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人文筆錄】多維面向——再談老柴 | 楊燕迪

柴可夫斯基(1840-1893)

元旦當晚,筆者受邀出席無錫交響樂團成立首演暨2024新年音樂會(無錫大劇院)。所有曲目中,著名華人大提琴家王健與樂團合作(林大葉指揮)的柴可夫斯基《洛可可主題變奏曲》給我留下最難忘的印象——王健演奏的穩健、精妙、溫暖和多變的色彩感幾近完美地體現出老柴這首名作所要求的品質。由此我想到,人們總以為老柴的“拿手好戲”是個人內心的抒發與浪漫激情的宣洩,但從更全面的角度看,如《洛可可主題變奏曲》(1876)這樣的“古典”風範也是老柴的特色面向,後人不可小覷。

無錫交響樂團成立首演暨2024新年音樂會(無錫大劇院)

華人大提琴家王健

不久前,我對老柴的傳奇生涯與藝術貢獻做過一番點評(《傳奇“老柴”》,刊2023年11月30日《文匯報 筆會》),但似意猶未盡——對於這位風格面向豐富但又常常引發誤解的音樂巨匠而言,還有諸多可資議論的話題。於是就有了這裡的“再談”。

老柴在《洛可可主題變奏曲》中所體現的“古典”面向,絕非孤例,而是常態——《天鵝湖》(1876)、《睡美人》(1889)、《胡桃夾子》(1892)三大舞劇,四部不太出名但其實值得高度關注的《管弦樂組曲》(均作於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的創作盛期),那部演出率極高的《弦樂小夜曲》(1880),以及老柴晚期的歌劇傑作《黑桃皇后》(1890)等,均鮮明體現出老柴的這種“古典”興味。而“古典”姿態作為某種表達意象或風格範疇,也間或出沒於他的交響曲、協奏曲名作中(尤其是一些具有芭蕾性格的舞曲樂章)。作為一位樂史中公認帶有濃烈主觀表達傾向甚至有時不免墮入“病態”的浪漫派作曲家,老柴筆下的這種古典趣味不僅反映出他的藝術面向的多維、矛盾和複雜,也讓人對他的這種趣味所帶來的後果感到好奇。

一位藝術家的成長,之所以有如此這般的取向,不僅出於他的個人選擇,也是由於環境和條件使然。從某種特殊角度看,老柴的芭蕾音樂寫作成功登頂“史上之最”,很大程度是得益於舊俄沙皇時代的獨特政治-文化條件。縱觀整個19世紀,沙俄是全歐所有君主政體中皇權專制最頑固、最保守的國度(沒有之一):與英法等較為開明的“君主立憲制”不同,俄國沙皇享有絕對權威,獨自掌控軍政財大權,這當然是違背近代民主大潮的倒行逆施(由此造成19世紀俄國社會矛盾激化,終於引發20世紀初的動蕩及隨後著名的革命)。但從另一角度看,對於芭蕾、歌劇等需要強力財政支持的“高雅”藝術品種,沙皇出於皇族體面和貴族趣味需要,不惜工本,一擲千金,這即是為何19世紀末,俄羅斯的芭蕾取代了這門藝術的法蘭西“鼻祖”而成為世界領頭羊的“體制”奧秘所在——“真正使芭蕾發生改變的是它與俄羅斯帝國所產生的化學作用。農奴和貴族,聖彼得堡和外國文化的聲譽,等級制度、秩序、貴族思想及其與東方民間藝術形式的持續張力,這一切都融入芭蕾舞中,使其成為了典型的俄羅斯藝術。不僅如此,古典芭蕾出於俄羅斯與西方的交匯處,因而獲得了一種史無前例的象徵意義。此時(19世紀末),芭蕾舞在俄羅斯的重要性顯然勝過此前或此後在別處的情況”([美]霍曼斯著 《阿波羅的天使:芭蕾藝術五百年》周曉宇等人中譯本第292頁)。

《阿波羅的天使:芭蕾藝術五百年》中譯本封面

芭蕾舞劇《天鵝湖》劇照

老柴之於俄國芭蕾,可謂“生逢其時”。他的音樂助推這門最能代表古典皇家氣派的俄羅斯藝術品種榮升世界頂峰。缺乏舊俄帝制的鼎力支撐,就沒有老柴的芭蕾音樂創作輝煌;同理,沒有老柴的音樂創意和藝術匠心,俄羅斯古典芭蕾的成就與光榮也就無從談起。亞歷山大二世(1855年登基,1861年頒布農奴制改革法令,1881年3月遇刺身亡)和三世(1881-1894年在位)兩位沙皇均高度看重老柴的音樂天才——老柴的音樂聲譽和成就為沙俄皇家“臉上增光”無數,因而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給老柴賜封貴族身份(1884)和賜授終身年俸(1885)也是理所應當。由於19世紀芭蕾音樂的特殊品格,它與18世紀的古典風範乃至之前的巴洛克貴族舞蹈具有千絲萬縷的親緣關係。在老柴成熟以後的風格構成和表現範疇中,輕盈、光亮、華麗而富有色彩感的古典貴族趣味通過老柴特有的個人語彙被刻意雕琢並不斷放大,而芭蕾音樂正是老柴釋放自己古典貴族情懷的最佳通道。

耐人尋味的是,老柴最推崇的音樂前輩正是18世紀古典音樂的至高“大神”莫扎特——乍一看,老柴的這一偏好會讓人詫異:考慮到人們熟知老柴音樂風格的強烈主觀性,以客觀、健康、優雅和純粹而著稱的古典旗手莫扎特居然成為老柴的心中偶像,這似乎不合情理。然而,老柴曾多次在書信和日記中坦承自己對莫扎特的偏愛:“我不僅熱愛莫扎特——我簡直崇拜他。在我看來,有史以來最卓越的歌劇是《唐·喬瓦尼》。”(1878年3月16日寫給贊助人梅克夫人的信);“莫扎特不是讓我震撼或震驚——他更多是俘虜我,給我快樂和溫暖……很難說明白他對我的影響到底有什麼益處,但毫無疑問非常有益,我活得越久,對他知道得越多,我就越熱愛他。”(1883年1月11日給梅克夫人的信);“我最深刻地堅信,在音樂領域中,美所達到的最高的頂點是莫扎特……我熱愛莫扎特的一切,因為我們真正愛一個人就會愛這個人的一切。”(1886年9月20日日記)我們不妨將老柴音樂中明確的古典面向和貴族趣味看作是老柴向莫扎特的致敬和獻禮。1887年是莫扎特歌劇《唐·喬瓦尼》問世百年,老柴甚至選擇莫扎特的四首鋼琴曲進行了“柴式”的管弦樂編配以示仰慕——這即是《第四管弦樂組曲“莫扎特風格曲”》op. 61。

在19世紀的浪漫文化語境中植入這種本屬於另一時空的古典趣味,不免給聽(觀)者帶來異樣的感受和錯位的感覺——我總覺得這其中存在某種難以言傳的隱喻意味。具體到老柴身處其中的19世紀下半葉俄國社會,古典趣味當然理所當然屬於貴族階層。老柴在音樂中表達、體現和刻畫古典風範,必然讓人聯想到俄國貴族的生活世界。而令人不安的是,此時的俄國,知識階層和藝術家已越來越痛苦地感到貴族本身的腐朽墮落,以及貴族體制的深刻道德困境和搖搖欲墜——以列夫·托爾斯泰的三部偉大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為代表的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揭示出此時俄國社會中貴族體制越來越嚴重的存在危機,以及所遭到的愈來愈嚴厲的批判和質疑。於是,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微妙的問題:老柴作為貴族既得利益者,同時又是沙俄時代知識界和藝術圈的重要成員,他在貴族趣味和批判意識之間,究竟採取什麼立場,並如何進行協調?

舊俄知識分子典型的心理困局和精神悲劇正是由此產生:一方面,他們的優越和高貴是得益於自己的貴族身份與地位;另一方面,他們又看到貴族體制的難堪、腐敗和非人道。道德的困窘與良心的不安於是成為舊俄知識分子的鮮明心理特徵,負罪、懺悔、思考及平民意識普遍成為這些貴族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性質態,為此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走向精神救贖、社會改良乃至激進革命。老柴又何嘗不是如此?雖然他是公認的俄羅斯帝國桂冠“樂正”,享有一位在世音樂家所能擁有的至高榮譽和最佳資源,但在他的內心——以及他的音樂表達中,他一直心神不寧、惴惴不安,有時甚至陷入深深的黑暗。

不錯,他可以暫時忘卻現實,沉浸於莫扎特式的想象世界和貴族趣味中,如《洛可可主題變奏曲》和他的三大舞劇。但老柴之所以是藝術上的大師巨匠,正在於他不會滿足於簡易的單維,而是走向複雜的多維——這其中最有深意的開掘,恰是將貴族的古典趣味與他特有的悲劇音調進行多方位的並行、對峙、分解和融匯,從中生髮出無限豐富、多樣、糾結而無解的人生況味,有時甚至喚起了具有強烈現代性的荒謬感和怪誕感。

這方面的上佳例證是他最偉大的歌劇代表作《黑桃皇后》。劇中男主角蓋爾曼對貴族世界既羨慕又嫉恨的扭曲心理讓作曲家有機會將自己風格中既有的古典面向進行令人驚訝的反諷性處理。在這裡,經由普希金原著的啟發,老柴顯露出他無愧是俄羅斯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同道人。蓋爾曼最終走向瘋狂和死亡,其中對貴族體制及所屬社會發出的激烈質問和抗議通過老柴的音樂得到進一步加強。筆者前些年曾為上海大劇院上演此劇寫過專文(《歌劇〈黑桃皇后〉的三重世界》,刊2016年10月8日《文匯報 筆會》),其中談及這部歌劇通過老柴特有的不同音樂風格範疇來進行深刻人文意義建構的突出特色。

歌劇《黑桃皇后》劇照

《黑桃皇后》中古典趣味和悲劇音調之間這種讓人不安的對比、糾纏和交織,也出現在老柴的其他器樂作品中——這即是為何我們應更加重視老柴的《管弦樂組曲》的緣由。前些日子我抽空閱讀美國俄羅斯音樂專家塔拉斯金(richard taruskin)的有趣長文《柴可夫斯基與人性》(載《以音樂定義俄羅斯》一書,1997),才得知老柴很看重這幾部組曲,甚至認為這是自己最本質、最有特色的成就——今天的我們大概不會完全同意作曲家這樣的自我評價,畢竟我們還是認為老柴的交響曲(尤其是“四”“五”“六”最後三部大作)更重要。

塔拉斯金(richard taruskin)和《以音樂定義俄羅斯》

我也不太同意塔拉斯金刻意將老柴的某些創作看成是張揚沙皇“帝國風格”的音樂表率(如《管弦樂第三組曲》op. 55,1884年作,末樂章最後一個變奏中輝煌的“波洛涅茲舞曲”)。在我聽來,這些組曲確乎是老柴芭蕾音樂的孿生姊妹,它們充滿了老柴音樂的華美舞蹈感,聽者很容易在腦海中想象出動人的芭蕾舞姿。但更重要的是,在這些管弦樂組曲中,我們聽到老柴特有的悲劇音調與芭蕾脈動的複雜交匯,其筆觸的深刻、精到和用心,比起他的芭蕾音樂,可謂有過之無不及。《第三組曲》總體上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平,每個樂章都足以和老柴最好的交響曲寫作相提並論。但該組曲四個樂章又總是保持着很強的“舞曲特性”,各樂章分立,甚至顯得有些鬆散,全曲沒有從頭至尾的貫穿性抽象敘事,因而它不是“交響曲”,而是“組曲”。我個人尤其推崇《第三組曲》中的第一樂章“悲歌”和第二樂章“憂傷圓舞曲”(以及《第一組曲》中的第一樂章“引子與賦格”和第三樂章“間奏曲”)——這是音樂兼具“交響性”和“芭蕾性”,同時又富有心理厚度和情感深度的示範性傑作。如果我們聆聽時帶入舊俄時代貴族知識分子的痛苦心理體驗,老柴此時的音樂就會成為某種意涵深刻而又超越言語的表達——表達舊俄那個特定的時代,同時很可能會感召所有的時代。

2024年1月21日寫畢於冰城臨江閣 

  作者:楊燕迪

文:楊燕迪編輯:謝娟責任編輯: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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