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今日，“新派武俠”早便算不得新了，對當年的諸位作家，已都大抵蓋棺定論。或許就如武俠小說里最喜排座次、論英雄，將武林人士按照武功高低又或俠名惡名排個一二三四，並稱某某；讀者們對於武俠作者也是這般。若提及，當然人人都會第一個想到金庸，其次則是金庸古龍合稱，再往後，便是包含梁羽生的“三大宗師”或“金古梁溫”。由此看來，梁羽生在“新派武俠”的脈絡中自是最重要的幾人之一，只是時至今日，卻逐漸被人忽略。
但在“新派武俠”興起時，金、梁兩位同歲之人多被相提並論。今逢兩人百歲誕辰，於傳統武俠題材“沒落”的當下，重新回顧二人生平創作與後世影響，或可探究其緣由並總結些許結論：金庸盛名何以持久不衰，而梁羽生卻為何漸漸無人問津，而他是否又有遺落的價值值得重新挖掘？
這些問題在今日依舊重要。如學者宋偉傑所指出的那樣，之所以在羅蘭·巴特宣稱“作者已死”的同時期，中國的武俠小說依舊歸附於幾個作者的名字之下，完成福柯意義上“英雄的故事讓位於作者的神話”。正是因為在香港當年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金、梁等作家並非通過圍繞某一個特定角色形象，而是以一些共享着相同元素但實際上內中又有所差異的創作，成為“跨話語的”作者，最終完成屬於他們的“作者神話”。
當然，這種作者神話所對應的必然是這一品類以通俗文學的身份，在文學批評界長期處於邊緣乃至被唾棄的位置。縱然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多次“正名”，學術界也開始將武俠小說納入研究視野之內，但似乎除卻金庸以外，其餘武俠作家依舊在諸多研究範疇內“難登大雅之堂”。這種雅俗之辯背後是話語權爭奪而導致，並且這一問題從未消失、延續至今，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因此，重提金庸與梁羽生，既是談古，亦是論今。
將金、梁合論，早已有之。兩人同年生人，後在同家報社供職，既是同事也是好友；先後動筆寫作，又有了理念差異成了對手，故而有關兩人生平事迹，閑聞逸事，近乎寫盡，無需贅言。1966年《海光文藝》連續三期發表的《金庸梁羽生合論》，則對二者創作在各方面進行對比，十分詳盡，文章署名佟碩之；金庸同年發表《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自白》以作回應。直到1988年，《海光文藝》的創辦人羅孚以筆名柳蘇在《讀書》上發表文章《俠影下的梁羽生》，才揭露當年真相，佟碩之正是梁羽生化名，應他邀請，作文以為新刊造勢。
想來當年金庸對於此內情也早已知曉，故而才在回應中寫道：“佟兄是我已有了十八年交情的老朋友，當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飯，相知不可謂不深。”
今天看來，這當然算得上是一件媒體主導的炒作行為了，但梁文中的論述卻可看出他對待此事相當認真，尤其後半段對於金庸的批評已經相當直接，由此可見二人創作理念之差異。當然，褒貶之事頗有主觀色彩，但後來評論者卻大多認可其文開篇的一個論斷並多加引用，也即：
“開風氣者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
何以“新派武俠”
區分於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等作者的“舊派武俠小說”，以梁、金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受西方影響，更具現代意識，而開啟“新派武俠”的作品便是梁羽生的處女作《龍虎鬥京華》。
導致這部作品誕生的直接因素，是由於1954年香港武術界太極與白鶴兩門的公開比武，當時《新晚報》的老闆覺得這是個噱頭，便令梁羽生在報紙“天方夜談”欄目連載武俠小說，而彼時作為梁羽生同事的金庸，後來的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亦連載在同一專欄。
由此可見，“新派武俠”自其誕生，便作為文化工業中的一環與傳媒行業是息息相關。
也正因如此，無論梁、金，在創作之初，都無區分新、舊之意，甚至只是為了完成工作。二者對此的態度也非常一致，金庸曾談及“新派”未必勝於“舊派”，也不願以“新派武俠”作家自居，而梁羽生對此也表示同意，在《金庸梁羽生合論》中寫道：“新派武俠小說未必勝得過唐人的武俠傳奇，甚至也未必超得過近代的白羽、還珠。”雖或有自謙之意，但可見他們本身對所謂“新派武俠”並不太在意。但另一方面，無論態度如何，他們實則還是接受了所謂“新派武俠”這一廣泛流傳的說法——二者在創作觀念上有着相當多的相同之處。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武”與“俠”之間的關係。論及武俠概念之淵源，大多都要追溯到古代遊俠、任俠，韓非子那句“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到今日也被許多人當作“武俠”概念的核心之一。但古代之俠，未必會武，強調的是其個人氣概。而無論新派、舊派，武俠小說當然都是要就武大做文章的，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被嚴肅批評者詬病的作為超現實幻想元素的“武”，承擔了武俠小說作為文化工業一部分的功能。
但二人都是文人，又哪裡懂得武功？梁羽生早年創作因不懂技擊，曾直接照搬白羽的武技描寫，還被人指出，他坦白承認，但也為自己辯白，實在不懂又能怎麼辦？於是他給出的解決辦法是：“由‘武’而‘神’，種種離奇怪誕的‘武功’在小說家筆下層出不窮。”不過他顯然只當這是權宜之計，直白寫道，無論是他本人還是金庸，“亦不自覺的走上這條歪路”。因此他對金庸後來所設計的武功嗤之以鼻，只覺得越發離譜。
但金庸的作品有着相當廣的流傳度，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這些天馬行空但又蘊含文化元素與哲理意味的武功，相較而言，梁羽生秉持傳統之見，一方面認為這是“歪路”，但又不得不走下去，故而在功法設計上一直未有太大進展。筆者曾經在武俠論壇上看到有人說梁羽生寫武俠是照着拳譜一板一眼寫作，故而不如金庸好看。這說法當然找不到出處，大抵是以訛傳訛，但這也是一種對梁羽生創作印象的評述。大概也是從這點上講，金庸的確比梁羽生又往前走了一步。
而兩人對“俠”的態度又有相同之處。梁羽生推崇俠，認為武無非是為了俠服務的，武俠小說終究還是為了寫英雄好漢、寫俠義精神——這一說法被廣泛接受，許多讀者奉金庸《神鵰俠侶》中郭靖那一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為名言正是如此。金庸雖然對於武俠小說本身的評價不高，曾直白聲稱“武俠小說畢竟沒有多大藝術價值”，但“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點來說，那是求表達一種感情，刻畫一種個性，描寫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識，科學上的正誤，道德上的是非等等”。由此看來，金庸雖然較梁羽生在武功這一“面子”上更下功夫，但在“里子”上，也認同武只是為了寫俠而服務的。
這或許便是“新派武俠”的一個重要特徵，因俠而武，寫武為俠。不過二人對俠的內涵理解卻並不相同。譬如梁羽生曾這樣評論金庸小說中的“俠”的缺失：
“金庸初期的武俠小說並沒有忘記一個‘俠’字，可惜越到後期，就越是‘武多俠少’，到了如今他所寫的這部《天龍八部》給人的感覺已是‘正邪不分’，簡直沒有一個人物是可以令讀者欽敬的俠士了。”
“武”“俠”“情”的三足鼎立
上述這番言論發表時，《天龍八部》尚未完結，按照結局來看，蕭峰、段譽的命運在故事後半段都有所反轉，與梁羽生所指責之處有所出入；但另一方面，金庸後來的《笑傲江湖》《鹿鼎記》等作品中的主角，無論是令狐沖還是韋小寶，顯然都在梁羽生批判之列，因此將此句摘出以論二者創作理念之分歧也無不妥之處。
梁羽生被讀者們所詬病的一大原因便是正邪分明、一板一眼，以至於角色的魅力難以彰顯，但這顯然是他的堅持之處。他曾經直截了當表明，“人性雖然複雜，正邪的界限總還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俠小說的宗旨了”。但梁的正邪觀念幾乎全然根植於民族主義敘事，這也是他稱讚金庸筆下的郭靖的原因，他平生得意之作《萍蹤俠影錄》內的男主角張丹楓在身世背景上與郭靖頗有相似之處，雖身在塞外，但是漢人血統。也因此他不大認同身為胡人的蕭峰，胡漢之別對他而言非常重要。
“新派武俠”並非全部指涉國族命題，譬如更後的古龍，雖有涉及，但那多作為一種奇觀的構建。可至少在金、梁二人這裡，國族的確是最重要的主題之一。這當然與二人本身的出身背景有關，身處上世紀中葉特殊政治語境下的香港，作為彼時文人代表的媒體工作者，因傳統儒家家國天下的抱負，書寫國族命題或本就是應有之意。但如果說在《射鵰英雄傳》與《萍蹤俠影錄》這一時期，二人的國族觀還非常相近，那麼再往後，梁羽生則始終如一對此抱有同一態度，高舉民族大義，胡漢不兩立，金庸則有所改變。可以說《天龍八部》中的蕭峰，是嘗試以更高的視角來處理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到了最後一部作品《鹿鼎記》，金庸則以一個根本不知道父親是胡人漢人的韋小寶作為主角，顛覆了以往武俠作品中的民族國家觀。
《鹿鼎記》對於金庸，或者說整個“新派武俠”都是有着重要意義的作品，韋小寶無疑是一個“反武俠”的主角，可以說金庸這這部封筆之作中解構了他以往建構的一切武俠敘事，這是相當有魄力的做法，毋寧說，這也是“新派武俠小說”脈絡中迄今為止文學成就最高的作品。這一類型之所以可以成立，不但依賴於共享相同敘事結構與意識形態的作品，更需要反類型作品的存在。在這點上，金庸無愧大家之名。
另一方面，金庸這種以超越民族主義敘事的視角，通過武俠小說來重新審視整個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的確更符合華語文化圈進入1980年代，乃至於新世紀後的整體思潮，也更被受後現代意識影響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所喜愛——這或許也是金庸作品在後來相較於梁羽生更為廣泛流傳的原因之一了。
當然，武俠小說也不止於國族敘事。按照梁羽生自己的話講，“新派武俠小說都很注重愛情的描寫，‘武’‘俠’‘情’可說是新派武俠小說鼎足而立的三個支柱”，這一論述相當準確，金庸的作品也大抵可按照這一結構分析。
如果說以文化研究的視角來看，俠的層面是民族—國家觀的體現，所謂“情”便是愛情—性別觀的表徵。追溯武俠小說發展脈絡，清代俠義小說中，俠客大抵是絕情斷欲的，而到了民國時期的舊派武俠，愛情描寫則被加入到創作之中，這也是早期學者將舊派武俠大多劃分到鴛鴦蝴蝶派脈絡中的原因。但對於舊派武俠而言，愛情畢竟只是添頭，到了新派武俠，這一元素愈發重要。
梁羽生對於書寫愛情相當自信，認為自己這方面的成就是“超過了前人的”，並且“在愛情的描寫上便能運用自如，尤其對少男少女的戀愛心理刻畫的十分細緻”。對於金庸，他則有所鄙視，認為“金庸在愛情故事上慣用的題材是一男多女”，並且“往往犯了愛情至上，不顧是非的毛病”——這一說法所針對的實則還是他所認為的金庸“正邪不分”，譬如梁無法接受作為主角的張無忌居然愛上了一直幫其父兄出謀劃策、殘害忠良，作為元朝將軍之女的趙敏。
金庸的確塑造了為數眾多的經典女性角色，但歸其根本，無非“仙女”與“妖女”兩種模式，前者如王語嫣、小龍女，後者則如黃蓉、趙敏、任盈盈等等。以女性主義視角來看，所謂“聖女”與“蕩婦”的雙重標準對於金庸的創作似乎不言而喻，反倒是作為反派的周芷若在金庸的諸多女性角色刻畫中頗為亮眼。
在這一方面，梁羽生的確與金庸有所不同，《白髮魔女傳》中所塑造的練霓裳與卓一航這一對典型的女強男弱角色是金庸筆下少有的；而像《雲海玉弓緣》的女主角厲勝男也非常經典；就算如《萍蹤俠影錄》中相對弱勢的雲蕾，也要將國家大義擺在先——並且這本創造了梁羽生個人最為喜愛的男主角張丹楓的作品，其中大半情節是以雲蕾的視角展開的。
不過無論《白髮魔女傳》還是《雲海玉弓緣》，其中的愛情故事都是以悲劇結尾的，或許這是梁羽生潛意識中認為這種逆轉男女強弱關係的愛情本身便過於艱難——如他所說，他最喜歡刻畫“名士型”俠客——骨子裡文人儒士軟弱的那一面也被真實彰顯，但這也足可以看做某種反諷了。
相較而言，雖然梁羽生自稱更善於刻畫人物形象，而金庸工於情節設計，但就算梁秉持了更為平等的性別觀念，梁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固然有一二出眾者，但總體也難說有多精彩，並且可挖掘深思處甚少——金庸在這點上的確高明了些。以前文提及的周芷若為例，當下以其為主角的同人創作可算上一個小熱門，所有角色全算起來更是數量龐大，這其中當然有頗多文化工業與媒介轉變的因素，但究其根本，還是潛藏在金庸所創作文本之下的意味與內涵高於梁羽生了。這一方面是由於是金庸在民族—國家觀上有着一種更為宏觀與超脫的視角，構建了曖昧難明且宏大的武俠世界；另一方面，也是因金庸筆下複雜的情節與人物關係，創造了諸多有再塑潛力的形象——縱然他們在原始文本中的表現或許並不盡如人意。
曲終人未散
1972年，《鹿鼎記》完結，金庸就此封筆，開始潛心修改自己已寫完的諸多作品；至1983年《武當一劍》止，梁羽生也完成了自己武俠小說創作生涯中的最後一部作品。可能就像王蒙在上世紀80年代末所謂的“文學失去轟動效應”那樣——縱然是被劃為通俗文學——能承擔公共議題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新派武俠小說”早已不新，輝煌終究走向黯淡。
但武俠卻從未消亡。就像從唐傳奇開始，逐漸演變至“新派武俠小說”，在這一脈絡之下的創作永遠會延續下去。
首先是在影視劇中的重生。雖然此時梁羽生的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的作品並不算少，且有如張國榮、林青霞等當紅港星出演的《白髮魔女傳》這樣的經典作品，但相較金庸卻又的確有所差距——不止是數量上的。某種意義上，自早年借名金庸所仿寫、續寫的大量武俠作品開始，再至以程小東《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王家衛《東邪西毒》等經典港片的出現，象徵著以金庸命名的龐大文本群正式化為某種“作者神話”，在這之下，諸多或可稱之為同人創作的作品取材但脫離於原文本各種獨立生長，成為了在傳媒場域下文化資本的新寵兒。
上世紀末以來，隨着電腦與網絡的普及，梁羽生似乎更加掉隊了。作為新的媒介形式，電子遊戲在重新書寫金庸，1996年河洛工作室發行的《金庸群俠傳》令無數玩家讚不絕口，在中國遊戲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視的一筆；2001年，筆名江南的作者以金庸筆下的角色為自己小說中的人物命名，在網絡上開始連載《此間的少年》，迄今為止，江南也是中國最著名的網絡文學作家之一——十餘年後，江南與金庸那場著名的官司甚至都成為了影響深遠的著作權案例。
時至今日，金庸作品依舊是遊戲與同人創作重要資源，就以近期為例，網易尚在四處宣傳，為自己的遊戲新作《射鵰英雄傳》造勢；至於網絡文學創作，更是難以數盡。依託於金庸的創作不僅於此，譬如寶樹2008年曾以網名新垣平在天涯論壇連載《劍橋倚天屠龍史》，以正史口味敘述武俠小說，妙趣橫生；又過幾年出版了《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將金庸的作品悉數融進中國歷史，並以正統史學研究的筆法書寫，雖是戲作，但可見其心血。到了新媒體時代，諸如“六神磊磊讀金庸”般的自媒體，對金庸作品再解讀，創作出了相當多有價值並受眾甚廣的文章。
由此看來，金庸非但是“新派武俠”的“發揚光大者”，更是“使其傳承者”。不過若說前者還可指向本人，後者似乎卻只能指向作為符號的、作為“作者神話”的“金庸”了，那實際上是在整個文化場域內多方合謀的結果——於是在早就沒人寫“新派武俠”的當下，武俠依舊以金庸之名流傳至今，融合在多種文藝與媒介形式之中。
不過有一些問題在金庸經典化之後出現了。早幾年間，學者邵燕君曾評價網絡作家貓膩已經比肩乃至超過金庸，引來全網一片嘩然——絕大多數人對於這一論斷是不認可的，甚至認為這是嘩眾取寵之言。姑且不論貓膩與金庸的文學成就究竟幾何，我們可以看到相當多的反對意見實質根本不在貓膩，而在“網絡文學”本身。持這一觀點的人大多既是網文受眾，也是傳統“新派武俠”的讀者——他們絕不認可“網文”這一形式能誕生可與已成為大師與經典的金庸相提並論的作品。但這似乎正是當年“新派武俠”所面臨的質疑。
或者說，這本質上不也正是梁羽生與金庸創作觀念上的差異么？從結果論上來說，金庸成功了，但在今日這個問題重新回到了人們面前。
不過這是我們這代人要求解出的答案了，梁羽生與金庸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新派武俠小說”的脈絡上、在武俠題材的傳承中、在整個中國文學的歷史內。
……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悉尼病逝。金庸獻上輓聯，“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亦狂亦俠亦文好朋友”，落款“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輓”。又九年，金庸在香港病逝。
陳文統（梁羽生）在去世前曾與查良鏞（金庸）通過最後一次電話，約棋，電話里他說：“你到雪梨（悉尼）來我家吃飯，吃飯後我們下兩盤棋，你不要讓我，我輸好了，沒有關係……”
我想，他們也該卸下自己的筆名了。
作者：閆毅航
文：閆毅航（北京師範大學戲劇與影視學博士生）編輯：范昕責任編輯：邵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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