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屆奧斯卡結束了，沒有驚喜，沒有爆冷，沒有意外，一切都是人們早就預想到的樣子。
《奧本海默》無疑是頒獎禮上最大的贏家，13提7中，其中包攬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最佳男配四項重要大獎，幾乎橫掃了奧斯卡所有重要獎項。而去年颳起“芭比海默”票房風暴的另一個主角《芭比》，只摘得一個不痛不癢的最佳原創歌曲獎，除此之外，顆粒無收。
另外，艾瑪·斯通再次成為奧斯卡影后，35歲兩封影后讓她成為全場焦點；《音樂大師》《花月殺手》《過往人生》慘淡陪跑，沒有一個獎項入賬；《留校聯盟》《美國小說》《墜落的審判》分別拿了最佳女配、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原創劇本；《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和《哥斯拉-1.0》成為全場唯二算得上意外的意外，分別打敗《蜘蛛俠：縱橫宇宙》和《ai創世者》拿下最佳動畫長片和最佳視覺效果。
之所以說一切都在預料之中，是因為奧斯卡之前的各大頒獎禮，早已“劇透”了一切。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英國電影學院獎、評論家選擇獎、美國各工會獎四大風向標已經幫奧斯卡把標準答案寫好，獲獎名單幾乎沒有出入。
這種平淡與無趣意味着好萊塢正在重回保守與謹慎，面對去年的新思潮衝擊和產業危機，奧斯卡選擇小心地退回到安全區，按照既定的學院派風格挑選適合的作品予以嘉獎。而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前不久第74屆柏林電影節剛剛落下帷幕，政治因素裹挾着金熊獎正在狂奔，場外話題掩過了作品本身。
如今的世界級獎項好像正在駛向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保守，一條激進。然而，無論是哪種都意味着，頒獎禮對於電影本身的討論正在慢慢減弱。正確成為了質量的前提，安全變成了獎項的基準，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創作力的缺乏讓一切雪上加霜。
奧斯卡重回保守
早在今年奧斯卡提名的時候，爭議就開始了。
《奧本海默》得到13項提名，其中有不少重量級大獎，但是《芭比》的8項提名中，只有最佳影片和最佳男配兩個重量級大獎，電影的核心人物格蕾塔·葛韋格和瑪格特·羅比並沒有提名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創劇本獎也變成了最佳改編劇本獎。
提名一出，引起外界大範圍的熱議憤慨，一部講述女性覺醒意識的電影，女性創作者卻沒有得到提名，這也形成了一種影片內容與現實之間的互文。男主演瑞恩·高斯林公開表示抗議，“沒有芭比就沒有肯，沒有格雷塔·葛韋格和瑪格特·羅比就沒有《芭比》，她們是這部創造了歷史、為全球觀眾所慶祝的電影最大的原因。”
這種不滿讓好萊塢長期以來的“表面正確”浮出水面，好萊塢對於女性作品的支持與認可並沒有如想象中進步，反而正在進入倒退階段。根據南加州大學一項最新研究顯示，2023年票房前100的電影只有30%由女性主演或聯合主演，這是十年來最低比例，較2022年下降了44%。在原本嚴峻的創作環境下，女性創作者的境遇一如《芭比》再次走到邊緣。
在喧嚷的外界評論中，《好萊塢報道》分析了整個事件背後行業危機——在簡單的性別角度之外，無意識偏見仍舊持續干擾着觀眾們去關注白人以外的作品，多元化議題也被掩蓋了。比如，《過往人生》的主演格蕾塔·李同樣沒有獲得提名，有網友諷刺道，“《瞬息全宇宙》橫掃各大獎項之後，學院派是不是覺得自己的‘亞裔任務’已經完成了？”
但明明就在前幾年，奧斯卡還在展現自己銳意進取的一面。《寄生蟲》成為第一部奧斯卡非英語片最佳影片，《健聽女孩》成為奧斯卡第一部流媒體電影，楊紫瓊成為奧斯卡史上首位亞裔影后。和更早期的《月光男孩》《水形物語》《綠皮書》對比，這些表現都讓外界意識到它在開拓自己的刻板界限。只不過從今年的表現來看，一直強調多元化的奧斯卡實際並不如大眾想象的那般進步，學院派仍舊恪守自己的評選規則。
《墜落的審判》導演茹斯汀·特里耶作為唯一入圍最佳導演的女性導演，並沒有在奧斯卡得到一如在戛納的認可；《花月殺手》女主莉莉·格萊斯頓作為唯一入圍最佳女主的少數群體，並沒有破歷史地成為奧斯卡史上第一位美國原住民影后。
這種偏見並不只是單純體現在性別或種族議題上，也是對電影類型的固有偏見。在瑪格特·羅比的一次對談里，她也清楚預見一切。她曾提到喜劇更難拿獎，而奧斯卡對於喜劇片的偏見早已成為業內共識。從2012年的《伴娘》開始，外界就在抨擊學院派對於喜劇的接納太過固執，《大西洋月刊》曾評論道，只有伍迪·艾倫式知識分子文化諷刺喜劇，或者有些古怪喜劇元素的電影可以被接受，“這種偏見遺漏了許多製作精良、令人震撼的電影。”
十多年過去了，奧斯卡仍舊沒有放下偏見，《variety》評價道，“學院從來沒有特彆強烈的幽默感，通常更喜歡像《奧本海默》這樣的‘嚴肅’電影，而不是像《芭比》這樣的喜劇。”對於《芭比》，奧斯卡唯一能接受的或許只是瑞恩·高斯林在舞台上唱跳着《i‘m just ken》。
標準的奧斯卡
《今日美國》評價今年奧斯卡：“90%的典禮內容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年的任何頒獎典禮：溫和的笑話、預期的獲勝者、沉悶的演講……”
奧斯卡的頒獎套路愈發明確之後，觀眾已經漸漸喪失了對它的興趣，如今的奧斯卡已經連續幾年收視墊底，不及巔峰期5500萬觀看人數的一半。然而，框套在既定標準答案之下的獎項揭曉環節，讓頒獎禮失去了最基本的懸念，一切顯得更加索然無味。
作為奧斯卡“前哨站”的四大頒獎禮，其獲獎名單與今年的奧斯卡最終名單相差無幾。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十項大獎的對比更為明顯，重合率高達70%-90%。尤其是英國電影學院獎，有20個獎項與奧斯卡完全重合，而在去年僅有7項相同。
“前哨站”準確性的提升近一步減弱了奧斯卡帶給觀眾的新鮮感，與此同時，也意味着好萊塢口味的趨同，讓整個頒獎禮失去了題材多元化可能。
《奧本海默》斬獲數獎並非沒有道理，畢竟它既具備票房，又具備文化影響力。作為好萊塢將商業性和作者性平衡的最好的一位導演，諾蘭對於《奧本海默》的打磨是值得認可的。他本人也在各個場合表示，《奧本海默》是自己的巔峰之作。
但即便如此，《奧本海默》的類型也顯露了評獎維度上的局限性，“白人男性歷史人物傳記片”向來是學院派最愛的題材類型，《萬物理論》《至暗時刻》《國王的演講》的成功早已說明了一切，而恰在此時的諾蘭奉獻了一部符合學院派喜好的作品，這與之前的《敦刻爾克》或《盜夢空間》相比，更缺失了一定的創新性。
這種創新性在今年的提名作品裡更是少之又少，《留校聯盟》《音樂大師》《美國小說》這類典型的保守作品是今年最佳影片的競爭者，10部提名影片並沒有展現出一種相互競爭的角逐感，《奧本海默》的實至名歸里少了些更有信服力的競爭對手。
頒獎禮上，約翰·塞納“裸體”登場，為的是致敬1974年的裸奔者——一個五十年前的玩笑。與其把一個不值一提的現場事故當成今年的致敬重點，奧斯卡倒不如致敬下三十年前的自己，《阿甘正傳》《肖申克的救贖》《低俗小說》《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之間激烈競爭，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電影大年”時至今日仍被反覆懷念。
當獎項失去評選意義
前不久落下帷幕的柏林電影節，也經歷了不少爭議。場外各種時事政治事件，輪番成為電影節真正的主角。先是獲獎者不斷發表着政治立場，後來是黑客攻擊電影節官網，發布的反猶內容。各種事件將柏林電影節推到了風口浪尖，電影本身的關注度不及以往。
歐洲三大電影節近些年大多都遇到了相似的境況，場外各種遊行發言，讓電影節更多成為一個大型政治秀。2022年，戛納紅毯上法國女權運動團體les colleuses手持黑煙，拉着女性死亡名單吸引觀眾注意。
作為承載着一定意識形態的電影，其不可避免是政見表達的主要渠道，尤其在目前充斥着各種思想衝突、戰事衝突的環境下，作品都有着更多的表達慾望。然而，當電影節對政治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於電影本身的考量，選拔而出的作品信服力普遍在大大下降。近幾年的歐洲三大電影節在《小丑》《寄生蟲》之後，並沒有拿出被廣泛認可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有意識形態爭議。
外界環境的動蕩不可避免讓電影等藝術形式被裹挾前進，各種態度之下的激進表達，其本質都是想要尋求安全，同樣，對資本方來說，也在努力權衡尋求一種安全，而對他們而言的安全則是“保守地正確”。
好萊塢創作者們都意識到了這種保守帶來的創作危機。前不久，《沙丘》系列的導演維倫紐瓦接受《indiewire》採訪時聊到，“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保守的時代，創造力受到限制，一切都跟華爾街有關，拯救電影的應該是自由和冒險。”
2023年的好萊塢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行業危機——在無法創造出當下的電影時，就只能選擇反覆咀嚼過去的素材。據《廣播時報》報道，自1993年以來，續集和翻拍作品的數量不斷增加，在過去25年里增加了700%。
在內因外因的共謀之下，好萊塢的創作力在大幅下跌，觀眾興趣大幅下降。2023年超過10億美元的作品僅有兩部，在疫情前，這一數字基本維持在5部以上。
如今的各種頒獎禮都喪失了其原本的意義，號稱平衡藝術性與商業性的奧斯卡也無法做到平衡。獎的性質被弱化，只留下賞的慶祝。
今年的奧斯卡，83歲的阿爾·帕西諾為最佳影片頒獎時，沒有開調節氣氛的玩笑，沒有挨個說出10個提名的影片，而是直接念出了《奧本海默》的名字。一種反套路的形式，像在表達一種疲憊：這場好萊塢的大型年會，如此無聊無趣，既然如此，那快開始你們的慶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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