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電影評分、獎項、票房更重要的是拍電影和看電影

導演陳小雨

我要拍一部電影,記住故鄉,記住外婆,記住在路上尋找家的每一個疲憊的靈魂,記住他們的勇氣,以及我們所需要的寬慰。——陳小雨電影創作談《家在哪裡?我一度無法回答》

電影《乘船而去》於4月12日上映,講述了獨自生活在運河邊農村的老太太周瑾突然被確診腦瘤,漂在外地的子女不得不回鄉照顧。大女兒蘇念真在上海經營留學諮詢機構,正在經歷第二次離婚,她堅持要給母親最好的治療;小兒子蘇念清是個四處漂泊的導遊,他支持母親放下,接受無常。在死亡面前,周瑾尋找着精神的歸宿,蘇念真和蘇念清在不斷發現母親秘密的同時,正與故鄉失去最後的連接。

這是新人導演陳小雨自編自導的首部電影長片,一經放映,豆瓣評分便不斷增至目前8.3分的好評。該片曾入圍第17屆first影展主競賽,也是2023年金雞百花電影節國產新片展入圍影片,陳小雨還憑藉該片獲得第2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最佳編劇獎。

今年30歲的陳小雨畢業於多倫多電影學院電影製作系,2011年開始從事電影創作,曾製作過紀錄片。電影上映前夕,導演陳小雨接受北京青年報專訪,談及電影創作歷程,他感慨道:“我不在意票房數字,更在意這艘‘小船’能跟觀眾在電影院里相遇這件事。”

從來沒有把“真實”當做這部電影的首要目的去刻畫

北青報:很多新人導演的首作都會拍攝與自身生活經驗相關的故事,《乘船而去》的創作靈感取自於你的生活經歷的某個部分嗎?

陳小雨:這個故事與我自己生活的重合度挺高的。我之前是拍紀錄片出身的,對於現實生活會產生一些自覺性的觀察。最早想要去創作,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獲得了一些很特別的生命體驗。當然,這種生命體驗在於,有時候我們在生活當中遇到了某個人,有時候是我們打了個遊戲,或是有時候是我們做的一個夢,而後產生的一種想象。這些都構成了一種生命體驗,它足夠獨特,而我卻無法靠語言去描述,因此才拍成影片去呈現它。

這是一種累積性的生命體驗。比如我的外公在我上四年級的時候去世了,那是第一次如此至親的人離開我,這對我造成了一些衝擊,同時我的家庭也大起大落,我從“富二代”成為了“負二代”。再之後我身邊的很多老人都不斷地離開。後來,我在村子裡面住,也常常參加葬禮,可以說,我很早就見識到了“無常”。我不會忽略“人終有一死”這件事,死亡的“在場性”對我而言一直都很強,我總是會想如何去面對無常。

其實,虛無主義和存在主義只有一線之隔。我想把自己曾經對於意義的追尋,對於家人的感受,對於愛的體會,甚至是對故鄉的探討都放在這個片子裡面,但它不是1:1的復刻生活,而是來源於真實的感受。

北青報:剛才提到了你曾經拍過紀錄片,後來為什麼不繼續拍攝紀錄片了?

陳小雨:在拍紀錄片之前,我就拍過劇情片的微電影,也寫過兩部長篇小說。對我來說,虛構和非虛構,都只是講故事的一種方法。而紀錄片里的故事,有時候太依賴於具體的一種情形,某種具體的社會背景,更適合用紀錄片的方式拍下來。但是有一些故事對我而言,它是有點抽象的,有點象徵性的。雖說《乘船而去》是一部看上去有一定寫實性的電影,但是我從來沒有把“真實”當做這部電影的首要目的去刻畫,我覺得它體現的是帶有象徵性的、寓言式的故事。

而對於紀錄片而言,當我們在記錄故事的時候,有可能這件事情已經發生過了,所以有時在影像上的展現只能停留在口述,因為我們不可能每次都能夠參與到事件的進行時當中,它的敘事時態是完全受限於真實情況的。而虛構的故事有其靈活度,我可以講過去的事情,也可以講未來的事情,我在時態上變得更加自由了。

此外,紀錄片一直有其道德的困境,當我去拍一個人物,去拍他真實的生活,就會涉及別人的隱私。比如哪怕在那個當下,他願意被拍,但可能過了三五年,他就不願意了。這種問題會讓我慢慢地退卻,因為我們在講好一個故事的過程當中,一定是要不斷深入人物內心的。而在虛構的劇本當中,我可以去剖析人物的內心,比如在《乘船而去》中,兒子阿清要抉擇是否尊重母親不願治療的意願,當看到母親主動拉下氧氣面罩,他在那一刻掙扎過要不要幫母親把面罩戴回去。我可以在劇情片裡面深挖人物的情感,但是在紀錄片當中,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而我把它記錄下來,那是會很殘忍的。

想讓觀眾自己看出來這些情節,而不是我直接去告訴觀眾

北青報:影片中的姐弟在醫院的樓梯間中,關於母親是否要繼續接受治療而爭吵不休,這一段的拍攝手法類似於手持攝影,像是偽紀錄片,看起來很真實。

陳小雨:這一對話片段,我們大概拍了七八條吧。每一條的表演方式,以及台詞順序和最後的結尾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的,好像扔骰子一樣。演員們也進入了一個“不知道要怎麼演”的狀態,然後去即興發揮。直到現在,我也解釋不了為什麼那一段我需要他們去即興發揮,可能是我覺得那一衝突在片子裡面算是重要的一個“戲眼”吧。我不希望他們以一種按部就班的方式去呈現,那會失去情感上的真實。

所以,我不希望他們去背台詞,我希望給演員自由度。當給了演員自由度之後,攝影機就很難再用固定機位了,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行動路線是怎麼樣的。我只能採取最靈活的拍攝手法,那就是手持。而且手持攝影有一種呼吸感,比較容易去進行一些“跳切”的剪輯。因為每一條都演得不一樣,所以我在最終剪輯的時候,從每一條裡面都拿出一些片段將它們剪到了一塊。因此,我需要這種呼吸感來給我提供剪輯的切口。

北青報:我能感受到影片中的每個角色的人物小傳都非常豐富,台詞中展現了他們曾經歷的事情,但都是隻言片語,草蛇灰線,為什麼有意如此處理?

陳小雨:我寫劇本的時候,會想讓觀眾看出來一些情節,而不是我直接去告訴觀眾。比如我在麵館里吃面,或者在一些公眾場所聽大家說話,會聽到很多信息。一開始可能只是一男一女在聊天,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但是他們的每句台詞都會透露出來一點,他們到底是同學還是戀人或是朋友、兄妹,我通過他們的這種隻言片語可以拼湊出來對他們的認識。這對我來說,更有一種觀賞性。

在電影中,我們用大量的全景鏡頭,其實也是同樣的邏輯。我們想讓觀眾在參與到故事的時候,有一定自由度。如果我給了觀眾很多特寫的話,那就是我一直在引導觀眾要去看誰的臉,看誰的表情。但是我給了全景鏡頭的時候,觀眾可以自己決定現在要看姐姐說話,還是看舅舅說話,還是看弟弟說話。

北青報:很多觀眾都稱讚了“母親從病床癱到了地上,呼喊着找錢”的畫面,認為這個鏡頭很有趣。你的處理是先在屋子上方俯拍,然後又轉成了極低的機位,通過桌腳構建了一個畫框。這樣的畫面,是如何構思的?

陳小雨:我們先在3d建模軟件裡面去構思的機位和畫面的處理。首先要確定距離,我想要的距離是遠的,我需要體現房子的在場性,要看到他們在房子里跑上跑下。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是一個俯拍鏡頭,我們能夠同時看到上下房間裡面發生的事情。進行到後面的時候,大家跑上跑下的動作已經完成了,而我還是想要全景畫面,因為我不想太近地去觀察這種隱秘的傷痛。那麼,我必須把機位放低,我想把這場戲收在儘可能跟他們平等的一個位置,因此在視角的選擇上,我們基本上已經貼地了。那時候,正好在天井裡面有這個桌椅,貼地之後拍攝全景時,鏡頭自然而然地擺放到了桌腳的位置。我們在3d軟件裡面一看,覺得蠻有意思的。

運用3d建模技術提前預覽,磨刀不誤砍柴工

北青報:《乘船而去》還用到了3d建模技術?

陳小雨:我們用3d建模把拍攝的老房子的大概尺寸都給量了下來,包括東南西北的窗戶是幾米,層高是多高。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在實際布景之前,先在軟件里擺放傢具,包括牆的顏色,看整體的色調搭配,還可以根據它的空間結構,提前去預覽想要達到的構圖和機位。這個預覽會節省很多現場的時間,因為人手非常有限,如果我沒想好,可能就覺得床要擺在那兒,桌子要擺在這兒,弄了一通回來之後,發現不好看,還要再去改。這對小製作而言,很耗費成本。提前做3d建模,會有種磨刀不誤砍柴工的感覺。

北青報:3d建模是否是當下劇組中很常使用的技術?

陳小雨:對於科幻片的製作來講,是挺常見的,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想象的特效合成的一些場景,所以他們會先把這種場景的模型前置做起來。而像家庭片這樣的現代電影中,是很少有劇組會去做3d建模工作。

這項技術的運用,也讓我們感到很驕傲。我們可以通過這種現代技術,去幫助我們完成一件原本難以實現的事情。

北青報:電影中的老屋子是你們村子裡的嗎?

陳小雨:這是我外婆的老房子。外婆在這座老房子前面建了新樓,老房子已經很久都不住了,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是租給外地的廠工做宿舍。因為我們要拍攝,所以他們提前把房子騰了出來。但是由於長期都沒有好好地打理和維護,它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很殘破的狀態,我們提前一個月去做了修復和布景,才讓它看上去像有人居住的地方。

整部片子的取景都在我的老家——浙江德清。片中的地點都是我平時吃完飯,就可以去走路散步到的地方。

在製作過程當中,不斷地產生溫暖瞬間

北青報:你給自己的一個標籤是“返鄉青年”,你是什麼時候回去的?

陳小雨:我大概是2015年回到老家居住,之後在2016年去多倫多電影學院進修學習了一年半。因為那時我覺得自己在技術上有很大的瓶頸,我想更完整地學習電影工業化流程的內容,查漏補缺。但是從2015年到現在,主要都是在村子裡面的家裡生活,但不是電影裡面拍的家,是在隔壁村子。

北青報:那麼,肯定有一些街坊鄰居給你當群演吧?

陳小雨:是的。片中的村坊鄰居基本上都是當地村民,是老鄉親。在3月31日,在德清做故鄉首映的時候,我把他們都邀請過來了,我覺得蠻有意思的。那天儘管很忙,我還是自己開車去村子裡面,把他們接到縣城裡面去看電影,然後帶他們一起去吃了個飯。

這樣一來,我覺得好像這件事情,變得更有意義了。這不僅是說我做了一個電影,它是電影市場當中的一個商品的感覺,而是在這個製作的過程當中,它不斷地產生像這種溫暖的瞬間。而且若不是因為這部電影,他們是根本不會參與到電影世界當中的人,大家通過這一緣分,跟電影之間發生了關聯,發生了化學反應。

北青報:他們第一次演電影,肯定會緊張的。

陳小雨:他們會特別的緊張,所以一方面要演很多次,在面對素人演員的時候,條數肯定會多起來,他們需要一定的時間適應和練習;另一方面,我們會把攝影機儘可能地拉遠,減少攝影機的攻擊性,讓他們不要太注意到我們在拍攝。但是還是沒辦法,畢竟現場還有錄音師,還有燈光,所有的這一切都會讓他們知道這是拍電影。好在拍了幾次之後,他們習慣了這種節奏。甚至有別的老鄉親來加入新戲的時候,剛拍了兩條,他們就說:“還沒好啊,我要回去燒飯了。”之前演過的那些老鄉親反而會勸說:“拍電影哪有這麼簡單,要拍很多條的,在這好好待着吧。”

勸退了很多投資人,最後找到了190萬元的投資

北青報:製片人黃帆提到這部電影總共找來了190萬元的投資,找投資的過程難嗎?

陳小雨: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想讓別人的錢打水漂,也不希望大家抱着一個不切實際的期待來投資這部電影。所以,找投資的過程很不順利,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自己的這套標準造成的,我們勸退了很多投資人。他們一開始可能對影視行業不是很了解,有一種盲目的期待。但是如果我們不管後果的話,是可以直接拿到這個投資就開拍了,但其實我們做了很仔細的市場分析,告訴他們現在文藝片的市場是怎樣的,列舉了過去幾年關於家庭故事的電影,新人導演拍的票房成績是如何的,以及列出了詳細的預算構成和回賬的方式,告知了他們這件事的風險。所以,我們最後找到的190萬元,總共是五位投資人投資的。

我把認為能夠拿出超過10萬塊錢,還不至於影響他們生活方式的人基本上都問了個遍。不過,大家投資這部電影,更多的還是基於這麼多年來對各自的信任,這是第一點。然後,他們也確實有情懷,想做一部這樣的電影。

這部影片入圍了2023年金雞百花電影節國產新片展的時候,其中一個投資人剛好在廈門,他跟我說:“好爽啊!我要跟我老婆炫耀,我投了一部電影,還進了金雞獎。”他就覺得很滿足,我說,盡量回本。

北青報:入圍了電影節,電影圈的前輩們會給你一些指導意見嗎?

陳小雨:他們給的意見都還是很具體的。只不過,我是一個大量收集意見的人,當採集到意見之後,我還要去具體地甄別。這種大量收集具體體現在我不會在剪輯階段就給某位老師發過去看,因為這樣可能永遠得不到回復,他們也很忙的。所以我都是帶着剪好的片子去北京,當面放給他們看,然後才去要到這些反饋。然而每一個反饋,幾乎都會有另一個完全相反的反饋。每一個人意見都不一樣,有非常多的相左的意見產生。於是我在中間一度陷入了迷茫,到底誰說的是對的,誰說的是好的呢。

好的一點是,我自己就是那個剪輯師,所以不怕改。我剪出了許多變體版本,然後再去看,最終的判斷還是要回歸自己的直覺。要不然,整個片子沒有一個人的統一直覺去做把控,做出來的成片肯定會是一個四不像的東西。

北青報:刪掉了很多嗎?

陳小雨:大概刪減了50分鐘。因為之前我有寫小說的習慣,小說比較自由,沒有太多篇幅的限制,可以充分地展開每一條線。但當我製作電影的時候,對於導演而言,時長是最難把控的事情。

我一開始以為,把所有的戲拍完就是90至100分鐘,結果拍完之後是150分鐘,這是相當長的一個體量了。讓觀眾在故事中持續兩個半小時的觀感,肯定會感覺很拖沓。我只能去收緊它,就像修剪盆栽一樣,把那些旁枝末節剪掉,留它最主要的主幹。

更在意《乘船而去》這艘“小船”,能跟觀眾在電影院里相遇

北青報:我看到你在這兩天發過一條微博是:“比評分、獎項、票房更重要的,是拍電影和看電影這兩個行為。”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感慨?

陳小雨:一部作品的票房好壞、評價高低,都有很多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導演的水平、遇到的製作團隊和得到的資源,以及當下的眼界,這些因素全部湊在一起,構成了這部片子,當它面對這個市場的時候,會有不同的反響。因為市場有其自身的起伏,有時候文藝片的市場好一些,有時候差一些。去電影節的時候也會遇到不同的品味,所以我其實是無法左右這些東西的,無法去左右這部片子走出來,到底它會被大家認為是一部好片還是爛片,我都不知道。

如果說我的心思裡面裝的全是這些內容的話,我在做這部電影的那個當下,根本無法單純地進入到創作思維中,心思就會變雜。我認為,在拍攝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去想任何這些東西,只要好好地在當下盡我所能去把一部電影拍好,要享受那個過程。當拍完了這部電影,它真正變成一部電影的時候,我又回到一個觀眾的視角,可以去好好地看一部電影。在這個時候,我什麼都不想。

其實,這些天路演的行程真的很忙,每天不斷地坐高鐵去別的城市,我根本排不出時間去看別人的電影。但是,我真的很想看萬瑪才旦導演的《雪豹》,前幾天我們做完無錫站的路演之後,想要去另外一個影城看《雪豹》,買了23:40的票,可能看完之後是凌晨一兩點了。結果做完路演之後發現,做路演的影城知道我們想看,於是臨時排了一場《雪豹》。最後,我們就在同一個影院的同一影廳觀看了《雪豹》。

這種感覺特別獨特和神奇,就是我剛剛在這裡以導演的身份做完映後,又作為一名觀眾,坐在觀眾席上面,去觀看一部電影。更特別的是,這部電影的導演是曾經對我做出過那麼多細心和關鍵指導的老師。就在那個當下,我不會去想所有的這些事情,所有的東西都拋之腦後,只是簡單的燈光一亮,屏幕一亮,燈光再一暗,就一頭扎進那個故事裡面,認真享受這一兩個小時作為觀眾的時光。

所以,我覺得拍電影和看電影都是兩個很專註的行為,非常之單純的行為。而至於獎項、評分、票房等所有那些外在的事情,都是圍繞在電影之外東西,我們追逐不了它們。

北青報:4月份有非常多的影片登上院線,你對票房會有期待嗎?

陳小雨:我們已經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很多觀眾看過路演之後,自發為我們宣傳。作為一部文藝片,更有“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的支持,得到了很多的排片場次。我原本是沒有壓力的,但我不想辜負大家對我們的幫助。我只是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匹配上大家的熱情支持,我們還在努力。雖然我們的聲音可能很小,但是我還在不斷地叫喊着讓大家去看這部影片。

更多的是,我希望去建立在電影院里觀看電影的這種最單純的行為,希望《乘船而去》能夠在電影院裡面遇見更多的觀眾。於我而言,我在意的不是票房數字,而是《乘船而去》的這艘“小船”能夠跟觀眾在電影院里相遇這件事情,更在意一場又一場地看電影的行為本身產生的心靈連接,更在意我們的電影能夠在別人的心裡喚起什麼樣的情感。

文/本報記者韓世容供圖/《乘船而去》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