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風波、道歉與亞裔的尊嚴
在剛剛過去的第96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發生在演員小羅伯特·唐尼和頒獎嘉賓關繼威的一幕引發了爭議。按照奧斯卡的規則，獲得上一屆最佳男配角獎的關繼威將為小羅伯特·唐尼頒獎，而後者全程兩次無視主動致意的關繼威，轉而與兩位白人男演員蒂姆·羅賓斯，山姆·洛克威爾互動。小羅伯特·唐尼的舉動引起大量不滿，在該演員的instagram頁面上，眾多網友留言批評他無視關繼威的失禮行為，並質疑該行為帶有種族歧視色彩。
當地時間2024年3月10日，美國加州洛杉磯，第96屆奧斯卡，馬赫沙拉·阿里、克里斯托弗·瓦爾茲、蒂姆·羅賓斯、憑藉《奧本海默》獲得最佳男配角獎的小羅伯特·唐尼、關繼威、山姆·洛克威爾合影。
無獨有偶，在楊紫瓊為艾瑪·斯通頒獎過程中同樣出現了爭議性舉動。在艾瑪·斯通的領獎過程中，她的好友演員詹妮弗·勞倫斯從楊紫瓊手中“接過”獎盃，為艾瑪·斯通頒獎。在這一過程中，同在台上的演員莎莉·菲爾德或是感覺這一行為不妥，主動拉拽了詹妮弗·勞倫斯，示意應該由楊紫瓊來頒獎。許多網友表示，這樣違反頒獎流程的行為無疑是不得體且不妥的。
而事件的後續發展則更令人不適。在所有白人演員均保持沉默的情況下，楊紫瓊率先在其instagram上發文，表示自己的行為可能讓艾瑪·斯通感到困惑，但她希望艾瑪·斯通能從後者最好的朋友詹妮弗·勞倫斯手中接過獎盃，共享這榮耀的一刻。截至目前，其他幾位當事人都未在這一帖文下作出任何回應。在整個事件中毫無過錯的楊紫瓊反而成為了首先開口道歉的人。網友們表示這樣的過度“體面”和“大度”只會讓人感覺亞裔非常聽話，楊紫瓊的發言或許能平息爭議，卻會讓更多人將對亞裔的歧視視作理所當然，甚至更肆無忌憚。
另一方面，關繼威雖然同樣沒有正面回應自己被無視的爭議，但曬出自己與多位最佳男配角得獎者的合影，其中也包括小羅伯特·唐尼。關繼威表示：很自豪和榮幸能站在這些男配角得獎者當中，頒發本屆最佳男配角。祝賀當晚所有得獎者。反觀小羅伯特·唐尼在典禮後雖有發帖，但卻對爭議事件三緘其口。相較於關繼威在帖文中暗示自己未受該事件影響，在典禮上非常開心，小羅伯特·唐尼的沉默則表明他認為自己並無義務，也無需對目前的爭議作出回應。
謙虛、體面、為他人着想......這些品質似乎與亞裔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以至於在楊紫瓊或是主動，或是謙讓地“允許”別人拿過獎盃的那一刻，她可能也意識到自己失去了自己作為上屆最佳女主角為繼任者頒獎的權利，但她內化了這一切，甚至主動開口致歉。正如微博網友“一隻朋克小狗”所說：“解釋和圓場只是弱勢群體所需要的技能，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從來都是傲慢而無禮。”西方社會對白人的寬容成為他們自信的根源，他們可以用道歉來換取下一次犯錯的機會，而“東亞乃至華裔很多的小孩只能被迫地討好他人，歸根結底是這樣的小孩只能自我消化來自原生家庭、膚色、階層、校園暴力以及性別歧視的暴力。”反觀小羅伯特·唐尼上台領獎前張開雙臂，回看為他鼓掌的眾多演員，臉上帶着“這個獎是我應得的”的神色，回顧他的演員生涯，他屢次犯錯卻又被原諒，獲得“又一次機會”，這種對白人男性的寬容或許解釋了他為什麼有底氣無視關繼威並拒絕作出回應，權力結構中的上位者拒絕反思自己的行為，並將其視作理所當然。
在這一系列風波中，另一個觸動到大量亞裔網友的點則是楊紫瓊的“道歉”行為。微博網友“嚴藝家”寫道：每次身處又有同胞又有各國人士的場合，自己總是非常容易對某些瞬間感到氣憤：不少同胞都太喜歡道歉，在開口講英文之前要先打招呼道歉說自己英文不夠好；表達完觀點要打招呼道歉說自己經驗有限還望大家多多包涵；發言時緊張畏縮對此還要主動道歉......對此，“嚴藝家”認為自己的氣惱背後的潛台詞是——“你已經足夠好了，支棱起來”；也可能是感知到了同胞們內心隱藏的憤怒和攻擊性——我為什麼要活得那麼充滿歉意？反觀其他來自全球各地的同事，則很少為自己的口音或英語表達的用詞不準確而道歉。楊紫瓊的帖文照顧到了幾位當事人的感受，體面而大度，卻把屬於自己的機會拱手相讓，甚至提前道歉讓其他人毫無負罪感。但讓許多人不適的地方在於，她完全無需道歉，這本該是屬於她的一刻。
在兩個頒獎場合中，楊紫瓊和關繼威都是舞台上唯一的亞裔，距離他們獲獎才過去了短短一年，他們以及大量的亞裔觀眾又清晰地感覺到了作為少數派的感受——那是一種被忽視、讓人感覺自己不屬於這裡的氛圍。美籍韓裔作家、詩人凱茜·帕克·洪在《少數派的感受》一書中寫道：每當她的母親用初級水平的英語和白人說話時，她總是感到難堪並插入對話。亞洲口音是如此遭人貶低，以至於作者在熟練掌握英語後，對這種口音感到敏感。身為作家和詩人，凱茜·帕克·洪意識到，屬於移民的“糟糕的英語”正在消亡，這種壓力和審視既來自外界，也來自移民群體內部。亞裔學着用白人看待他們的方式看自己，把他們變成了自己最糟糕的敵人。對於他們而言，唯一的防禦就是對自己嚴苛，這成為他們的強迫症。這種“別人比我更適合”的感覺，是在長期的種族規訓之下產生的一種自我懷疑和自我憎惡。凱茜·帕克·洪尖銳指出，在美國文化敘事里，亞裔移民一直維護着“順從的奮鬥者”的刻板印象，亞裔“是服務行業的工蟻，是企業的忠誠員工，卻從不會得到晉陞”，因為白人覺得你缺乏內心力量，缺乏領導力。換言之，白人使用了亞裔的善良和溫順，反過來又將其作為把亞裔固定在既有等級秩序里的工具。
那麼，長久以來一直被貼上“溫順且服從”標籤的亞裔，究竟應該如何維護自己的尊嚴，停止不必要的自我批評，制止歧視行為？或許一切都應該從停止自我厭惡、擁有在毫無過錯的情況下不道歉的勇氣，指出他人的錯誤開始——正如凱茜·帕克·洪所說：“糟糕的英語曾經是一種恥辱的來源，但現在我自豪地說，它是我的傳統。”
經濟危機史的啟示
經濟出問題的方式有很多，它可以衰退、停滯、放緩或過熱。在漫長的十九世紀，恐慌（panic）層出不窮：至少在1825年、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1896年和1907年。自1907年以來，市場就沒有停止過恐慌，人們已經轉向危機（crisis）和崩潰（meltdown）。人們能從這麼多次經濟危機中得到什麼啟示嗎？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史學者trevor jackson
《紐約書評》4月刊發表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史學者trevor jackson的書評《下一次崩潰：經濟危機的歷史能否為我們提供有益的經驗教訓？》，試圖通過比較兩本關於經濟危機史的新書回答這個問題。
這兩本書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史學家harold james的《七次崩潰：塑造全球化的經濟危機》（seven crashes：the economic crises that shaped globalization, 2023）和牛津大學經濟學研究員、媒體人linda yueh的《大崩潰：全球崩潰的教訓以及如何預防》（the great crashes: lessons from global meltdowns and how to prevent them, 2023）。
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頓大學傑出的經濟史學家。他的第一本書《德國經濟衰退》（the german slump，1986）是有史以來關於大蕭條的最佳著作之一，此後他又出版了許多關於單個公司和銀行、國際貨幣體系以及全球化的著作。在《七次崩潰》一書中，他認為，“新的制度——市場創新，以及更強大、擴張實力的國家——通常產生於對一種特殊干擾的反應：供給危機……。當糧食或燃料等基本物品變得稀缺、價格上漲、需要新的生產和分配渠道時，就會出現供給危機。”因此，他關注的重點是供給危機，而不是貨幣、銀行或股市危機，他希望分析這些危機是促進還是抑制了全球化。他的七次危機涵蓋了從19世紀40年代到新冠疫情時期，從中他總結出了七條經驗。
linda yueh是牛津大學經濟學研究員，也是多家經濟政策實體的顧問。她曾多年擔任英國廣播公司和彭博電視台的經濟主播。她的《大崩潰》一書旨在說明危機有其固定的模式：在一個欣欣向榮的階段之後，危機需要以可信的經濟政策形式加以解決，然後再產生不確定的後果。
這兩本書都花篇幅介紹了大蕭條、2008年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
書評作者jackson認為，《七次崩潰》對供給側危機的關注是新鮮的，也是值得歡迎的，因為對供給側危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部分原因是政治上對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共識，部分原因是 “供給側經濟學”與里根政府堅定不移的保守派聯繫在一起，這導致了一些負面看法。2020年以來發生的供應鏈中斷事件重振了對供給側的思考，本書是首批將這一議程納入歷史和比較框架的著作之一。不過他批評《七次崩潰》的作者先入為主地認為全球化是改善人類生活的主要推動力，因為書中提供的證據並不支持這一假設。
《七次崩潰》中的第一次崩潰發生在19世紀40年代，當時愛爾蘭的馬鈴薯饑荒和其他農業生存危機引發了貨幣和財政危機，這些危機又在1848年的革命中演變為政治危機。在james看來，這次危機導致了更多的全球化，其形式包括自由貿易、鐵路等交通基礎設施以及工業化，因此它隱含的是好的危機之一。這也是全球化造成的。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就愛爾蘭饑荒而言，“歷史共識解釋說，英國教條式的自由放任導致了這場災難”。他沒有補充說，馬鈴薯真菌來自墨西哥，途經賓夕法尼亞州——這是全球化的另一個貢獻。如果一場災難可以由全球化引起，通過全球化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並導致更多的全球化，同時造成約一百萬人死亡，並在整個大陸引發一連串的政治暴力，那麼我們就很難同意“全球化改善了人們的生活”這一簡單的教訓。最後一章中的新冠疫情也是如此。
這兩本書都簡要討論了一個歷史奇觀，即大約在1945年到1971年之間沒有發生過大的危機。這些年也正是james所說的“去全球化時代”，他認為這是羅斯福和凱恩斯從大蕭條中吸取錯誤教訓的不幸結果。
戰後幾十年被廣泛稱為黃金時代或“光輝三十年”，是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時代，該體系由盟國於1944年建立，旨在防止再次出現大蕭條。作為凱恩斯與美國財政代表哈里·德克斯特·懷特之間的妥協，該體系通過對跨境資金流動施加限制，確保了國家政策的自主性。james寫道：“全球化因戰爭及其結果而受到限制、被隔離。”布雷頓森林體系......並沒有——也無意——恢復一個全球化的世界，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十九世紀世界觀的遺迹。”他接着寫道，“去全球化的邏輯給工人帶來了真正的改善，他們現在受到新的國際流動限制的保護。”這與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回歸形成了鮮明對比。
1945-1971年間的全球gdp增長率大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兩倍。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認為，“去全球化時代”也與工資中位數的持續增長相對應，這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不平等現象大幅減少的唯一可確認的時刻。如果說“去全球化”時代帶來的是gdp增長、工資增長、平等和穩定，而“全球化”時代帶來的是工人活動的貶值，以及馬鈴薯饑荒、2008年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那麼要接受“全球化改善了生活”這一簡單的教訓確實非常困難。
沒有危機的時代肯定也會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危機如何以及為什麼會發生的信息，與james和yueh的歷史相反，我們會注意到，當存在資本管制、強大的工會、高稅收、相對平等以及嚴格的金融監管時，或者換句話說，當資本弱小而勞動力強大時，大危機似乎可以有效地避免。不受約束的資本力量很可能有利於全球化，但事實證明它不利於民主、穩定、平等，甚至不利於經濟增長本身。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狂躁症、恐慌和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是關於經濟危機的基礎性著作，該書於1978年首次出版，目前已是第八版。他在書中根據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理論，提出了他所謂的“典型危機”模型。在金德爾伯格的模型中，危機的第一步是某種突如其來的積極衝擊，通常是技術或金融工程的創新。這些衝擊是有利可圖的，而利潤會刺激投資，當越來越多的人看到其他人獲利時，他們也想投資，於是就產生了一種亢奮。
這些亢奮情緒會在不同行業和國家之間傳染。由於利潤很容易找到，人們借貸進行投資，信貸供應順周期擴張，因此，更多的增長意味着更多的信貸，從而推動更多的增長。但最終價格會達到頂峰，因為一些企業倒閉了，一部分貸款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壞賬，或者一些政策轉變改變了相對利潤的分配。亢奮情緒急劇逆轉，信貸供應突然收縮，價格突然下降。金德爾伯格的影響依然明顯，其他同類書籍也遵循類似的模式：奎因和特納的《繁榮與蕭條》（boom and bust）一書非常仔細詳盡地描述了“泡沫三角”，當一項新技術或制度變革很容易向廣大讀者推廣時，就會形成“泡沫三角”，其成員可以獲得充足的信貸，其中許多人還會參與投機。
每本書都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政策含義，如中央銀行作為最後貸款人的必要性，或對投機和信貸進行更嚴格監管的必要性。但是，用金因德伯格的話來說，他們也認為金融危機是一種“頑強的常年現象”：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植根於人性的，因此不可能根除。
1862年，法國統計學家克萊芒·朱格拉爾在《論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商業危機及其周期性發生》一書中寫道：“危機就像疾病一樣，在每個以工商業為主導的社會都會發生。我們可以預見它們，我們可以減輕它們，我們可以建立有限的防禦系統來抵禦它們，並促進它們的恢復，但迄今為止，儘管有各種各樣的縱容，卻沒有人能夠阻止它們。”
大約160年過去了，幾百次危機過去了，我們的經驗教訓仍然是如何認識和緩解危機，而不是如何建立結構和制度來完全消除危機。
james的前兩個教訓是，每個轉折點都與其他轉折點不同，而且前一次危機的教訓可能會阻礙新的解決方案。隨後，他從以往的危機中總結出五條一般性教訓。
yueh對其經驗教訓的總結如下：“從金融危機中得到的一個永恆啟示是，必須認識到亢奮情緒助長債務水平上升所帶來的風險。另一個啟示是，只有當決策者的行動被視為可信時，他們才能化解危機。我們還看到，危機的後果千差萬別。一個國家的表現不僅取決於崩潰的原因，還取決於如何解決。”
“可信度”的概念是個老大難問題。在“covid”一章中，她聲稱美國、英國、中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葡萄牙能夠廉價借貸，表明投資者認為他們的政策是可信的。因此，最起碼的說法是，投資者認為可信的，就是可信的政策，而低利率可以識別可信的政策。
書評作者jackson認為，問題的關鍵仍然在於，有志於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的政策制定者，在其緊急政策奏效或失效之前，根本不知道這些政策是否可信。
我們無法知道在1933年放棄金本位制或在2008年之後實行超過4萬億美元的量化寬鬆政策是否會被視為可信；另一方面，尼克松在1971年將美元與黃金分離時實行的價格和工資管制在當時廣受讚譽，但在今天卻遭到蔑視。2008年後，緊縮政策被推崇為應對公共債務危機的唯一可信對策，但它卻在十多年間給數百萬人帶來了毀滅和痛苦。
原因在於政治。任何政策議程都會有自己的可信度主張，而辯論這些相互競爭的主張正是政治的核心。
在危機中，決策者如何知道這場危機對全球化是好是壞？yueh認為大蕭條的教訓已經汲取，那就是提供充足的、支持性的貨幣政策，但james認為大蕭條開啟了“去全球化政治的新時代”。誰是對的？面對下一場危機，政策制定者該如何知道是該吸取19世紀70年代、20世紀30年代還是20世紀90年代的教訓？即使央行行長、立法者和監管者都願意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他們也可能出於善意汲取不同的教訓，或在教訓是否適合具體情況的問題上產生分歧。政治的確有可能決定危機的走向。
兩本書都認為危機是不可避免的，都是由失敗和失誤的歷史構成的，但它們都以樂觀的態度結束。在james看來，“學習是全球化危機的主要成果，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學習。”幸運的是，“當下最令人沮喪時，我們學得最多”。
yueh認為，作為個人，我們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並認識到我們的持續努力非常重要，因為進步不是線性的，政府和公司可能會走回頭路。“發揮我們作用”的例子包括投票給“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平等”的政治家，在公共論壇上討論回收利用的價值，以及選擇不購買污染或虐待員工的公司的產品。
對此jackson點評道：投票、回收利用和行使選擇權固然都是有價值的做法，但它們似乎與全球經濟危機、國際金融體系的結構以及當前的政治基調不相稱。它們也無法解決貨幣危機或股市崩盤，更不用說由脫離民主問責的中央銀行制定的貨幣政策了。它們關注的是能想象到的有限變化，揭示了對財富和權力分配不均的自滿情緒，反映了對一個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憧憬已經枯竭。但歷史的另一個教訓是，激進的變革在發生之前似乎是不可能和不可想象的，而在發生之後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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