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浩和劉德華各自在《紅毯先生》中飾演導演和明星，和現實形成有趣的對照。（片方供圖）
寧浩幾乎每天都在寫劇本。還在很年輕的時候，他就說過，自己會同時準備十個劇本，哪個能成拍哪個。
他一直想為劉德華拍一部電影。十多年前，寧浩在劉德華“亞洲新星導”計劃的資助下拍出了《瘋狂的石頭》，他不止一次說，劉德華是他的貴人。但出於種種原因，一直沒能實現。
從第一部電影《香火》到《我和我的家鄉》，寧浩創作的大部分人物都是普通人，“我平時寫的都是一些藍領階層，一直想不到找香港明星可以演什麼。”乾脆，他決定讓劉德華演一個大明星。
作家李修文是寧浩多年的好友，也是《紅毯先生》的文學顧問。當寧浩第一次說起這個關於明星的故事，李修文覺得它的主題是“偶像的黃昏”。“相當於天神下凡，卻突然發現自己的廟已經不見了，所謂的廟成了抖音、快手、小紅書。實際上就是傳統偶像大戰網紅。”
這部電影最初叫“全民明星”，後來定名為“紅毯先生”。故事充滿諷刺：香港明星劉偉馳中年離婚、事業失意，想通過拍一部內地導演的農村題材文藝片獲得電影獎認可，卻引發了一系列失控事件。
“當然，這部電影不光關於明星，前些年資本化幾乎裹挾了所有人，包括藝術家。”李修文說，那段時間，寧浩經常和他抱怨，“怎麼又出來一個新詞兒？”
這幾年寧浩一直在思考，短視頻時代電影應該做什麼。他觀察，短視頻最大的特點就是真誠的表達，農民展示農民的生活、工人展示工人的生活，真實而生動。“這部分是電影應該學習的，這時候你再去演繹一個假的，可能真不如人家。”受此影響，他打算拍攝一部元電影——“拍電影人去拍一個電影的故事。”
李修文說，寧浩善於找到社會的神經。
編劇劉曉丹也覺得，寧浩是一個特別關心時代變化的人，“網絡自媒體時代，人和人之間的溝通應該更加便捷，但為什麼矛盾越來越多？”
劉德華和寧浩，分別在《紅毯先生》里飾演明星和導演，和現實形成對照，也難免被解讀為某種現實處境的自況。主人公劉偉馳，在寧浩的理解里，“是一個身處（明星）高位而拒絕溝通的人”。他發現，人很難真正理解別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執念。
2021年，《紅毯先生》在深圳開拍，結果趕上疫情防控政策變化，定好的拍攝場景不能用了，幾百人的劇組四處輾轉，耽誤了將近一周的進度。面對變故，寧浩頂住壓力，通過各種辦法變通，劇組還是在原定的時間裡完成了拍攝。
寧浩，1977年出生於山西太原，導演、編劇，代表作《瘋狂的石頭》《無人區》等。（片方供圖）
“我想變一變”
《紅毯先生》的劇本寫了整整一年，編劇王昂和劉曉丹接到的任務是：“以劉德華為主角的，講述大明星溝通問題的電影”，之後就開始了漫長而痛苦的打磨，“每一次取得階段性進展還沒開心幾天，又都推翻了。”
開拍前，有一次寧浩約李修文在成都的環球中心聊天，兩個人睡眠都不好，他們總是白天睡覺，晚上出來碰頭，好幾天都不出門。李修文發現，寧浩滿腦子想的全是電影的主題，而劇本的創作就是不斷地為此拼貼出心中的答案。
電影里有一場戲，來自劉德華自己接觸短視頻的困惑。年輕的視頻編導不但要求劉偉馳模仿經典電影里的橋段，還要說出“老鐵666”這樣的網絡用語。
劉德華的合伙人、電影人余偉國從業四十年，他很少全程參與一部電影，這一次他擔任製片人，也是編劇之一，貢獻了不少關於香港明星的段子。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紅毯先生》光是聊劇本就花了八個月，碰撞出很多好笑的橋段，成片全都拿掉了。
儘管合作多年，王昂和劉曉丹依然覺得《紅毯先生》是他們職業生涯里最為困難的寫作。寧浩強調真實，但是誰也沒有體驗過大明星的生活，要如何呈現細節？而且，這是一部需要極力剋制的電影，好不容易想出一些好笑的橋段，寧浩卻覺得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如果一般的商業電影是在不斷地加東西，那我們就是不斷地在做減法。”王昂說。
比起寧浩的“瘋狂三部曲”，《紅毯先生》顯得過於安靜了，沒有誇張變形的人物、瘋狂無序的行動。
王博學是《紅毯先生》的攝影指導，之前和寧浩合作過《我和我的家鄉》。寧浩找到王博學，告訴他自己要拍一部反好萊塢套路的電影。
一般的商業電影有2000多個鏡頭，即使是藝術電影，一般也至少有600多個，《紅毯先生》只有不到400個鏡頭，意味着它的呈現方式會非常獨特。鏡頭少不代表節奏就慢，還要顧及觀眾的觀感不覺得沉悶，拍攝難度大大增加。
開拍前，寧浩和王博學看了不少參考片，主要是瑞典導演羅伊·安德森的幾部代表作。最初兩天的拍攝很不順利，王博學和寧浩都覺得差點什麼，到了第三天，寧浩突然把王博學拉到一邊，說：“我想到怎麼拍了，就是回到《綠草地》的方式，一種淳樸的極簡主義風格。”
回顧寧浩的職業生涯，早期的《綠草地》就是只有400個左右的鏡頭，寧浩希望用最少的信息把故事講清楚。到了《瘋狂的石頭》，他想拍一個具有搖滾氣質的電影，要躁動一些。“藝術就是多探索一些領域，就像旅遊一樣，要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對於公路片《心花路放》，寧浩又想拍得鬆弛一點，試試“不那麼藍領的表現辦法”。他希望邀請觀眾參與到對這部電影的思考中，留下很多縫隙。那時他已經意識到，電影不是單向度的輸出，而是一種交流。
某種意義上，《紅毯先生》是一部“回歸”之作，回到寧浩最初的兩部電影，長鏡頭、節奏慢，更加簡約。“我想變一變。”寧浩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對特別喧鬧的東西有點煩了，我想回到早期的風格中，用簡單的方式闡釋一件事。”
在王博學眼中，寧浩深諳好萊塢類型片的拍攝方式，“他想要拍一部那樣的電影太容易了，但《紅毯先生》的拍攝就是他重拾拍電影的初衷，而不是因為大家追捧或者票房。一個在成功時期的導演能夠放棄原來的東西去做嘗試，這是特別難得的。”
大多數導演都在追求如何讓節奏變快，寧浩卻走了相反的路。王博學曾有些顧慮，鏡頭萬一不夠怎麼辦？寧浩饒有信心地安慰了他。“他對自己想要的東西非常明確，就是化繁為簡。”王博學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劇本故事也被提純了，去除了強烈的衝突，“我們把可以賣座的元素，讓人哭、讓人笑的東西，都拿掉了。”王昂說。
直到上映前，精簡的工作仍在繼續。在多倫多電影節看了成片之後，寧浩覺得劉偉馳最後痛哭的情節過於煽情，於是改為他在香港街頭撕掉自己的海報。劇組緊急又在香港補拍了一場戲。“把奪目的東西都去除了，現在這部電影變得很純粹、很乾凈。”王昂說。
寧浩說，他不喜歡一成不變，最怕路徑依賴，“每到新的領域就會發現自己啥也不懂。”
“那你會害怕嗎？”南方周末記者問。
“總比留在那個地方好吧。”他回答。
劉德華參與了劇本的討論，影片中劉偉馳的妻子對他說“你結婚的時候不公開，離婚的時候也不公開”就是劉德華貢獻的台詞。（片方供圖）
一直在努力做平衡
放眼華語影壇，寧浩可能是70後導演中唯一一位既在市場上獲得高票房，同時也入圍過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導演。
2006年，《瘋狂的石頭》橫空出世，以300萬成本取得2000多萬票房，成為當時小成本電影的一個神話。
從山西電影學校畢業後，寧浩被分配進太鋼（太原鋼鐵集團）電視台，18歲時向單位請病假去了北京，再也沒有回去。他輾轉混進音樂圈，拍了不少mv，先後進入北京師範大學藝術系和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後用籌來的三萬元，拿一台dv機拍出第一部長片《香火》。
《香火》講的是一個和尚為了修葺寺廟，不得不走進紅塵的故事。和尚堅信“我是個和尚，就得有座廟”，但塵世間的人則各有各的算計，等到和尚籌夠錢，廟也要被拆了。
《香火》是標準的寧浩風格，無時無刻不在調侃人世間的荒誕，深刻地揭示了宗教信仰和現實的衝突。當時寧浩並不知道拍完之後要怎麼辦，“就決定放在家裡吧”，一個朋友批評他，“你這種農民式的拍攝辦法，就是自產自銷”。
《香火》之後，寧浩獲得了幾十萬的投資，拍攝了“命題作文”《綠草地》，讓他再度被國際電影節認可。
2005年，寧浩帶着《綠草地》在香港認識了余偉國。余偉國當年是“亞洲新星導”計劃的負責人之一，這個計劃旨在亞洲尋找和扶持有潛力的新導演。余偉國很看好寧浩的前兩部電影，雖然是藝術片，但很有幽默感，他力邀寧浩加入。
“亞洲新星導”原計劃給每一位導演500萬的資助，不限制題材，讓大家隨意發揮，但由於資金問題，只有300萬可以投給寧浩的新片。當時也有別的海外資金找到寧浩，但他看重“亞洲新星導”的“不限制”，欣然同意。
很多年後，寧浩在和林旭東的對話集《混大成人》中講述這段往事：“看到一個什麼樣的機會，我就會拿出什麼樣的故事來。如果來了那麼一個幾十萬的機會，我就消費這個事，如果有幾百萬我就拿出另外一個東西來。”
《瘋狂的石頭》之後，寧浩的事業進入了快車道，儘管他拍電影的效率不算特別高，但每一部都受到行業矚目。
2012年，寧浩和朋友合夥成立了“壞猴子影業”，“本土、當代、趣味、創新、個性”這五個關鍵詞是這家公司的宗旨。他曾說：“小時候，好孩子代表着聽話，壞孩子不太聽話，但壞孩子比較願意去嘗試一些課堂以外的東西……壞其實代表着要有一些不規矩的部分。”
2013年，寧浩的《無人區》上映，收穫了2.59億元票房，次年還入圍了第64屆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2014年，他的《心花路放》以11.69億票房成為當年最賣座的華語電影。而他所監製的《我不是葯神》《孤注一擲》等影片，也一再刷新着中國電影票房榜，寧浩的名字幾乎成為賣座的代名詞。但他覺得，票房從來不是自己考慮的問題。
李修文認為，大家只看到寧浩拍攝和推動了很多票房成功的電影，實際上他也投了很多註定不掙錢的電影。以今天的眼光看，《瘋狂的石頭》2000多萬票房並不算高。
2016年，“壞猴子影業”推出“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類似當年的“亞洲新星導”，這項計劃集結了一批優秀的年輕導演，路陽導演的《綉春刀2·修羅戰場》、文牧野導演的《我不是葯神》都是從這個計劃中誕生的代表作。
寧浩將電影圈比作一個水塘，自己也是其中一條魚，他希望生活在一個健康的生態里，所以招徠其他年輕人和自己一起玩。
問起“壞猴子”的遴選標準，寧浩說得很簡單，“我們幹得特別隨緣”。他看他們的短片，拍得好，幾場戲就看出來了。
相交多年，李修文認為，票房對寧浩來說不是難事，他需要不斷地做選擇題——既為投資人負責，又在捍衛自己的藝術趣味時，不介意付出代價換取自由。“拍電影這件事需要和太多人有交代，寧浩一直在努力做平衡。”
做了“壞猴子”之後，寧浩看上去似乎更需要考慮商業了，但他對社會的觀察力一直都在。李修文觀察到，寧浩“最爽的時刻”仍是每天的黃昏，和“壞猴子”的年輕導演、編劇、製片人坐下來，一起探討他們的故事。
“寧浩這個人只有一個標準：它是不是一個可能的好作品？”李修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紅毯先生》講述大明星劉偉馳中年失意，想通過拍一部農村題材文藝片獲得電影獎認可，沒想到卻引發了一系列失控事件。（片方供圖）
“優雅的瘋狂”
寧浩形容自己的日常生活極其無聊，他沒有一天停止過寫劇本，休息的時候就是看書看電影。
劉曉丹說他不修邊幅，毫無包袱。王昂眼中的寧浩是一個一直保持探索的人，每天都在“好奇生活”，有時候探索的東西偏理性，有時候偏瘋狂。
熟悉寧浩的人會覺得他的作品有種狠勁：《香火》里的和尚最終失去了家園；《瘋狂的石頭》里一群人追着一塊假翡翠；《心花路放》看上去講的是慾望，內核卻是感情的失落……儘管包裹在幽默的外表下，往往有強烈的諷刺。
寧浩家裡人信佛，他覺得自己有敬畏之心，但算不上信徒。他講，“我不是一個純粹的人，既不夠現實，也不夠理想。”他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破除我執”。他認為，自己的電影最重要的母題是：“一個人會因為狂妄自大付出代價。”
做劇本的時候，兩位編劇就很明確劉偉馳是一個負面人物，“雖然他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他的自大和拒絕溝通讓他付出了代價。”王昂說。
王博學覺得，在《紅毯先生》里，寧浩甚至把自己也給諷刺了，“他就是把自己對人生的思考，觀察的世界，通過他熟悉的環境放進來。”《紅毯先生》里有一場戲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劉偉馳在一個三星級酒店體驗生活，停車的時候和旁邊的車發生摩擦。本來是一件小事，但是遇到兩個較勁的人，就變得有趣了，另一台車的車主根本沒有露面，電影里劉偉馳一次次塞錢、對方一次次不接受，最後演變為劉偉馳砸車又道歉。
王博學說，寧浩骨子裡的東西沒有變，他追求的荒誕勁兒，每一部電影都有。
寧浩和李修文都喜歡樹，經常聚在武漢，一起去山裡看樹，喝酒聊天。李修文形容，寧浩有些苦行僧氣質，從早上睜開眼到入睡前想的都是電影，是一個“活在電影里的人”。
李修文認為寧浩是一個具有文學理解力的導演。在他看來，寧浩的電影諷刺的是國民性，“對於中國電影的一些現狀，甚至世界電影的趨勢，他都有所反思。”
余偉國覺得，《瘋狂的石頭》是帶着對國民性的批判拍的，在思考為什麼社會這麼“瘋狂”；到了《紅毯先生》，其實是“優雅的瘋狂”，寧浩似乎長大了。
在王昂眼裡，寧浩是一個有反思精神的人，他對網絡環境變化的感受沒有落於陳詞濫調。電影的最後，劉偉馳真心地向網友道歉，不再為了流量勉為其難地講出“老鐵666”，而是把姿態放低，用平視的方式和他人對話。
在創作上，寧浩不願意偏激，他看重和觀眾的溝通，想要走一條讓彼此都能舒服的“中間路線”。“放眼全球，李安是這樣的導演，馬丁·斯科塞斯也是，但這樣的導演越來越少了，好萊塢是一個高度市場化和工業化的地方，沒有給藝術片留下特別大的空間。”寧浩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至於歐洲三大電影節，他認為那是另外一個路徑，“他們必須得追求意識形態或者美學層面的東西，和觀眾需要的娛樂不一樣，所以現在基本都是小成本電影，這些電影成本要控制得非常精確，以前一些投資較大的藝術片空間越來越小，這不平衡”。
“我們的環境和他們都不一樣，我只能努力保持平衡。”寧浩說，“它就是矛盾的，就是你到底要票房還是文化表達和導演的藝術表達？這個就是取捨問題，或者要中間，你也得認同這件事。”
當被問到對《紅毯先生》的期待，寧浩表現得異常輕鬆，他說：“我沒有想那麼多，只要每部電影都是我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這就夠了。”
南方周末記者 余雅琴
責編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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