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貴東
最近火爆熒屏的犯罪類型電影《周處除三害》彷彿一顆重磅炸彈，甫一上映便點燃了人們對人性深處善惡二元對立與道德價值多元性討論的導火索。確切地說，電影本身作為一部犯罪類型片力作，不單將文學典故與中國傳統文化穿插挪用，更是在暴力美學的風格框架中，為觀眾帶來了代入感極強的視聽震撼。同時，結尾處對“新造的人”的哲學追問，皆讓其成為年度華語犯罪類型片口碑與市場雙贏的關鍵。
典故挪用與文化探討的可能
或許，人們對於“周處除三害”的歷史典故並不陌生。出自《晉書·周處傳》和《世說新語》的“周處除三害”講述了周處如何斬殺猛虎、蛟龍後改過自新，終成一代名臣的同時，也為後人留下了自我勉勵，從善如流的思想啟迪。電影恰是從這一傳奇故事出發，將主人公陳桂林的情感線索與晉人周處的行為選擇相對應，形成了強烈的互文關係。不過，這並非意味着“桂林仔”完全等同於“周處”，反而亟待觀眾理清兩位“周處”的命運走向與大時代背後的人性之問。那麼，導演為何要將此周處當作彼周處？進一步而言，這種挪移意欲何為？其實，作為香港新生代導演的黃精甫在2004年就憑藉電影《江湖》一舉成名，更在2005年以此斬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獎。由此可見，其對江湖恩怨與人性糾葛的故事內核早已熟稔。“一入江湖歲月催”式的歷史典故也成為其孕育犯罪題材創作的土壤。
不過，與歷史故事不同的是，電影中陳桂林的犯罪動機既來自生命走向盡頭的靈魂拷問，又出自個體無所依盼的生活喟嘆。面對信仰世界的坍縮與崩塌，陳桂林多次祭拜關帝君並拋擲“聖杯”。但是，面對何以留名的疑惑，其需要榜上有名，這種行為選擇使其無法參透“貪嗔痴”的惡之輪迴。概言之，陳桂林作為當代周處的目的是留名在先，身體力行於後，而周處則是為了改邪歸正選擇忠孝克己。《金剛經》中說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實際上，人繞不過的還是其內心的罪與罰。正如電影英譯名一般《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豬、蛇、鴿”與“貪、嗔、痴”三害的對應使得電影充滿了玄學與佛家的厚重文化思想。反觀魏晉清談，名士風流，不僅縱論玄學，且高談佛道。可見，導演在創作中對魏晉文化的吸收與歷史故事的嫁接技巧，使得電影不僅僅源自“周處”，更促成了一次超越時代的隔空對話。
暴力美學與寓言書寫的詮釋
何為暴力美學？某種意義上，暴力所產生美學的可能性本就與審美探討的內涵相悖，即美的表達往往是依託平實、自然、抱朴的主體生活經驗，但暴力卻將美感，連同美衍生出的審美認知一起消弭了。不過，一旦暴力構成美學的範式或風格，恰恰意味着暴力本身被美所遮蔽，換言之，憑藉美學的方式能夠闡釋暴力的本真。電影中，原本衝突對立的暴力與美學關係自然而然的建構了詩意內核與暴力行為相區別而又統一的整體，即暴力美學的生髮。《周處除三害》自開場至結束始終充斥着濃厚的暴力行為。通過主人公陳桂林的暴力行徑，暴力被逐漸量化，在警匪追逐戲份中，暴力發生了質的升級。當陳桂林持槍沖向“新心靈舍”，槍殺罪魁禍首“尊者”，並化身“生死判官”將拒不悔改的弟子槍殺殆盡……這一系列的暴力元素讓影片的內外表達趨向儀式化、崇高化的審美接受，一如吳宇森導演雙槍、白鴿、耶穌像搭配中的暴力美學一般。質言之，電影勾勒了暴力美學化的情感藍圖，也釋放了暴力行為選擇前後，個體乃至於社會化的微觀心理。恰如蘭德爾·柯林斯在《暴力》一書中明確指出，暴力產生的背後存在着深刻的社會根源以及解決方案，這也使得電影既彰顯暴力，又平添暴力背後的審美反思。
值得深思的是，歷史故事中的《周處除三害》似乎已經成為觀眾了解電影的一個引子，但電影卻為觀眾建構了一個全新的當代周處形象。這不得不提及電影頗具符號指向般的寓言書寫。如前所述，影片中的“三害”在能指層面或許是通緝榜中的“牛頭”“香港仔”以及陳桂林自己，但其實在所指層面的“三害”卻是普通人終其一生都很難參透的“貪、嗔、痴”。影片英文片名里的“豬、蛇、鴿”不僅與人物身上的紋身相呼應，更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佛家思想“貪、嗔、痴”三種原罪的隱喻。具體而言，鴿子之貪，蛇之嗔念，豬之痴義，這三種原罪並非與三人完全對應，但觀眾卻能通過相應的符號解讀窺探其內涵。首先，佛教中鴿子作為貪慾的象徵，其生理特徵使其可以持續性的進食，尊者林祿和從表面看是渡人渡己的“聖人”，但背後卻是極盡奢靡、貪得無厭的惡魔。其次，香港仔對小美充滿強烈的佔有慾，由此生恨而至嗔心，與蛇之暴躁的肆意攻擊如出一轍。再次，陳桂林因生活所迫，槍殺黑幫大佬，毫無生之敬畏，卻在逃避追捕後仰天大笑，甚至最後想要死後留名的心理動機，與豬的蠢笨、悲苦相對照。此外，電影中的警官“陳灰”作為正義的化身，其名卻指向了“萬物皆空”的意象表達。總地來說，無論是林祿和、香港仔亦或陳桂林，他們都有着相互交疊的貪、嗔、痴罪念，這三種佛家業障並非一人所獨有，也正因為此，《周處除三害》才被賦予了更為深刻、悠遠的人文主義關懷意味。
人之目的與哲學追問的態度
康德認為：“人決不能被任何人，甚至不能被上帝，只當作工具，而不同時作為目的本身”，也即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電影在對“何以為人”的哲學追問中，留下了一個巨大的開放性答案。“周處之後，我們都是新造的人”甚至一度登上微博話題的熱搜榜單。那我們不禁要反思，電影何以提供了有關人之目的的議題討論。私以為，人之所以為人，首先在獨立思考的可能。如陳寅恪所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但在電影中，被尊者林祿和洗腦荼毒、精神控制的靈修之人早已只剩毫無思想的軀殼，如同行屍走肉一般，其靈魂深處的自我思考能力消失殆盡。因此，他們才會千方百計地相信儀式感的自我贖罪。電影中陳桂林被洗禮的片段，肉體遭受鞭笞的同時，還需要身披白衣歌頌道：“我感謝天地，我感謝父母，我是罪人，我危害人間，我辜負蒼生，我願拋開一切，消除名利權力，捨棄金錢物質，歸於真我。”這一句句頌文如夢魘一般刺穿了陳桂林的心房，讓其相信彷彿經過洗禮就可以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但實則卻是尊者洗腦他人的一種手段，囚困心靈的一種方法。
毫無疑問，電影中這種頗具批判性的冷眼旁觀之態不僅指向了現實生活，更揭開了虛偽靈修的遮羞布。陳桂林遭遇鞭笞與韓國邪教組織“恩惠路堂”的“打穀場”手段相仿，信徒之間互相毆打和扇耳光的程度越大，則意味着罪孽清洗的就更徹底。面對個體之惡，若不假思索或對生之無望，就會誤入被思想操控的危險地帶，從而喪失人之意義。因此，無論身處真實與虛擬界限日漸消弭的當下，還是悲喜交加的日常生活地帶，我們都應該固守將自身作為方法的無限可能，而不是陷入勒龐所提及的集體“無意識”之中，淪為盲從的烏合之眾。不過，悲戚地在於電影中陳桂林只能通過槍殺的暴力審判來達成對現實真相的回應，而其自身的結局也在自我否定的修正中完成自我對其內在價值的認同。所以，成為“新造的人”或許並非要藉助於“超人類或後人類”思想中的技術擴容，而應當是真正意義上從心底的惡善出發，走向自我審視的平和與接納。在這層意義上，電影可謂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令觀眾再次追問人之意義在何方。
“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墜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阿倫特肯定平庸之惡，但也及時的給出善的微光的照耀。對於華語犯罪類型片而言，重要的或許不是一味地追求暴力化的視聽震撼與情感渲染，而應當是在根植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尋找明滅不定的善惡之光，哪怕是微弱的光，也值得我們去期待更多的可能性。（韓貴東）
來源：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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