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電影評分、獎項、票房更重要的是拍電影和看電影

導演陳小雨

我要拍一部電影，記住故鄉，記住外婆，記住在路上尋找家的每一個疲憊的靈魂，記住他們的勇氣，以及我們所需要的寬慰。——陳小雨電影創作談《家在哪裡？我一度無法回答》

電影《乘船而去》於4月12日上映，講述了獨自生活在運河邊農村的老太太周瑾突然被確診腦瘤，漂在外地的子女不得不回鄉照顧。大女兒蘇念真在上海經營留學諮詢機構，正在經歷第二次離婚，她堅持要給母親最好的治療；小兒子蘇念清是個四處漂泊的導遊，他支持母親放下，接受無常。在死亡面前，周瑾尋找着精神的歸宿，蘇念真和蘇念清在不斷發現母親秘密的同時，正與故鄉失去最後的連接。

這是新人導演陳小雨自編自導的首部電影長片，一經放映，豆瓣評分便不斷增至目前8.3分的好評。該片曾入圍第17屆first影展主競賽，也是2023年金雞百花電影節國產新片展入圍影片，陳小雨還憑藉該片獲得第2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最佳編劇獎。

今年30歲的陳小雨畢業於多倫多電影學院電影製作系，2011年開始從事電影創作，曾製作過紀錄片。電影上映前夕，導演陳小雨接受北京青年報專訪，談及電影創作歷程，他感慨道：“我不在意票房數字，更在意這艘‘小船’能跟觀眾在電影院里相遇這件事。”

從來沒有把“真實”當做這部電影的首要目的去刻畫

北青報：很多新人導演的首作都會拍攝與自身生活經驗相關的故事，《乘船而去》的創作靈感取自於你的生活經歷的某個部分嗎？

陳小雨：這個故事與我自己生活的重合度挺高的。我之前是拍紀錄片出身的，對於現實生活會產生一些自覺性的觀察。最早想要去創作，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獲得了一些很特別的生命體驗。當然，這種生命體驗在於，有時候我們在生活當中遇到了某個人，有時候是我們打了個遊戲，或是有時候是我們做的一個夢，而後產生的一種想象。這些都構成了一種生命體驗，它足夠獨特，而我卻無法靠語言去描述，因此才拍成影片去呈現它。

這是一種累積性的生命體驗。比如我的外公在我上四年級的時候去世了，那是第一次如此至親的人離開我，這對我造成了一些衝擊，同時我的家庭也大起大落，我從“富二代”成為了“負二代”。再之後我身邊的很多老人都不斷地離開。後來，我在村子裡面住，也常常參加葬禮，可以說，我很早就見識到了“無常”。我不會忽略“人終有一死”這件事，死亡的“在場性”對我而言一直都很強，我總是會想如何去面對無常。

其實，虛無主義和存在主義只有一線之隔。我想把自己曾經對於意義的追尋，對於家人的感受，對於愛的體會，甚至是對故鄉的探討都放在這個片子裡面，但它不是1:1的復刻生活，而是來源於真實的感受。

北青報：剛才提到了你曾經拍過紀錄片，後來為什麼不繼續拍攝紀錄片了？

陳小雨：在拍紀錄片之前，我就拍過劇情片的微電影，也寫過兩部長篇小說。對我來說，虛構和非虛構，都只是講故事的一種方法。而紀錄片里的故事，有時候太依賴於具體的一種情形，某種具體的社會背景，更適合用紀錄片的方式拍下來。但是有一些故事對我而言，它是有點抽象的，有點象徵性的。雖說《乘船而去》是一部看上去有一定寫實性的電影，但是我從來沒有把“真實”當做這部電影的首要目的去刻畫，我覺得它體現的是帶有象徵性的、寓言式的故事。

而對於紀錄片而言，當我們在記錄故事的時候，有可能這件事情已經發生過了，所以有時在影像上的展現只能停留在口述，因為我們不可能每次都能夠參與到事件的進行時當中，它的敘事時態是完全受限於真實情況的。而虛構的故事有其靈活度，我可以講過去的事情，也可以講未來的事情，我在時態上變得更加自由了。

此外，紀錄片一直有其道德的困境，當我去拍一個人物，去拍他真實的生活，就會涉及別人的隱私。比如哪怕在那個當下，他願意被拍，但可能過了三五年，他就不願意了。這種問題會讓我慢慢地退卻，因為我們在講好一個故事的過程當中，一定是要不斷深入人物內心的。而在虛構的劇本當中，我可以去剖析人物的內心，比如在《乘船而去》中，兒子阿清要抉擇是否尊重母親不願治療的意願，當看到母親主動拉下氧氣面罩，他在那一刻掙扎過要不要幫母親把面罩戴回去。我可以在劇情片裡面深挖人物的情感，但是在紀錄片當中，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而我把它記錄下來，那是會很殘忍的。

想讓觀眾自己看出來這些情節，而不是我直接去告訴觀眾

北青報：影片中的姐弟在醫院的樓梯間中，關於母親是否要繼續接受治療而爭吵不休，這一段的拍攝手法類似於手持攝影，像是偽紀錄片，看起來很真實。

陳小雨：這一對話片段，我們大概拍了七八條吧。每一條的表演方式，以及台詞順序和最後的結尾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的，好像扔骰子一樣。演員們也進入了一個“不知道要怎麼演”的狀態，然後去即興發揮。直到現在，我也解釋不了為什麼那一段我需要他們去即興發揮，可能是我覺得那一衝突在片子裡面算是重要的一個“戲眼”吧。我不希望他們以一種按部就班的方式去呈現，那會失去情感上的真實。

所以，我不希望他們去背台詞，我希望給演員自由度。當給了演員自由度之後，攝影機就很難再用固定機位了，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行動路線是怎麼樣的。我只能採取最靈活的拍攝手法，那就是手持。而且手持攝影有一種呼吸感，比較容易去進行一些“跳切”的剪輯。因為每一條都演得不一樣，所以我在最終剪輯的時候，從每一條裡面都拿出一些片段將它們剪到了一塊。因此，我需要這種呼吸感來給我提供剪輯的切口。

北青報：我能感受到影片中的每個角色的人物小傳都非常豐富，台詞中展現了他們曾經歷的事情，但都是隻言片語，草蛇灰線，為什麼有意如此處理？

陳小雨：我寫劇本的時候，會想讓觀眾看出來一些情節，而不是我直接去告訴觀眾。比如我在麵館里吃面，或者在一些公眾場所聽大家說話，會聽到很多信息。一開始可能只是一男一女在聊天，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但是他們的每句台詞都會透露出來一點，他們到底是同學還是戀人或是朋友、兄妹，我通過他們的這種隻言片語可以拼湊出來對他們的認識。這對我來說，更有一種觀賞性。

在電影中，我們用大量的全景鏡頭，其實也是同樣的邏輯。我們想讓觀眾在參與到故事的時候，有一定自由度。如果我給了觀眾很多特寫的話，那就是我一直在引導觀眾要去看誰的臉，看誰的表情。但是我給了全景鏡頭的時候，觀眾可以自己決定現在要看姐姐說話，還是看舅舅說話，還是看弟弟說話。

北青報：很多觀眾都稱讚了“母親從病床癱到了地上，呼喊着找錢”的畫面，認為這個鏡頭很有趣。你的處理是先在屋子上方俯拍，然後又轉成了極低的機位，通過桌腳構建了一個畫框。這樣的畫面，是如何構思的？

陳小雨：我們先在3d建模軟件裡面去構思的機位和畫面的處理。首先要確定距離，我想要的距離是遠的，我需要體現房子的在場性，要看到他們在房子里跑上跑下。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是一個俯拍鏡頭，我們能夠同時看到上下房間裡面發生的事情。進行到後面的時候，大家跑上跑下的動作已經完成了，而我還是想要全景畫面，因為我不想太近地去觀察這種隱秘的傷痛。那麼，我必須把機位放低，我想把這場戲收在儘可能跟他們平等的一個位置，因此在視角的選擇上，我們基本上已經貼地了。那時候，正好在天井裡面有這個桌椅，貼地之後拍攝全景時，鏡頭自然而然地擺放到了桌腳的位置。我們在3d軟件裡面一看，覺得蠻有意思的。

運用3d建模技術提前預覽，磨刀不誤砍柴工

北青報：《乘船而去》還用到了3d建模技術？

陳小雨：我們用3d建模把拍攝的老房子的大概尺寸都給量了下來，包括東南西北的窗戶是幾米，層高是多高。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在實際布景之前，先在軟件里擺放傢具，包括牆的顏色，看整體的色調搭配，還可以根據它的空間結構，提前去預覽想要達到的構圖和機位。這個預覽會節省很多現場的時間，因為人手非常有限，如果我沒想好，可能就覺得床要擺在那兒，桌子要擺在這兒，弄了一通回來之後，發現不好看，還要再去改。這對小製作而言，很耗費成本。提前做3d建模，會有種磨刀不誤砍柴工的感覺。

北青報：3d建模是否是當下劇組中很常使用的技術？

陳小雨：對於科幻片的製作來講，是挺常見的，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想象的特效合成的一些場景，所以他們會先把這種場景的模型前置做起來。而像家庭片這樣的現代電影中，是很少有劇組會去做3d建模工作。

這項技術的運用，也讓我們感到很驕傲。我們可以通過這種現代技術，去幫助我們完成一件原本難以實現的事情。

北青報：電影中的老屋子是你們村子裡的嗎？

陳小雨：這是我外婆的老房子。外婆在這座老房子前面建了新樓，老房子已經很久都不住了，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是租給外地的廠工做宿舍。因為我們要拍攝，所以他們提前把房子騰了出來。但是由於長期都沒有好好地打理和維護，它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很殘破的狀態，我們提前一個月去做了修復和布景，才讓它看上去像有人居住的地方。

整部片子的取景都在我的老家——浙江德清。片中的地點都是我平時吃完飯，就可以去走路散步到的地方。

在製作過程當中，不斷地產生溫暖瞬間

北青報：你給自己的一個標籤是“返鄉青年”，你是什麼時候回去的？

陳小雨：我大概是2015年回到老家居住，之後在2016年去多倫多電影學院進修學習了一年半。因為那時我覺得自己在技術上有很大的瓶頸，我想更完整地學習電影工業化流程的內容，查漏補缺。但是從2015年到現在，主要都是在村子裡面的家裡生活，但不是電影裡面拍的家，是在隔壁村子。

北青報：那麼，肯定有一些街坊鄰居給你當群演吧？

陳小雨：是的。片中的村坊鄰居基本上都是當地村民，是老鄉親。在3月31日，在德清做故鄉首映的時候，我把他們都邀請過來了，我覺得蠻有意思的。那天儘管很忙，我還是自己開車去村子裡面，把他們接到縣城裡面去看電影，然後帶他們一起去吃了個飯。

這樣一來，我覺得好像這件事情，變得更有意義了。這不僅是說我做了一個電影，它是電影市場當中的一個商品的感覺，而是在這個製作的過程當中，它不斷地產生像這種溫暖的瞬間。而且若不是因為這部電影，他們是根本不會參與到電影世界當中的人，大家通過這一緣分，跟電影之間發生了關聯，發生了化學反應。

北青報：他們第一次演電影，肯定會緊張的。

陳小雨：他們會特別的緊張，所以一方面要演很多次，在面對素人演員的時候，條數肯定會多起來，他們需要一定的時間適應和練習；另一方面，我們會把攝影機儘可能地拉遠，減少攝影機的攻擊性，讓他們不要太注意到我們在拍攝。但是還是沒辦法，畢竟現場還有錄音師，還有燈光，所有的這一切都會讓他們知道這是拍電影。好在拍了幾次之後，他們習慣了這種節奏。甚至有別的老鄉親來加入新戲的時候，剛拍了兩條，他們就說：“還沒好啊，我要回去燒飯了。”之前演過的那些老鄉親反而會勸說：“拍電影哪有這麼簡單，要拍很多條的，在這好好待着吧。”

勸退了很多投資人，最後找到了190萬元的投資

北青報：製片人黃帆提到這部電影總共找來了190萬元的投資，找投資的過程難嗎？

陳小雨：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想讓別人的錢打水漂，也不希望大家抱着一個不切實際的期待來投資這部電影。所以，找投資的過程很不順利，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自己的這套標準造成的，我們勸退了很多投資人。他們一開始可能對影視行業不是很了解，有一種盲目的期待。但是如果我們不管後果的話，是可以直接拿到這個投資就開拍了，但其實我們做了很仔細的市場分析，告訴他們現在文藝片的市場是怎樣的，列舉了過去幾年關於家庭故事的電影，新人導演拍的票房成績是如何的，以及列出了詳細的預算構成和回賬的方式，告知了他們這件事的風險。所以，我們最後找到的190萬元，總共是五位投資人投資的。

我把認為能夠拿出超過10萬塊錢，還不至於影響他們生活方式的人基本上都問了個遍。不過，大家投資這部電影，更多的還是基於這麼多年來對各自的信任，這是第一點。然後，他們也確實有情懷，想做一部這樣的電影。

這部影片入圍了2023年金雞百花電影節國產新片展的時候，其中一個投資人剛好在廈門，他跟我說：“好爽啊！我要跟我老婆炫耀，我投了一部電影，還進了金雞獎。”他就覺得很滿足，我說，盡量回本。

北青報：入圍了電影節，電影圈的前輩們會給你一些指導意見嗎？

陳小雨：他們給的意見都還是很具體的。只不過，我是一個大量收集意見的人，當採集到意見之後，我還要去具體地甄別。這種大量收集具體體現在我不會在剪輯階段就給某位老師發過去看，因為這樣可能永遠得不到回復，他們也很忙的。所以我都是帶着剪好的片子去北京，當面放給他們看，然後才去要到這些反饋。然而每一個反饋，幾乎都會有另一個完全相反的反饋。每一個人意見都不一樣，有非常多的相左的意見產生。於是我在中間一度陷入了迷茫，到底誰說的是對的，誰說的是好的呢。

好的一點是，我自己就是那個剪輯師，所以不怕改。我剪出了許多變體版本，然後再去看，最終的判斷還是要回歸自己的直覺。要不然，整個片子沒有一個人的統一直覺去做把控，做出來的成片肯定會是一個四不像的東西。

北青報：刪掉了很多嗎？

陳小雨：大概刪減了50分鐘。因為之前我有寫小說的習慣，小說比較自由，沒有太多篇幅的限制，可以充分地展開每一條線。但當我製作電影的時候，對於導演而言，時長是最難把控的事情。

我一開始以為，把所有的戲拍完就是90至100分鐘，結果拍完之後是150分鐘，這是相當長的一個體量了。讓觀眾在故事中持續兩個半小時的觀感，肯定會感覺很拖沓。我只能去收緊它，就像修剪盆栽一樣，把那些旁枝末節剪掉，留它最主要的主幹。

更在意《乘船而去》這艘“小船”，能跟觀眾在電影院里相遇

北青報：我看到你在這兩天發過一條微博是：“比評分、獎項、票房更重要的，是拍電影和看電影這兩個行為。”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感慨？

陳小雨：一部作品的票房好壞、評價高低，都有很多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導演的水平、遇到的製作團隊和得到的資源，以及當下的眼界，這些因素全部湊在一起，構成了這部片子，當它面對這個市場的時候，會有不同的反響。因為市場有其自身的起伏，有時候文藝片的市場好一些，有時候差一些。去電影節的時候也會遇到不同的品味，所以我其實是無法左右這些東西的，無法去左右這部片子走出來，到底它會被大家認為是一部好片還是爛片，我都不知道。

如果說我的心思裡面裝的全是這些內容的話，我在做這部電影的那個當下，根本無法單純地進入到創作思維中，心思就會變雜。我認為，在拍攝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去想任何這些東西，只要好好地在當下盡我所能去把一部電影拍好，要享受那個過程。當拍完了這部電影，它真正變成一部電影的時候，我又回到一個觀眾的視角，可以去好好地看一部電影。在這個時候，我什麼都不想。

其實，這些天路演的行程真的很忙，每天不斷地坐高鐵去別的城市，我根本排不出時間去看別人的電影。但是，我真的很想看萬瑪才旦導演的《雪豹》，前幾天我們做完無錫站的路演之後，想要去另外一個影城看《雪豹》，買了23:40的票，可能看完之後是凌晨一兩點了。結果做完路演之後發現，做路演的影城知道我們想看，於是臨時排了一場《雪豹》。最後，我們就在同一個影院的同一影廳觀看了《雪豹》。

這種感覺特別獨特和神奇，就是我剛剛在這裡以導演的身份做完映後，又作為一名觀眾，坐在觀眾席上面，去觀看一部電影。更特別的是，這部電影的導演是曾經對我做出過那麼多細心和關鍵指導的老師。就在那個當下，我不會去想所有的這些事情，所有的東西都拋之腦後，只是簡單的燈光一亮，屏幕一亮，燈光再一暗，就一頭扎進那個故事裡面，認真享受這一兩個小時作為觀眾的時光。

所以，我覺得拍電影和看電影都是兩個很專註的行為，非常之單純的行為。而至於獎項、評分、票房等所有那些外在的事情，都是圍繞在電影之外東西，我們追逐不了它們。

北青報：4月份有非常多的影片登上院線，你對票房會有期待嗎？

陳小雨：我們已經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很多觀眾看過路演之後，自發為我們宣傳。作為一部文藝片，更有“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的支持，得到了很多的排片場次。我原本是沒有壓力的，但我不想辜負大家對我們的幫助。我只是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匹配上大家的熱情支持，我們還在努力。雖然我們的聲音可能很小，但是我還在不斷地叫喊着讓大家去看這部影片。

更多的是，我希望去建立在電影院里觀看電影的這種最單純的行為，希望《乘船而去》能夠在電影院裡面遇見更多的觀眾。於我而言，我在意的不是票房數字，而是《乘船而去》的這艘“小船”能夠跟觀眾在電影院里相遇這件事情，更在意一場又一場地看電影的行為本身產生的心靈連接，更在意我們的電影能夠在別人的心裡喚起什麼樣的情感。

文/本報記者韓世容供圖/《乘船而去》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