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把回到故鄉看作是穩定或安慰，但關鍵在於，它也許是一件更複雜的事情，我們要更誠實地談論這些複雜的經歷。”3月6日下午，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在訪華首場活動中說，他寫作的是他的經驗、他對所見和未見事物的理解，可能是“別人從未表達過的觀看方式”。
這是76歲的古爾納首次來到中國，但中國對他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出生於東非的桑給巴爾島，家離港口只有幾步之遙。童年時，“在海岸邊的一些區域走走，可能撿到美麗的陶片，傳說是鄭和船隊留下的遺迹……”
據悉，在9天的行程里，從上海、寧波到北京，古爾納將先後與格非、孫甘露、莫言等中國作家展開對談，參觀現代文學館，並有多場作品簽售會。
在印度洋彼岸拾起的青瓷碎片
3月6日下午，以“我們必須談論痛苦”為主題，古爾納與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格非分享了他們的文學世界。
在對談開始前的演講中，古爾納表示，他對中國其實神往已久：“我從小到大都聽說，我們曾與大洋彼岸的地方聯繫頻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灘行走，你會拾到青瓷碎片，它們產自中國，是鄭和船隊遺留下來的歷史遺迹。在一些故事裡，中國人沒有隨艦隊離開，永遠留在了這片土地上。老實說，這類跨洋聯繫的故事聽起來就像是傳說或神話，然而我每年在家門口看到的五彩繽紛的人類活動證據，讓我相信它們是真的。”
“我在讀他的書的時候，腦子裡會馬上浮現出世界地圖。”格非在現場分享了他閱讀古爾納作品的初印象，首先讓他特別驚訝的，就是古爾納作品中非常複雜的時空關係，比如非洲大陸與亞洲的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西歐的愛爾蘭、當時的民主德國等地的關聯，進而深入探討不同文化、種族、民族、宗教與文學之間複雜的聯繫性。“這也給我們中國當代作家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在今天寫作沒有一個世界性的視野，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閱讀古爾納作品時，格非還明確感覺到作品的“清晰”，書中很少有曖昧不明的部分，一些很次要的人物，古爾納也會逐一介紹這些人物的生平。這與荷馬史詩存在某種內在的相似性：“德國學者奧爾巴赫的《模仿論》里有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說荷馬不屑於去安排什麼懸念，通過戲劇性的衝突吸引大家，然後故意留下一些緊張和曖昧的地方，讓大家去猜謎。在荷馬的筆下，沒有任何事情是昏暗的。”格非指出，16世紀以前，人們講究“修辭立其誠”；16世紀以後，“誠”逐漸被“真”取代，“我最近在思考，我們有沒有可能在追求‘真’的同時，回到‘誠’，它就是我們心底的光明。我在讀古爾納先生作品的時候，能夠明確地感覺到‘誠’與‘真’兩者同時存在。”
“不可抵達”的痛苦
在兩位作家的作品中，“痛苦”是一個共同的主題，格非曾說：“生命有很多痛苦，這個痛苦是固定的。”古爾納則坦言：“你必須談論那引起你痛苦的事物。”
古爾納認為，隨着年齡的增長，人生中的痛苦會不可避免地積累起來，“痛苦是一種強烈的情感，不同於物理層面的疼痛，痛苦反映了歲月增長帶給我對人生更多的理解，更多的體味，因此我寫痛苦與年輕人的焦慮是不一樣的。”他回憶自己父親在生命最後的狀態，“我看他一個人安靜地坐着在看街道，我問他，‘你在想什麼呢？’他回答說，‘我在想那些讓我痛苦的事情。’”
“在《一千零一夜》里，故事的結尾都是一樣的，‘他們從此過上了美好的生活，直到白髮千古。’每次讀到這個地方的時候，你都會覺得世界上所有的苦難不幸糾葛都已經被化解了，這是傳統文學的魅力，”格非說，“可是現代文學不一樣，按照本雅明的說法，它是致力於解釋和尋找生活的意義，而不是給你提供道德教學和智慧。我覺得痛苦就是某種幽暗，你身處其中，不明原因，你要尋求光的話，你必須到幽暗中去尋找。所以我的作品裡要寫痛苦。”
古爾納的小說《海邊》里，不同的人物對於麥爾維爾的《抄寫員巴特爾比》都各有自己的解讀。在格非看來，巴特爾比應該是文學史上“最痛苦的人物”之一。他的口頭禪是“我寧願不”，除了抄寫以外，他拒絕做任何事情。追根溯源，大概是因為巴特爾比在“死信局”工作，每天與無數收不到的“死信”打交道，燒掉信封里傳遞的文字、情緒和貴重物品，感受人間的種種悲劇，很難不感到痛苦。“這些作品描述了現代社會中痛苦的核心，就是一種‘不可抵達’。”
鄉愁不是遠離故鄉，而是失去故鄉
在古爾納的小說里，移民或難民與他們故鄉的關係被反覆書寫。主持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指出，和中國的很多“回鄉文學”對於家鄉的積極描寫不同，古爾納在《讚美沉默》等小說里既反諷了歐洲，也反諷了非洲，改變了人們對非洲的想象。
對此，古爾納認為，“回鄉文學”的一大特點在於，寫作者或是敘事的人都有能力回到家鄉，但是在他自己的小說里，有些人物可能永遠也回不去，“他有一種罪惡感和背叛感，我相信這是那些主動離開家鄉與被迫離開的人共有的感覺，”古爾納說，“關鍵是，我們要更加誠實地面對不同的複雜感受，要寫你所見到的東西，這樣的文學裡才有一種原創性。”
從“江南三部曲”、《望春風》到最近出版的《登春台》，格非的小說中同樣有大量對於家鄉江南的描述。他認為，返鄉是傳統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共通的主題，例如喬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幾乎重寫了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的回鄉。“德國浪漫派大師諾瓦利斯說過一句名言：現代哲學其實就是起源於鄉愁，尼采也說過他的寫作來自於無家可歸”，格非說，無論是回鄉的自由還是無法歸鄉的痛苦，“返鄉”始終是一個強烈的創作動機。
面對作品中強烈的鄉愁，也有讀者表達了不能共情的疑惑。對此，格非分析：“《紅樓夢》里晴雯臨死前，一定要跟寶玉交換貼身內衣。我母親當時離家也怕與妹妹此生不復相見，互相交換了襪子，並珍重地保存。隨着今天交通、信息的便利，我們已經不用面對那麼多生離死別了，也就沒有過去人們那麼濃郁的感情。不是人變得冷漠，而是我們的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古爾納則回應：“鄉愁並不意味着遠離家鄉，而是失去家鄉。”
實習生 貫溪恩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姜斯佳 陳曦
（主辦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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