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大年初一《紅毯先生》正式上映還有整整兩周的時候，寧浩的日程就已經排得滿滿當當。採訪地點在北京東五環外10公里，外牆掛着壞猴子影業的logo，除了周邊幾個村子，見不到多少人影。公司另一處辦公點在望京，大部分人其實在那邊上班，這裡一般是用來寫劇本、聊劇本的，因為足夠清靜。
上一個採訪結束，寧浩才有時間吃飯，他說自己已經餓得不行了。午飯放在樓下，早就涼透，同事幫忙熱了熱，兩個驢肉火燒，一碗湯。快速吃完，沒休息，採訪就又開始了，否則再後面的記者會等得更久。話說得太多，他手裡抱着一個玻璃杯，咕咚咕咚喝個不停。
圖/受訪者供圖
如此密集地接受採訪，寧浩說他只是希望讓喜歡這部電影的觀眾都能來看，因為“藝術必須經過交流才完整，作品最終是完成在觀眾的眼裡和心裡”。至於所謂票房，他倒沒什麼特別期待。用他的話說，《紅毯先生》是一盤湘菜，很難讓所有觀眾都從中得到滿足。
甚至他覺得，在觀眾真正看到電影之前，宣傳應該做的也許不是把有興趣的人喊來，而是把沒興趣的人勸住：“你讓吃粵菜的人非得去吃湘菜，他會辣得不行；讓吃湘菜的人吃粵菜，他也覺得沒味兒。”
而就在採訪的兩天之後，電影又發布了一款新的預告海報，上面寫着這樣一行字——“讓觀眾自己選擇？ok！”
溝通的困境
《紅毯先生》這盤湘菜，有調味有配菜，料下得很多，以致於寧浩創造了好些說法來講述它，比如“優雅喜劇”，比如“極簡主義電影”。
“我只能這麼說，我也不太好找一個東西能怎麼概括這個電影，它本來就不是特別具體。一個類型片很好描述，但是當偏向藝術方向的時候都挺難描述，它就是一個感受。如果拿這裡頭髮生的事件去概括，又不準確，想說的不是這東西對吧。”
類似的情況在寧浩這裡倒也不算第一次出現了。從前他跟媒體聊《無人區》時，談到了“宇宙的存在與擴大，夸克的自轉與自我繁殖，雄性花粉與男人花心的聯繫，以及兩個猴子偷桃與人性社會屬性之間的比喻”；後來聊《黃金大劫案》時，他又談到了“人生的四種境界，喬布斯的偉大，佛教的多樣法門，木匠與椅子的做法，網絡微博時代的道德敗壞”。不過區別也有，那些講的都是創作動機，不是電影內容本身。
《紅毯先生》的創作動機沒那麼玄奧和複雜。外在的動機是一個約定：2006年劉德華的公司做"亞洲新星導計劃"投資了《瘋狂的石頭》，讓寧浩一舉成名，之後倆人一直商量着要合作一回。內在的動機則是源自現實的觀察與感受，這也是這盤菜最核心的主料：“關於溝通難的困境”。
圖/受訪者供圖
“我覺得這些年最大的一種變化是自我意識的覺醒，整體上是好事，但有時候也會有一些過分以自我為中心的部分，產生了一些副作用。大家都以自我為中心，很難跳到別人的角度去理解別人，這時候就會產生不溝通，一探討問題就情緒化，只站在自己角度說，最後就變成人身攻擊了。互聯網強化了這個東西，大家的自我意識會在網絡環境下找到社群，間接得到了肯定，所以又變成了社群與社群之間的很多矛盾。”寧浩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當然，所謂內在外在並不代表兩個動機孰重孰輕、孰主孰次。事實上，整個劇本的構想最先有的恰恰是形式，寧浩想拍的就是一個香港影星來內地拍戲的故事。因此從成片看來，兩個動機像兩條交匯的河流一樣，融為一體，所有溝通引發的衝突都緊緊圍繞着劉德華飾演的劉偉馳——與妻子的、與孩子的、與導演的、與經紀人的、與投資方的、與豬場老闆的、與視頻博主的、與網絡輿論的、與公關團隊的……
然而當一個又一個失控都紛至沓來地落在這樣一個角色身上時，一種莫名的意味也便油然生出。劉偉馳的困惑與困境，其實亦是人到中年在世事更新面前的不解、不適、尷尬、慌亂和狼狽。而這又是否來自寧浩的某種自況呢？畢竟1977年出生的他，確實已經46歲了。
“我相信每一個導演尤其原創型的導演，他寫的每一個人物或多或少都和他的認識、觀點、感受有着某種聯繫。但說它就是描繪的（自己），也不一定。”寧浩並沒有承認這種映射的存在，他認為故事最終的走向和效果都是自然的結果：“故事一旦抓到基因，要怎麼走是它的意志。除非你生掰，以生掰的邏輯打破敘事邏輯，讓你明白我其實想說的是另外一件事。我經常跟編劇聊，往往一個創作者是發現一個故事，不是創造一個故事。”
依這個解釋來看，寧浩是相信故事的，相信它的獨立與力量。可是他接着又說到：“這也是我經常擔心電影會被故事綁架的地方。電影有時候弄不好就會被綁架，變成一個流暢的、自然的、順理成章的事兒，這也是要小心的，要不然電影本體的魅力就出不來了。電影的最大功能是弄一個世界，一定是故事完成不了的，很多電影沒有故事也是好電影。戈達爾他們旗幟鮮明地提出來反對故事，黑澤明到最後就什麼故事都行。”
無力的人生
嚴謹地講，辣不是一種味道，而是一種觸覺，熱與痛的反應。一道以辣著稱的湘菜，除了吃着刺激和痛快，同時也可能惹得涕淚橫流。《紅毯先生》這盤菜就有這麼點後勁。電影的最後一幕是一間寬敞的辦公室，兩面落地玻璃幕牆，窗外是眾生喧嘩的世界，窗內空空蕩蕩。劉偉馳一個人騎着平衡車來來回回，剛開始小心翼翼，然後漸漸張開了雙臂。
原本設計的結尾並不是這個樣子，也按着劇本拍過一版，劉偉馳在家裡辦了一場聚會，很多小孩在一起熱熱鬧鬧。但後來寧浩找到一個景，在裡面呆了很久，感覺突然從心裡長出來：“玻璃牆有豎棱，看着很通透，但是又跟監獄似的，挺有一種象徵感。”於是他給劉德華加了一段站在窗邊接電話的戲，通過監視器一看覺得還是少了些什麼。“他應該在這個空間里嘗試點什麼。平衡車是之前他經紀人騎過的，我覺得他應該試圖跟他的經紀人有所交流，嘗試一下別人的東西。”
劉德華其實不太會騎那個東西，電影里的小心翼翼是真實狀態，反而呈現出了一種艱難維持平衡的意味。騎了幾個來回，寧浩問他能不能加點動作，他便又擺出一個類似飛翔的姿勢。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寧浩說他覺得很憂傷：“對我來說,突然有一種意義出現。在一個一無所有的世界裡，我們蠻孤獨的。你知道了需要溝通、需要交流，但找不到人，就是無奈感。就像我以前經常說猴子在晃樹一樣，你就是那個玩意兒，別無選擇。”
“猴子晃樹”的故事，他在很多場合講起過很多次了。小時候，離家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動物園，他經常翻牆進去閑逛。園子里有獅子有老虎，還有一隻很老的大象，他不喜歡獅子老虎，它們不搭理人，也不喜歡大象，總擔心它什麼時候死掉了。他喜歡看猴子，它有情緒，會衝著人呲牙，會扒着籠子嚇唬人。看得多了，寧浩發現猴子每次都在那兒拚命晃樹，不管有沒有人看它。最初他還奇怪這傢伙為啥這麼干，再一想，它不晃樹又能幹嗎呢。
這個無意的發現從此成了他的價值底色。他覺得人和猴子一樣，活在這個世界裡忙忙碌碌無非也是晃樹，好像在為自己尋找意義，其實不過虛妄，卻也別無他法。後來他開公司，便以“壞猴子”來命名，門口放了一件雕塑，是成為斗戰勝佛後的孫悟空，盤腿而坐，金箍棒橫在膝上，俯首閉目。
“我對那種無奈和無力的東西比較敏感。人生說到底就是沒有什麼辦法，你控制不了什麼，看似你在控制什麼，實際什麼都不是，你只能這樣而已。”寧浩說，他以往的電影雖然沒有落在這種對於人的憐憫和悲哀上，但人物在裡面也基本不起什麼作用，只是個棋子兒，被扒拉到這扒拉到那。“命運比你大，你什麼都不是。”
在這個意義上，他從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做喜劇的人，他做的是荒誕劇，不僅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而且非常嚴肅地面對問題。只是荒誕的部分往往會令人發笑，因為“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當你站在全局的角度，人物的命運就變得可笑，他越努力越可笑，他做的所有東西都是徒勞的。”
但他並不否認笑的意義：“講笑話才能對抗，當你左右不了命運和結局的時候，可以選擇姿勢。”也因此，儘管悲觀，寧浩留在公眾面前的，卻好像永遠是一張頑皮的笑臉。
“我很小的時候，我媽老讓我洗衣服。我對洗衣服深惡痛絕，拿個搓板搓得手痒痒，每次都是愁眉苦臉。然後有一個大哥跟我講，愁眉苦臉也得洗，開開心心也得洗，你逃脫不了這件事，但是態度可以選擇、心情可以調整。”
內心的狀態
寧浩開始動筆創作《紅毯先生》的劇本，是在《瘋狂的外星人》之後。那部電影上映於2019年的春節，7天累計票房14.48億，位居同檔期第二，創造了屬於他自己的一個紀錄，但豆瓣評分只有6.4，在他的所有長片里最低。彼時他接受《博客天下》採訪，說這將是他最後一部作者電影，下一部他要試試工業化，拍點無情的電影。記者問他是玩笑還是正經話，他眯縫着眼，笑對所有詰問。
如今看來，《紅毯先生》並不無情，更不工業化，僅有380多個鏡頭的節奏甚至有點“反”工業化。寧浩覺得，在一定意義上這可以算是一次自我回歸，因為他成名之前的兩部早期作品《香火》和《綠草地》就都只有400多個鏡頭，他懷念那種簡潔地講故事的語法。當然，《紅毯先生》的容量比那兩部電影要大，所以同時也是挑戰。
不過當初的話卻倒不全是玩笑。寧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候他確實有點想拍一部大片，但最終沒下去手：“我以前覺得能在大片里找到一個東西，但是後來發現還是不行，老寫不動。我總得裝一個我特別感興趣的東西，如果在裡頭找不到就挺困難的。”
圖/受訪者供圖
倘若不算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國》、2020年的《我和我的家鄉》兩部參與的集體作品，從《瘋狂的外星人》到《紅毯先生》，寧浩已經闊別大銀幕五年了。而從《瘋狂的外星人》到再上一部的《心花路放》，中間也隔了五年。這十年，他只拍了三部長片，比起上一個十年，數量少了整整一半。
這十年，寧浩看上去扮演了更多角色，從一個單純的導演變成了全方位的電影人。從《心花路放》起，壞猴子影業從製作逐漸向出品、發行、營銷的電影生產全鏈條擴展；2016年“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公布，寧浩又開始扶植文牧野、路陽、申奧等一眾青年導演，幫他們完成立足影壇的奠基作品。
尤其隨着《我不是葯神》《孤注一擲》兩部爆款的出世，加上之前《瘋狂的石頭》創造過的小成本奇蹟和《心花路放》的年度國產票房冠軍，事實似乎不斷證明着，在市場面前，寧浩總是表現敏銳。
但寧浩說，一切實際都並非刻意而為。“一開始是一個導演工作室，然後會發現你想下一次（拍攝）再找一些人來就很困難，那你就想把團隊固定下來。固定下來得有事干，就弄個公司接點別人的活。以前遇到過一些困難的問題，那是不是有個公司就能去融資，發行是不是有點話語權。公司既然都有了，反正也得幹活，那挑點有價值的干吧，做青年導演是有價值的，就做了‘72變’。”而且說到底，他光管創作的事情，經營都交給了合伙人，所以很多電影的片頭裡，他的名字都只是監製而已。
至於幾部電影在商業層面的成功，他則歸功於了時運：“很多時候是運氣比較好。拍《瘋狂的石頭》時，時代選擇了你；弄公司也歪打正着，青年導演們需要一個這樣的平台，市場又需要新鮮東西，趕上了。（當然）產品這種事要靠對技戰術的了解，還是要想辦法把手藝活干好。”
寧浩形容自己是一個“中等生”，單看票房不算成功，觀眾也沒那麼廣泛，藝術上更沒什麼成就，a類電影節的獎一個沒拿過。“（表現）突出的就是中庸之道吧。”說完，他自己也呵呵地笑了。
把“中庸之道”換一個詞，即為“平衡”。在寧浩這裡，平衡不是槓桿兩端的對等，而是一個三角的穩定，一角是自己，一角是作品，一角是市場。“市場不能不尊重它對吧，作品本身的完整性也不能不探討，還有（就是）自己喜好的東西。電影就得有一個電影的樣子，必須得平衡。如果僅僅是一個敘事工具，幹嗎不寫小說，這成本多低。”
儘管這種平衡可以被稱作寧浩的電影生存之道，或者說是他這隻猴子選擇的晃樹姿勢，卻不意味着他全然樂於此道。算上去年已經拍完的下一部新片，寧浩的履歷總共有十部電影，但他覺得這十部都只是作業，而非作品。有一天，也許當自己把平衡扔掉去玩一把時，那可能才是作品。
“其實我還挺尊重自己的內心的狀態。我必須要找到我愛的那個部分，閾值可能會調高，不是說對什麼都充滿激情，但還是有喜歡的東西。拍電影太難了，如果我不愛，我就堅持不下來。”寧浩說。
作者：徐鵬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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