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似乎越來越吵了。劇烈變動的時代，不斷刺激着人們的神經。試圖探討社會議題的影視作品，也將面臨不可知的輿論風險。
最近，第60屆金馬影展熱門電影《老狐狸》上線。它無比契合當下，卻也有些“不合時宜”。原因在於，創作者既沒有為了規避風險收斂表達鋒芒，也沒有為了順應潮流煽動社會情緒。更可貴的一點是，這部電影具有一種“繁體字般”的氣質。
本文含劇透，請酌情閱讀
01.
劇變時代的貧富相對論
《老狐狸》截取了一段特殊的時代樣本，作為故事發生的舞台。那是人們開始相信“財富與努力不成正比”的時代，解嚴後的台灣迎來前所未有的股市泡沫，股票指數在三年時間裡飆漲12倍。搭上快車的人盆滿缽滿，故事的主角廖家父子，卻是後知後覺。
他們相信涓涓細流終匯成海，因此願意把三年分拆成1095天，倒數着理想生活兌現的時刻。為了開一間媽媽生前憧憬的理髮店，他們每一天都要竭盡全力地賺錢和省錢。
父親廖泰來一邊在豪華餐廳做接待，一邊踩縫紉機補貼家用。兒子廖界也在認真貫徹着父親的生活智慧，比如洗完澡立馬關掉熱水器，才不會浪費瓦斯；讓水龍頭慢慢滴水，水表就不會走數。
等他們發現什麼東西的價格都水漲船高，不管再怎麼努力攢錢，還是變得比以前更窮了。他們依然湊不出理髮店的首付，連盼頭也越來越遙遙無期。攢錢在毫釐之間，貧富差距卻在千里之外。11歲少年對此的嗅覺，似乎格外靈敏。
一條顏色更淺的校服褲子，會成為廖界被同學霸凌的理由。因為那是廖泰來做的，而不是從學校買的。這背後代表着什麼，廖界的同學一清二楚。而廖界在遭受霸凌之後，坐上了房東“老狐狸”的豪車，更強烈地感受到了絕對的財富意味着什麼。
絕對的財富意味着“信息差”。“老狐狸”靠“信息差”發家，與隨波逐流的投機者相比，他更早地抓住了時代的風口，並且有預見地把金錢置換成資本，實現了所謂的階層躍升。
“信息差”又意味着權力，用“老狐狸”的話說，是“不知道輸給知道”。在電影中，單面鏡的意象出現了好幾次。單面鏡裡面的人看得到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卻看不到裡面的人。
就像“老狐狸”知道廖界的名字和家庭住址，可廖界對他一無所知，廖泰來也只知道他姓謝。因為“老狐狸”是房東，廖家父子是租客。就像“老狐狸”知道在倉庫偷情的女工害怕事情敗露，可女工不知道倉庫里有監控。因為“老狐狸”是僱傭者，女工是被僱傭者。
當廖界從“老狐狸”那裡知道，女工就是霸凌他的同學的媽媽，也就見證了一座權力金字塔的誕生。這座金字塔直觀地反映在電影的物理空間中，“老狐狸”住在山上的富人區，視野寬敞又居高臨下。山下則是鱗次櫛比的出租屋，住着憑運氣賺快錢和憑努力賺慢錢的人。
“老狐狸”相信權力規則：“不平等是地圖，清清楚楚幫我們指出贏的方向。”在他看來，權力的結構恆常不變，下位者要想贏，只能變成上位者。然而正如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財富，權力的金字塔也沒有塔尖。
“老狐狸”有時也會從“謝老闆”降格成“小謝”，因為他的上面還有人，上面的上面也還有人。單憑財富釋放的權力有限，權力的屬性和分類其實非常多元。這樣下去，人與人互相傾軋的遊戲將永遠沒有盡頭。
02.
把階層化作一條河流
許多聚焦階層與權力議題的影視作品，都以一座硬邦邦的金字塔收尾，故事裡的人們最終不是相互毀滅就是自我毀滅。所幸，《老狐狸》的探討沒有止步於此，它把階層化作一條河流，“老狐狸”是渡河而過的人。權力的結構仍在，但變成了流動的，也就為反思和想象留出了餘地。
“老狐狸”的人物塑造可圈可點，他成長於困苦的日據時期，受惠於急劇的現代化轉型。一朝實現階層躍升後，他的身上殘留着舊日無法抹去的烙印。最明顯的是他的穿着，他總穿日據時期流行的三件式西裝，戴巴拿馬帽。那是他在整個窮困的少年時期，對富人的全部仰望。
他需要遮掩掉那些屬於窮人的烙印，為此分裂出了人前人後兩幅面孔。人前吃豪華餐廳，人後吃路邊攤的燒仙草；人前抽彰顯身份的雪茄，人後抽便宜的新樂園香煙；人前開豪華轎跑，人後住垃圾回收廠。
這何嘗不是一種被時代馴化而有些扭曲變形的姿態。“老狐狸”努力包裝着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堅決和過去的階層劃清界限，背後卻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根本原因還是那句話，“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階層流動與否，似乎並非取決於個人的努力，而是當下的社會機制對個人的影響。弱小的個人無力與不斷發生劇變的社會機制對抗，只好自欺地把無常的生存壓力轉嫁給他人。《我們從未中產過》一書，描述了這種幽微的心理：
“隨着時間的流逝，他人——有時正是我們被迫去比拼收入、比拼資源的那群人——會因為缺少我們所擁有的東西而不得不花費更多。我們還寬慰自己，一旦財產價值崩潰，將首先擊垮那些資源更匱乏的人，他們的屍體會緩衝我們受到的衝擊。”
與之相伴的，是價值觀的混亂和衝撞。“老狐狸”同樣自欺地把成功和善良對立起來，他說在乎別人感受的人是失敗者，成功者不應該有同理心。導演蕭雅全用流動的鏡像，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的把戲。
電影中廖界就是“老狐狸”的鏡像，準確一點說，是“老狐狸”年少時的鏡像。根據拉康的鏡像理論，人常常會把鏡子中虛構的自我當作真實的自我。
“老狐狸”一開始主動跟廖界搭訕，不只因為他們年少的處境相似，更因為他覺得廖界也渴望成功。“老狐狸”專門做過一次驗證實驗，開轎跑載着廖界從霸凌他的同學面前經過，然後問廖界爽不爽。得到廖界的肯定答覆後，他欣喜地確認廖界就是他。
但廖界也做了一次反向實驗，他用一首來自舊日的歌曲帶“老狐狸”穿越回去，然後告訴他“我不是你”。現在虛構的自我和過去真實的自我，在“老狐狸”的眼前不斷閃現着，逼迫他看到自身的矛盾。
“老狐狸”其實有同理心，從他願意給股市崩盤後自殺的租客上香，可見一斑。只是每當同理心升起，他都強迫自己壓制下去，以喝冰水和閉眼默念“干我屁事”的方式。就像許多人其實痛恨不平等，但對權力結構和社會機制無可奈何，只好認命似的說“現在的社會就是這樣”。
03.
憤怒不是答案
導演蕭雅全不甘心，他沒有辦法對孩子講出這句話。於是他透過《老狐狸》拷問現在的大人：你希望未來是怎樣的世界？
在當下提出這樣的問題，需要勇氣。《寄生蟲》《小丑》《黑暗榮耀》等火爆全球的影視作品，幾乎都避開了提問，只對蔓延的社會情緒因勢利導。但如電影研究者戴錦華所說，“無名的憤怒、衝天的戾氣、無端的暴力”不是問題的答案。
蕭雅全透過“老狐狸”的角色嘗試回答：起碼不應該是把善良當弱點的世界。也許蕭雅全相信，對不平等的痛恨，本身就包裹着善良。這讓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簡稱陀氏）的代表作《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大人對孩子的勸誡：
“我們以後也許會成為惡人，甚至無力剋制自己去做壞事，嘲笑人們為別人的苦難所流的眼淚，惡毒地取笑那些喊出‘我要為全人類受苦’的人。但只要我們一想到我們曾經有過怎樣的善意、怎樣的友愛，就算最惡毒的人，也不敢在內心裡對自己曾經有過的善念加以嘲笑。不但如此，也許正是這一個回憶會阻止他做出更大的壞事。
即使他要嘲笑自己，這也不要緊，人經常會取笑善良和美好的東西，這只是因為輕浮淺薄。但是，我要告訴你們，他剛一嘲笑，心裡立刻就會說：不，我這樣嘲笑是很壞的，因為這是不能嘲笑的！”
陀氏認為，弱肉強食的作惡的自由不會長久，因為它是對自由的侵犯和毀滅，是虛假的自由。而善良是人自發的道德天賦，因為它是非理性的。現代社會瓦解了太多非理性的東西，急匆匆地用理性的東西取而代之，同時又急匆匆地證明它們靠不住。
譬如，技術的發展迭代讓人類越來越原子化，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技術理性疊加到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之上後，不同階層的人都難逃被異化為機器的命運。它們都無法導向“真實的人類幸福和真正的自由”。
從某種意義上講，《老狐狸》所做的事情，是在劇烈變動的現代社會，尋回善良這個失落的信仰。父親廖泰來的角色，可以看作信仰的象徵。
電影中有一個相當極致的例子，廖界在醫院出生那天，“老狐狸”的母親在同一家醫院去世。興高采烈的廖泰來敏銳地察覺到周圍有傷心人，很快收起了笑意，“他不希望自己的開心刺傷別人”。
兒子廖界的角色象徵著未來，一種選擇善良的可能性。面對曾經霸凌他的同學，他選擇用“老狐狸”提供的“信息差”自保，而不是用同學媽媽的私隱羞辱報復，還不忘隱晦地提醒她倉庫有監控。
導演蕭雅全並不是天真地相信善良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只是把善良看作生物學上的突變。社會問題會不斷複製，但也會產生萬分之一的突變，有突變就有改變的可能。人活一世，能決定的事情不多，但至少可以決定選擇的積極性。
那就選擇善良吧。“我們首先應該善良，其次要誠實，再次是永遠不要相互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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