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新片《第二十條》能否解“秋菊”之困?

原標題:《第二十條》能否解“秋菊”之困?



細數春節檔的幾部電影,《熱辣滾燙》真誠勵志,“賈玲減重一百斤”的話題霸屏許久,這背後不光是艱辛與轉型,也是流量與資本,可是,就我自己看來,胖與瘦各美其美,那才好。《飛馳人生2》是韓寒又一部賽車題材電影作品,同樣的人與事演繹出不同內涵,實現了從“少年敘事”走向“中年突圍”。《熊出沒之逆轉未來》則是一部合家歡動畫電影,擁有穩定的受眾群體,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我把自己的那張電影票投給了《第二十條》,想看看它在熱鬧喜慶的氣氛中,怎樣講述一個反映嚴肅現實的故事?


《第二十條》聚焦刑法第二十條,第二十條是關於正當防衛的法律條文。究竟是不法侵害還是正當防衛,現實中有不少典型案例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正當防衛”法律背後潛藏的公理人情,使得一些學者、律師站出來,有針對性地進行普法工作。《第二十條》的出品方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但它並非就是一部法治片,而具有喜劇特色與現實主義藝術風格的劇情片,尤其在思想上彰顯出平民意識與正義倫理。


電影由三個案件組成:公交車司機見義勇為,被判故意傷害罪;王永強被村中惡霸脅迫欺凌,捅傷對方;高中生韓雨辰目睹校園霸凌,挺身而出,因打傷了霸凌者從而陷入了被動境地。三個事件因永恩市掛職檢察官韓明(雷佳音飾)而串聯了起來,第一個是他曾經辦理過的案件,司機獲刑三年後,堅持上訪;第二個是他在掛職工作中正要面對的案件;第三個是他兒子正在遭遇的處境。過去與現在,事業與家庭,法理與人情,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讓一個微胖、略油的中年公務員捉襟見肘。


該片完全摒棄了個人英雄式的創作方式,將平民意識貫穿於普通人物的塑造與日常生活的表達之中。作為從縣到市掛職的檢察官,韓明在體制內生存,盼望官升一級,大部分時間他唯唯諾諾、瞻前顧後,是一個現實且懦弱的普通人。如果說韓明在片尾聽證會上激情洋溢的陳述讓他有了一點英雄氣概,我也更願意將其視為普通人受到諸如初戀、兒子、證人等多種感召後的應激反應。


副檢察長、刑警隊長、主審檢察官等人物沒有超越體制的權力或者救濟蒼生的能力,而是在現有結構中小心翼翼地活着,顯得具體而真實。由馬麗飾演的韓明妻子,通過演員的喜劇素養有效增強了影片的喜劇色彩。韓明夫妻間的拌嘴承擔了該片的大部分笑料,雖然場景略顯聒噪,但也正是這種咋咋呼呼的唇槍舌戰化解了一部分沉重、壓抑的氣氛。以喜感包裹嚴肅內核,不失為進軍春節檔的一種安全策略。


正義倫理是這部影片最根本的思想內核。如果說影片的平民意識是一種生活關懷,而正義倫理則是一種生命關懷。刑事案件的背後是生命衝突,參與者孰是孰非,需要給出公正的審判。法律條款簡潔而權威,而案件的具體情境各不相同,均涉及人世間的悲歡離合、生死離別與人倫關係,需要根據實情予以判斷與裁決。影片中,郝秀萍夫婦的悲慘處境惹人疼惜,也最能代表情與法之間的制衡。光天化日之下,郝秀萍的丈夫被拴在自家院里,而她長期被惡霸凌辱,無力反抗。丈夫失手殺死惡霸,她帶着女兒四處逃竄,為了息事寧人,她站在樓頂決絕一跳,用生命當作最後的籌碼。


20世紀政治哲學家羅格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就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正義是作為公平的正義,並要考慮到差異原則。正義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理想的部分,確立了組織良好的社會原則;第二部分是非理想部分,即解決現實中的不正義問題。郝秀萍是被不正義傷害的個體,而她又是被侵害的弱勢群體的縮影。在電影《第二十條》中,正義沒有讓步。檢察官強調:“法,不能向不法讓步。”“我們辦的不是案子,是別人的人生。”絕望的人在死亡邊緣被拯救,善良的人在冰冷囹圄被解救,影片將法律、倫理、正義巧妙融合,回應老百姓最樸素的情感期待。


影片結束,屏幕上顯示“張藝謀導演作品”,突然覺得有些魔幻。整個觀影過程中並沒有太明顯的“張藝謀色彩”,導演對視覺效果的極致追求,在片中也不見蹤跡。有人說,張藝謀把“秋菊打官司”打到了“第二十條”。實際上,2024年的《第二十條》與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都在尋求正義,但故事背景、敘述方式與觀眾心態已大不相同。


2002年,張藝謀執導的電影《英雄》上映,成為中國電影產業化進程中的標誌性作品。二十多年過去,《第二十條》會不會成為另一個標誌?那就是,愈加成熟的中國電影產業不再過度依賴導演的個人風格,而是更加註重集體生產與產業操作。(作者:周才庶,系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