傘跳下來,撲通就掛在樹上,上不去,下不來”。當時其實也想過,要不然我就回商業算了。但問了自己100遍,我都還是覺得不願意回去,我還是想干這個。

後來朱建剛老師跟我說,你現在如果決定做這個事情的話,就得趴在地上學,慢慢地你會找出一些線索,去對接你學的東西。於是我按照老師的意見去認識一些打工的朋友,看他們如何把人組織起來,和一些群體慢慢混熟,我才覺得自己有一些進步。

所以後來朱老師到處跟別人講,你們別說劉小鋼不行,她現在比我們還更加了解草根組織。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我正好是廣東獅子會的會長,帶着會員志願者們到汶川去救災,又認識了很多當地的草根組織,也慢慢感受到公益氛圍有了變化。 

我覺得一個好的社會,每個成員需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要有選擇的意識。自己要基於自願,投入到一些公共事務里。

歐美社會的情況,跟他們的宗教歷史有很大關係,服務社會作為教義的延伸,成了他們很普遍的觀念。而在中國,有時大家很依賴政府來替自己做好一切,對公共的事情不願意負起自己的責任。

做社區基金會的價值恰恰在這裡。我們希望能夠把社區里普通人的自我意識,通過參與各種活動,把它激發出來。所以千禾工作的出發點就是在人身上,如何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重新建立起來,讓大家相互看見、相互關心,從而在乎自己生活的社區。這樣一來,社區可能就有了持續發展的動力。

千禾成立十五年來,我們做的就是這一件事情。其實過程非常曲折,也轉變了不同的路徑和做法,但是從來沒有放棄過基本的價值觀——以人為本的社區。促使人的變化,才能讓社區變化,而不是只簡單地去做各種活動,把社區搞得熱熱鬧鬧而已。 

我們現在做的是一個很慢但又有韌性的社區發展模式,或許在十年後會看到變化,也有可能會是失敗的結果,但我覺得都沒關係。

《中國慈善家》:籌款情況如何,資金上有沒有困難?

劉小鋼:還可以。2022年大概是1500萬,去年是2000萬。但現在我覺得要更加註重籌款質量,不是說有人給你錢、叫你幹嗎,你都去做。

以前其實有一段時間,我們為了籌款,就真是這樣。但籌款的目的是什麼?有那麼多錢有什麼用呢,為了它找人、發展新議題,等於被錢牽着走。

我們現在比較篤定,知道工作的戰場就是在社區,想在這裡深耕,把它做好。我們是希望有更多的捐款人,在理解我做的事情後,能不計較短期效益地支持我們。

比如樂高,一直跟我們合作得很好。一開始他們給的錢也很少,但現在已經準備跟我們敲定一個長期的合同了。他們發現自己的產品和社區的場景很契合,把樂高玩具發給社區的流動兒童們,他們可以通過搭積木去開發想象力、去嘗試創新,從而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們今年努力的方向,也會是像這樣提高善款的質量,更有效地對接社區的需求,共同去引發一些變化。
2023年8月18日,劉小鋼(左一)獲“第18屆‧2023愛心獎”。
《中國慈善家》:千禾一開始的定位是資助型基金會,這些年也經歷了許多調整,這些調整背後的思路是什麼?

劉小鋼:其實千禾發展到今天,真的是換了很多不一樣的做法。我們最初是支持草根組織,看到哪個做的事情和我們價值觀一致,我們就給它支持,大概有幾百個組織。後來有很多慢慢地也沒了。

這個做法不能說錯,但是好像也不是我們想要的,因為感覺沉不到底。像我們這樣的資助型基金會,需要去籌款,但捐贈人不明白,你做公益就去做公益,為什麼還把這個錢給一個別的組織?所以我們籌款也非常困難,而且資助到最後,好像也不見得非常有效。

所以千禾的這15年,其實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我們慢慢發現,我們是一個很小的機構,資源非常有限。這麼小的基金會,如果想涉及各種各樣不同的議題,到最後就是一無所獲。

我們發現,必須要聚焦。但怎麼聚焦?我們想到,第一,千禾是一個地域性很強的基金會,是廣東省註冊的基金會。第二,我們地域一個非常典型的問題,就是流動人口問題。廣東省是全中國最大的流動人口省份,這裡很重要的一個社會議題,就是流動人口。

我們給自己的定位是“最後一公里”的基金會。很多頭部的基金會,它不需要去向外籌款,可以做一些統籌的、提升行業發展的事。而我們雖然資源不算多,但對地面是最了解的。於是,我們就把焦點確定在珠三角的流動人口議題上。

現在這也是我們很鮮明的標籤。再去籌款時,一講對方就清楚了。他會看到我們在這個議題里的能力,比如很清晰地了解到有多少組織在做同樣的議題,這個議題裡面有哪些重點,我們給出的解決問題的路徑是什麼,怎麼樣讓關注的群體發生變化等等。我們的定位越來越明確,資源籌集能力也越來越強,積累的經驗和能力也越來越多。現在我們已經變成了一個和一線草根組織一起成長的資助型基金會——我覺得真的是很難得。  

女性不止半邊天

千禾社區基金會的辦公樓坐落在一個人口密集的居民區小巷子里,那是一棟三層的矮樓房,空間有些局促,劉小鋼作為理事長更是沒有給自己留一個單獨的辦公室。站在辦公室里往外望去,舉目一片高矮錯落的小房子,老城區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

無論是辦公室內外,劉小鋼總是和大家能打成一片,似乎走到哪裡,她身邊總是圍着許多人,頗有一種一呼百應的領袖氣質。 

《中國慈善家》:我們這一期雜誌的封面報道聚焦女性公益領袖,對於自己的女性身份你有什麼特別的感觸嗎?

劉小鋼:我真的基本沒有性別意識,好像是“雌雄同體”。這可能跟我家的情況有關。我媽是一個非常好強的女生,文化程度不高,但還是特別喜歡學習。結婚之後,我爸也留給她很多空間,她就去黨校、去各種課上學習。我們家也比較少性別上的區分。我一直是成長在這樣的環境里,所以原來誰要是問我關於性別的問題,其實我是沒有話講,沒有這個意識。

但是自從進入社區之後,我發現性別的分野的確是有的。在我們的社區里,其實管孩子的一般都是媽媽。我們搞了很多的社區活動,爸爸都不出席,基本上都是媽媽。而且我發現,在一個家庭里,如果媽媽改變,家庭就會改變。

我越來越感覺到,如果我們講社區話題,媽媽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經支持過一個打工一族的社區,其中一個打工媽媽在我們的支持下出來做了一個公益空間。她身邊有一批媽媽,原來只知道在工廠里打工賺錢,每天生活很枯燥單一,但是慢慢地把她們組織起來之後,她們的活力一下子就被激發出來了。她們去讀了千禾開辦的關於孩子的各類課程,成為了城市支教的志願者。這個打工媽媽的群體產生了很大的改變,也給她們自己的家庭帶來很好的變化,這讓我覺得媽媽的力量真的非常大。

當然,我們要想辦法把爸爸再拉進來。但是媽媽的改變,絕對是關鍵的第一步。所以我覺得,我們做社區工作的機構,對於女性的關注是非常重要的。
2024年1月,怡樂社區老友記手工編織。
《中國慈善家》:你覺得女性從事公益有什麼特別之處?

劉小鋼:在我們公益領域,從業者大概60%都是女性。女性在這個領域裡絕對不止半邊天,一定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股非常大的、不可忽視的力量。

我覺得公益行業,相比於商業或政府來說,對女性是比較友好的。不過,在有資源的那一端,好像女性也不是很多。可能是在商業或者政府方面,留給女性發展的機會還是不夠多,所以掌握資源、順勢進入公益領域的比例也會小一些。而在草根民間組織、民間社會服務機構這一端,一線的領導人還真是有很多女性。

公益領域跟別的領域最不一樣的特點是,每一個人的自主性其實都是很強的。如果不是有極強的自主性的話,他不一定會選擇進入這個領域。要賺錢,可以去企業,要當官,可以去政府。之所以選擇公益行業,很多人是基於一種價值的選擇,而這種價值的選擇應該是一種非常自主的選擇,不是“不得不為之”。所以我覺得,選擇做公益的女性,一定真的是有思考過的。

其實,對於一個普通的女性來說,她真的可以嘗試去看到一種可能性。不是說只能去給人打工,如果對哪一個社會議題感興趣,其實你完全可以自己去嘗試帶領一個團隊去做。

《中國慈善家》:家人如何看待你的公益事業?

劉小鋼:我覺得我跟兒子都是比較獨立的兩個人,他不會過多談論我做的事情。比如去年年底我獲得了愛心獎,我就問我兒子和兒媳,你媽很奇怪地得了一個獎,有沒有興趣去參加一下頒獎儀式?他們去了,之後也點評了一下,給了我一點認可。

有一點讓我覺得比較開心,那就是我跟我兒子在價值觀上有很高的共識。對於我做的事情,以及平時對於新聞時政的討論,我們很多基本的觀點是比較一致的。

當然,我們是兩輩人,所以我關注的人群不一定是他關心的。但是他對一些公共事務有他的理解和角度。比如他對寵物非常有感情,他覺得貓狗是不能買賣的,如果喜歡就得去領養。如果拿它當一個商品去買賣,就絕對觸及他根本的價值觀,他會非常憤慨。

他現在還在創業。如果有一天,他也有興趣做公益的話,我希望能支持他,去做自己感興趣的公共議題。

《中國慈善家》:現在回望自己走過的商業和公益道路,你如果回到從前,會從一開始就選擇做公益而不是商業嗎?

劉小鋼:我覺得兩個領域之間,很多邏輯是通的。當然,公益機構會考慮弱勢優先,會把資源都用在解決社會問題上。商業也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但它是用產品、用商業的邏輯為社會作貢獻。我覺得兩者要達成的終極願望,都應該是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它們底層邏輯是相通的。

我越來越覺得,想做一個受人尊敬的企業,你本身一定是要帶有公益目的的。不能把所有的資源都用於給股東產生最大化的效益,這可能真的走不遠。

如果放眼世界,你會發現,好的企業一定是受人尊敬的企業。受人尊敬,源自於它的可持續發展導向,它的公共目的和它的產品已經不能分割了。為了賺錢造假或者什麼黑心企業,根本不會再有生存的空間。企業必須慢慢發展出社會責任感,你做的產品,如果希望它獲得更多人的喜愛,它內在的邏輯必須指向公共目的。

我以前不懂這些。但今天如果我再回去做企業,我覺得自己會做得更好。而且我的企業一定是一個向善的企業,畢竟,我好歹幹了20年的公益嘛。

作者:龔怡潔

圖片:陳驥旻、受訪者

圖片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萬小軍

《中國慈善家》2024年第2期
2024年4月16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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