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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影視產業觀察（id：film-tv_observer）
作者 | 萬子熙
從“可以發瘋，不可認命”的《草木人間》，“沒有答案，不如發瘋”的《河邊的錯誤》，自稱“年度最瘋女性反殺犯罪懸疑大片”的《拯救嫌疑人》，到“18歲以下觀眾謹慎選擇觀看”的《涉過憤怒的海》，接棒互聯網“發瘋文學”後，國產電影已經在“發瘋”的道路上火力全開。
“發瘋”這種獨特的表達方式通過誇張、荒誕的文字或是影像的表達，深入揭示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社會的複雜矛盾。無論是人物因巨大打擊而陷入瘋狂，還是因情感壓抑而情緒失控，這些“發瘋”元素都成為了吸引觀眾眼球的焦點。然而，這種“發瘋”潮流的興起也引發了我們對國產電影行業的深思：國產電影在追求“發瘋”的過程中是否有可能陷入了某種失衡的狀態？
情感風暴
國產電影中的“發瘋”與情緒宣洩的共振
“發瘋”作為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為國產電影帶來了新的視聽衝擊。通過讓人物以誇張、荒誕的行為和語言宣洩情緒，電影將觀眾帶入一個充滿張力和戲劇性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國產電影將“發瘋”與“情緒的宣洩”畫上了等號。
作為一種極端的情感宣洩，“發瘋”往往能夠最直接地展現角色內心的痛苦和掙扎。而這種“發瘋”式的情緒宣洩方式很尖銳、極端，也極易引起共鳴。國產電影這種“發瘋”在角色的塑造上具有廣泛性，從底層人民到權貴階層，從父母、孩子到打工人、詐騙犯均有涉及。創作者也十分注重展現其複雜性和多面性，這些角色並非簡單的瘋子或變態，而是有着豐富內心世界和深刻情感的人物。他們的“發瘋”可能是對社會不公、壓力、期望失衡等現實問題的反抗，自我救贖的嘗試，也可能是對個體內心世界複雜情感的揭示。
在人物塑造上來看，通過展現角色的“發瘋”狀態，電影能夠深入揭示其內心世界和情感變化。這種深入的剖析使得角色更加立體、生動，一方面觀眾在目睹這些角色從理智到失控的過程時，能夠深切感受到他們內心的激烈情感，從而產生強烈的共鳴；另一方面觀眾在看到角色“發瘋”之時也會帶入自己的情感，起到“賽博發泄”的作用。
例如《涉過憤怒的海》中父親的“發瘋”主要表現為對女兒被殺的憤怒和絕望。他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因此不惜一切代價追蹤兇手，甚至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一位要替女兒報仇的父親，去跟蹤、追兇、鬥毆、私闖民宅、放火、追車、綁架、囚禁……他的發瘋是對於失去女兒後的憤怒。這種“發瘋”的狀態其實想要表述的是人物在面臨極端環境後，是如何一步步袒露內心，走向失控的。而在這種“發瘋”的構建之下，每個人虛偽的面具都被撕下，展現在觀眾面前的便是扭曲的人性和他們崩潰下極端情緒的宣洩。
《河邊的錯誤》中的“發瘋”，一方面是刑警隊長馬哲，在面對一系列弔詭的兇案時，逐漸陷入荒誕、不安和分不清是真是幻的時刻與記憶中。他的“發瘋”並非直接體現在外在行為上，而是更多地體現在內心的掙扎與混亂。隨着調查的深入，他不斷質疑自己所見所聞的真實性，並且開始質疑自己的判斷力和價值觀，甚至懷疑整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另一方面影片展現那些被瘋子殺死的受害者，也全都是在那個時代注視下不道德的“瘋子”。這種內心的“發瘋”狀態，用余華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的‘發瘋’就是有一種情緒不受控制地自我放大”“是一種情緒進入了死胡同”。
在情節的構建上，“發瘋”往往成為推動故事發展的關鍵元素，使得情節更加緊湊、扣人心弦。例如《拯救嫌疑人》根據失去女兒的心碎母親的瘋狂計劃展開，從失去女兒到綁架別人的女兒，再到最後的反殺兇手，一環扣一環。《銀河寫手》更是直接圍繞“反套路創作”瘋狂呈現，兩位編劇在“故事套路”與“生活經驗”中選擇了利用更沒有邏輯結構的“生活經驗”思考創作，而在不斷追求真實和承認荒誕間的掙扎抉擇中，主角最終只能選擇回到現實。
失衡之謎
解讀“發瘋”背後的創作根源與市場失態
不論是現在集體“發瘋”的國產電影，還是這幾年在互聯網上流行的“發瘋文學”，背後的創作根源其實正是當代人在社會期望與自我理想的失衡。“發瘋”是現代人被困在一定規則下產生的反叛與防禦機制。
如果說“發瘋文學”是在限定合理範圍內的、帶有抵抗性和防禦性維護自我行為意識的個體性“小瘋怡情”，那麼電影中的呈現則是“發瘋”的極端體現。通過藝術化處理展現角色癲狂混亂的心理與意識，或是直接映射到角色的越格行為上，讓電影角色成為現實人物的放大鏡與延長線。
但很現實的問題是，在國產電影“發瘋”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影片創作上的失衡。一方面，電影作為藝術表達的一種方式，往往追求獨特性、創新性和深度，希望通過作品傳達出作者的思考和情感。另一方面，市場作為作品流通和消費的場所，則更側重於滿足大眾的需求和口味，更多追求的是利潤和效益。
當敏銳的商業資本迅速捕捉到了“發瘋”現象背後的商機，各方在宣發時便紛紛對準這一潮流，為“發瘋”現象量身打造了宣傳的模板，逐步將“發瘋”的青年群體再次納入消費文化的軌道。
《河邊的錯誤》《拯救嫌疑人》海報上的宣傳語打出了“沒有答案，不如發瘋”“年度最瘋女性反殺犯罪懸疑大片”；《孤注一擲》《二手傑作》《銀河寫手》藉助“發瘋洗腦短視頻”宣傳，喊出“想成功、先發瘋”“打工人哪有不瘋的”的口號，這些電影直接將“瘋”作為宣傳賣點。本該百花齊放的情緒釋放變成了同質化、扁平化的“發瘋”營銷背後，不僅體現是影片的情感表達失衡，更可能深入到了創作理念和市場定位等多個層面。
未來之路
發瘋之後，我們何去何從
在深入探討了個體情感壓抑與社會期望的失衡，以及這種失衡如何導致“發瘋”作為反抗策略的現象後，我們不可避免地要思考一個更為深遠的問題：作為具有反抗屬性的“發瘋”，真的能作為解決失衡的方案嗎？而當角色經歷了“發瘋”的爆發後，他們又將走向何方？這不僅是對於電影中角色命運的思考，更是對於現實生活中個體在面對壓力和束縛時如何尋找出路的重要議題。
在國產電影的敘事中，“發瘋”成為了角色在極端情境下的暫時性策略。《草木人間》里在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重重受挫的吳苔花，在落入傳銷組織後藉著這個虛假而瘋狂的環境，在以往壓抑的生活中所渴望“出人頭地”的慾望瘋漲，她徹底地發瘋了。而在瘋狂過後，她從狂亂的夢中醒來，又重回平靜。在《涉過憤怒的海》中，老金為了抓到殺害女兒的“兇手”用盡手段，最終卻發覺是自己對待女兒的方式，間接導致了女兒的死亡。影片對於老金後續的展示只有兩行字幕。可見“發瘋”這種策略本身既不足以成為角色最終歸宿的解釋，也難以指向電影深度探索的終點。在“發瘋”之後，角色和電影本身都需要面對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何去何從？
我們必須認識到，角色的“發瘋”雖然能夠暫時釋放內心的憤怒、絕望等極端情緒，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每一次“發瘋”的表達都應該是對現實壓抑的吶喊，而不應僅僅成為情緒宣洩的出口。因此，作為電影創作者，不應僅僅滿足於展現“發瘋”的過程，而更應關注“發瘋”之後的現實主義或是理想主義的表達，例如去呈現這些角色如何找回自我、如何重新面對生活的部分，或許能給到觀眾更深刻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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