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
“總是需要有無數的光陰無謂地流逝，才能等到一個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一個人類群星閃耀的時刻出現。”
——茨威格
01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
梁啟超連夜逃走日本。六君子血灑菜市口。
身為翰林院編修的蔡元培，對清王朝失望，辭職回了紹興老家。
當時的嚴復，正在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聽聞消息，他悲憤寫下“求治翻為罪”“莫遣寸心灰”。
思想轉新的知識人，已對舊帝國徹底寒心，不再信任。
在壓抑的環氛圍中，他們渴求變化。很快，他們都將被一種新的世界觀吸引。
這種世界觀，由嚴復帶來。
21年前，1877年，嚴復在英國倫敦近郊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學習，那時他23歲，已經在軍艦上實習了五年，到過新加坡、日本，也到過台灣。
在英國，他接觸了達爾文、斯賓塞、邊沁、亞當·斯密、密爾，他對英國法治的公正、嚴肅印象深刻，對駐英公使郭嵩濤感慨歐洲的槍聲正在於此。
回國後的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去掉倫理學，把書名譯為《天演論》。
“適者生存，優勝劣敗。”
此後，世上沒有了胡嗣穈，卻有了胡適之。
正在礦路學堂魯迅，在一個星期日跑到城南，花五百文，買了一本。才知道“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裡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葛也出來了。”
嚴復身後，是更為洶湧澎湃的西學大潮的匯入，科學、民主、自由、文明，一股腦兒地進來了。
一浪高過一浪的新知沖刷青年的認知。
行動，喚起來了。
02
1919，五四。
學生群情激憤，走出校門，走上街頭。
蔡元培到校門口阻攔。“學生們不肯，他也就讓開”，只留下瘦弱的身影。
一個月後的一天晚上，41歲的陳獨秀衣兜里塞滿自己撰寫並出資印刷的《北京市民宣言》。他也像憤怒的學生那樣，走上街頭，散發傳單。
第一次，他成功了，第二次，他被警察廳的密探逮捕入獄，關了98天。
“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他實踐了自己對青年的教導。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是陳獨秀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創辦《新青年》初，他既做記者，又做主筆，還做主編，一個人撐起一份刊物。
《新青年》一月一號，每號約100頁，6號為一卷，從1915年創刊到1917年8月，一共3卷，18期，1800頁，都是陳獨秀一個人主寫。
不到兩年，《新青年》被新青年競相追捧，陳獨秀成為青年領袖。
1918年5月15日4卷5號的《新青年》上，《狂人日記》發表。魯迅橫空出世。
當時，感到《新青年》初期“不特沒人來贊同，也沒人來反對”，分外“寂寞”的魯迅，對於投稿，仍在猶豫：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錢玄同答他：“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起來了，“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
他以筆為刀，雕刻了一副又硬又韌的骨頭。
03
1923年，思想界最為轟動的事情是一場被稱為科玄論戰的大討論。
當年2月14日，張君勱在清華大學做了一場關於《人生觀》的演講：科學能解決我們的人生觀嗎？
他的結論是否定的：“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的解決，絕非科學所能為力”，這隻依賴於每個人自身來給出回答。
“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胡適），在這個時候，賽先生卻受到了公然的質疑。
論戰正酣時，梁啟超正在北京翠微山養病，但“忍不住技癢”，接連寫兩篇文章參戰。
他的主旨是，人的情感是超科學的，那種科學萬能、弱肉強食、慾望膨脹，競爭激烈的社會，人的精神世界會面臨荒蕪。
四年前，梁啟超去往歐洲，在知識群體集體向西看的時候，他沒有從歐洲看到希望。
相反，他看到：
“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着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它嚮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
也是在這一時點前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一種對當時的人來說，可稱希望的新學說、新實踐傳入東方，紮下根來。
04
入獄後的陳獨秀，按照胡適的說法，獲得某種宗教般的感召，逐漸走向20世紀的共產主義。
他和蔡元培、李大釗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工讀互助團運動，進行空想社會主義實踐，但都在短期內無疾而終。
當陳獨秀又再一次帶着《新青年》回到上海，和主張談實際問題與實用主義的胡適，徹底分道揚鑣。
五四之後，陳獨秀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編刊立言的知識分子、學者，轉身成為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要命的革命者。
也因此幾度入獄。
但此後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革命和理想。
在男人們都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重新想象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時，何殷震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
她的思考，不在中西二元、富國強兵、革命改良的傳統框架中進行。
她和丈夫劉師培，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對主流的權力結構保持了思想和情感上的疏離。
何殷震本人的思考，帶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印記。她主要着眼於工業資本主義，是如何系統性的生產窮苦的無產階級的。
立足於原創性概念“生計”，何殷震看到的世界，是被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國家主義、帝國主義所主導的剝削結構對人的異化，在這些不平等結構中，資本與財富不平衡地積累，導致了社會的不公。
所以思考和批判，也必須在全球的層面展開，民族國家也不過是社會等級制的生產者和保護者。
由於這一思考邏輯，早在1907年，她就批判歐美女權追求的是“偽自由”和“偽平等”，也比波伏娃早42年洞悉了性別是一種社會建構。
05
在形而上的問題被充分思考的年代，也有人在做具體的事。
陶行知，這位平民教育最早的倡導者之一，同樣有過棄醫從文的經歷，也曾醉心於近代科學技術和社會政治哲學，也發起或組織過各類演說、運動、展覽。
但與勞苦大眾的接觸，使他深感沒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存在。
陶行知脫下了西裝，給車夫、漁夫、要飯的孩子、飯館的廚子教知識，在工作、街頭、監獄做教育，辦暑期學校，提倡男女同讀。
在他那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只教學生勞心而不勞力的教育，是“吃人的教育”。
他要通過平民教育，打通貧富、階層的“橫階級”，解除三教九流的“縱階級”，實現社會的四通八達、全面連接。
同樣在鄉土裡做事的，還有費孝通。
他的背後是革命的餘燼，眼前是層出不窮的新問題，當時的中國社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變革。
他在廣西金秀瑤山，展現花籃瑤族的社會特點和民族文化；在自己的家鄉，江村，記錄遭受外部衝擊而劇烈變遷的過程；在祿村，討論土地制度問題。
對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的系統總結被寫進《鄉土中國》，在這一本書里，他提煉出了“差序格局”。
“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繫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絡，因之，我們傳統社會裡所有的社會道德也只在私人聯繫中發生意義。”
在現代化進程中，雖然原有的鄉土社會的秩序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但是一個富有生機和未來的社會，也需要以鄉土倫理為基礎。
晚年的費孝通，在意社會學的“文化自覺”，回到中國傳統文化來重新尋找自身定位，再次梳理過去，希望通過自己，“把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帶進文化自覺這個大題目里去。”
06
1988年，梁漱溟去世前一個月，對記者說，他對中國文化的期望，“就是順應時代的潮流”。
梁漱溟，這位“最後的儒家”，中國文化獨特價值的堅定守護者，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邏輯深刻支配一代中國人心靈的時候，卻不覺得中國落後，一生在文化比較重為中國傳統尋找重生之機。
他眼中的中國文化，由早熟，導致了它的停滯，也使它跳過了科學思維。
但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不見得是弱點。中國所長是“人對人”，西方所長時“人對物”，這也是兩者文化發展殊途的地方。
而未來中國文化，應該在“仁義禮智信”無倫智商增加一倫，“團體對個人”“個人對團體”的互相關係，兩者彼此尊重，由此養成民主的氛圍。
時鐘回撥。1903年，嚴復在翻譯密爾的《論自由》時，將它翻譯為《群己權界論》。他們共同察覺到了某些中國需要的東西。
百年中國，多的是愛得深沉的人。
他們的激憤、不甘、隱忍、倔強中，是對國家的愛，民族的愛；對社會的愛，對人類的愛；對女性的愛，對弱者的愛；對文化的愛，對理念的愛。以及，對自己的愛。
他們的愛，千百態。或者表達為反叛，如陳獨秀、魯迅、蔡元培；
或者深入鄉土和窮苦人中，如費孝通、陶行知；
或者力求貫通中西文明，化合新文明，如嚴復、梁啟超、胡適、梁漱溟；
或者在專業領域深耕，如林徽因、趙元任；
又或者，能夠超脫於國家和民族，而具有深刻的反省意識，如何殷震。
抬頭遙望，這些響噹噹的名字，如閃耀群星，照拂夜空。
編輯 | 茗婷
排版 | 樂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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