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部爆火俄劇里,你能目睹紅色帝國的腐爛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渣渣郡

描述上個世紀的青年文化現象,是創作優秀文化產品的富礦:

比如,美國有《在路上》、英國有《猜火車》、日本有《青春殘酷物語》、中國也有《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和《頑主》。

現在,俄羅斯也有了一部名叫《男孩的誓言》的劇集,它通過描繪上個世紀青年幫派的血腥故事,引起了泛蘇維埃文化圈的熱議,引發了獨聯體人民群眾的懷舊高潮,甚至有數據顯示,在俄羅斯,83%的人都聽說過這部劇。

在這部爆火俄劇里,你能親眼目睹紅色帝國的緩慢腐爛。

上個世紀80年代,蘇聯治安下行,青年黑幫開始在各個城市湧現,學校也成了鬥毆的戰場。

面對沒幫派就會挨揍的狀況,加入幫派成了蘇維埃年輕人,尤其是男孩的一種生存智慧。

基於此,一個名叫robert garaev的男孩,加入了家附近一個名叫низы的幫派,他們和喀山其它150個青年幫派一起,用暴力攻擊它人,佔領街區。

50年後,長大後robert garaev開始反思自己的荒唐青春以及俄羅斯何以至此的問題。於是他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了一本名叫《男孩的誓言:韃靼斯坦犯罪1970-2010》的書。

這本書的內容,就是《男孩的誓言》劇集的故事核心。

《boy's word. criminal tatarstan 1970-2010》,2021,robert garaev

小說里着重描繪的時代,是勃列日涅夫主政時期,但《男孩的誓言》劇集卻做了調整,把時間線調整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喀山市的一個冬天。

鏡頭下展現的蘇聯,不是威武的蘇聯紅軍,不是金碧輝煌的克林姆林宮,也不是優雅的歌劇,它用力表現粗野主義設計的社會保障租房、匱乏的商店貨架、混着泥的積雪以及起皮的壁紙,導演將這些元素組到一起,再配合偏灰的濾鏡,生成了一幅衰亡的景象,讓人看着就致郁。

劇中的一幕,一輛行駛在喀山市的拉達g8 vaz-2108汽車。

遠處那種建築就是粗野主義設計建築,在中國也很常見,常被作為社會住房。

蘇聯75%的房屋都是它,它們由工業生產的混凝土板搭建而成,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毫無裝飾。

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安德烈,就是身處其中的一位年輕人。

安德烈是音樂學校的中學生,他跟母親和妹妹住在喀山市的一座“斯大林式公寓”里生活,夢想是成為音樂家,家裡沒鋼琴,就自己手畫了個鋼琴鍵盤,天天跟家裡苦練,一副好學生做派。

按照這個趨勢走,就算安德烈成不了音樂家,長大了以後估計也是從事音樂行業,在蘇聯解體後討個相關工作,平平淡淡地過完這一生。

但校園暴力的蔓延,讓他的人生偏離了既定軌跡。

正在拿紙鋼琴練習的安德烈

一座二層斯大林式公寓,它由煤渣磚製成,配有木質天花板,於戰後興建。

由於造價便宜、工藝簡單,是當時解決住房問題的主要戰力。

雖然老舊、粗糙,但俄羅斯房產界有:«Сталинка» – это качество! 的說法,即斯大林式住宅是質量的代表。

安德烈的中學時代,也就是劇中所展現的20世紀80年代,正是蘇聯犯罪率狂飆突進的時刻,出現了一大波以犯罪為生的人。數據顯示,在1960-1990年,蘇聯有3000萬人被判刑,其中1/3再犯罪,足以證明當時的混亂情況。

當犯罪浪潮影響社會,學校亦不能例外,切錢就成為了校園霸凌中最常見的罪行。

面對學校幫派的勒索,安德烈沒有尋找共青團執勤糾察隊的幫助,也沒有低頭服軟,而是選擇了加入另一個青年幫派,以暴制暴。

安德烈的選擇是一種無可奈何,因為在當時的蘇聯喀山,不加入幫派的孩子被稱為“чушпан-無幫派人”會被街頭青年幫派無情壓榨,而向公權力尋求保護也會招致更大的報復,這種絕望在當時青年幫派的警告中展露無疑:

“可以抓住我們一個人,但我們剩下的人會一直捕獵你。”

被切錢的安德烈

面對這種狀況,安德烈通過朋友馬拉特加入了家附近的青年幫派——百貨商店,從此脫離了“無幫派人”的身份,不會在校園被勒索和毆打了。

百貨商店由馬拉特的哥哥沃瓦·阿迪達斯建立。在他從阿富汗戰爭歸來後,他重新成為了幫派的領袖。

在日後,他帶領這個青年幫派與安德烈一起在暴力之路上越走越遠,從盜竊、大院群架,到攔路搶劫,再到尋仇殺人和經濟犯罪,他們用暴力和鮮血,書寫着俄羅斯黑幫崛起的序章,也演奏着蘇聯落幕的哀樂。

馬拉特和安德烈

馬拉特的哥哥沃瓦·阿迪達斯,胸前的勳章有:

2級士兵證章,士兵技能水平證章,分為m、1、2、3四級,以m級為最高

優秀陸軍獎章

二級軍事運動員證章

近衛軍證章,近衛軍部隊的識別證章

傘兵證章,傘兵資歷章,正面或反面標註跳傘次數

在街頭少年一步步成為黑幫之外,導演也通過描繪大人們的視角,來展現蘇聯末期的混亂與迷惘。

作為百貨商店幫派中唯一的成年人,剛從阿富汗撤軍歸來的一線優秀士兵沃瓦·阿迪達斯,或許比誰都更明白這個國家的內部問題和機遇。

於是,在他回歸生活後,便迅速完成了身份轉變。他拒絕了高幹父親提供的工作機會以及繼續教育的道路,而是選擇攔路搶劫、收保護費、開地下錄像廳……做起了犯罪生意。

而對於這些孩子們的父母而言,蘇聯的崩潰早就在他們家庭內部發生了。

他們搞不清自己的好孩子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只能感受到:當舊的道德與生活方式不再被年輕一代接受,當生活變得愈發混亂,無論自己是高官還是老百姓,自己不過是大時代浪潮里的一葉浮萍,只能絕望地看着社會和家庭分崩離析。

《男孩的誓言》通過大量的蘇聯元素,展出紅色帝國社會晚期的廣闊生活全景,而其中青年幫派的犯罪細節並不是毫無來由的閑筆,而是大有深意的細節。

而這些細節,都是俄羅斯從過去延續到現在的殘酷記憶。

《男孩的誓言》劇中的角色、幫派乃至事件,都是在俄羅斯歷史中真實存在的。

其中很多人物的最終命運,大多死在了蘇聯解體後的混亂時期,死因多為仇殺、暗殺以及司法審判。

值得一提的是,《男孩的誓言》的原作者 robert garaev ,他在劇中對應的人物就是主人公安德烈。

“為了脫離幫派,我媽帶着我搬離了喀山,我上了大學,開始了另一種生活……在25歲的時候,我搬到了莫斯科,干過記者、dj和導遊,總之我遠離了‘街道和兄弟文化’。”robert garaev說。

robert garaev 所展現的這段青春,被後世視作俄羅斯黑幫崛起的標誌性事件,它們的行為在俄羅斯犯罪學家眼裡有個專有名詞——“Казанский феномен - 喀山現象”。

喀山,俄羅斯聯邦第六大城市,距離莫斯科797公里,位於伏爾加河和卡贊河交匯處,是韃靼斯坦自治共和國的首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喀山迎來了超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在這一時期,俄羅斯人、韃靼人、楚瓦什人、烏克蘭人、猶太人……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參與建設,並形成了各個族群的街區和大院。每個院落的孩子都會抱團玩,於是他們便有了領地意識,打架也變得時常發生。

比如劇中的百貨商店幫派,被認為是喀山最著名的幫派“tyap-lyap”,他們是喀山teplokontrol工廠附近長大的孩子,幫派名稱就是由工廠名字化變而來的。

tyap-lyap幫派成員

隨着衝突的升級,越來越多的幫派開始軍訓自己的隊員,具體做法就是練拳擊。

同時俄羅斯傳統拳擊習俗,也隨着移民影響,開始重新在城市青年群體中流行。這種團隊搏擊項目被稱為stenka na stenku,大概意思就是團隊拳擊,早在12世紀就是俄羅斯人的底層娛樂活動,是彰顯男子氣概的喇叭,彼得大帝甚至認為這種遊戲能夠彰顯國民能力。

但在蘇聯時期的喀山,這種習俗卻增大了對抗的激烈程度,甭管是娛樂性質還是衝突性質,整個城市都成了戰區,所有孩子都打成了一鍋粥。

古代典籍中記錄的stenka na stenku

街頭上的孩子是黑幫最好的後備軍,尤其是趕上了國家衰退的時期,基層管控的失效,會使得這種轉變速度大大加快。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走進停滯時期。經濟萎靡,糧食產量下降以至於國家需要花費大量外匯購買糧食,同時由於生活必需品供給不足,社會秩序也開始受到影響,生產率節節下滑,曠工、酗酒成為了社會問題。

在一切衰退的背景下,對於經濟的監管也出現鬆動,為了將權力變現,蘇聯國企負責人開始跟街頭幫派合作,這種犯罪形式被稱作“地下車間主任”,影子經濟從此興起,那些負責中轉的幫派開始從街頭鬥毆向有組織犯罪進化。

這種進化的內在邏輯是,蘇聯時期的經濟犯罪與現代的毒品犯罪一樣,需要在暗處處理大量物流與銷售工作,並且需要一套行之有效且安全的溝通機制,而這些必須建立在暴力之上,於是那些街頭上的年輕人,便自然而然地也就被視作了一種暴力資源。

如果說過去他們為“街區的榮耀”、為了廣場的娛樂空間而戰,那麼從70年代開始,他們便為犯罪而戰。根據數據顯示,80年代,喀山12-18歲青年中,有1/3是幫派成員。

《男孩的誓言》劇中正在“軍訓”的百貨商店成員

金錢催生烈度更高的犯罪。

在這種劇變時刻,青年幫派的組織架構也變得愈發明確,有了有組織犯罪的雛形。

《男孩的誓言》展現了青年幫派的組織架構,他們以年齡進行分層:

第一級別,以13歲左右的孩子為主,他們屬於組織的預備隊,負責在組織實施犯罪行為時放哨。

第二級別,以14-19歲的學生為主,他們是團隊中的戰士,負責保衛院落,防止地方侵襲,同時負責收取第一級別成員的“會費”。

第三級別,20歲以上的成員,屬於組織中的領導者,尤其是當過兵的人,更是有權發動幫派戰爭、制定更大的犯罪計劃。

除了等級制度之外,當時的喀山青年黑幫還有嚴格的紀律性,比如禁止飲酒、吸毒、抽煙,同時愛國情懷也是要求

隨着喀山青年幫派犯罪變得愈發猖獗,他們的小打小鬧最終塑成犯罪巨浪。

1978年8月,tyap-lyap幫派為了爭奪街道控制權,向另一個大院的kontora發起攻擊。50多名手持鐵棍、匕首甚至槍械的tyap-lyap成員,在對方社區里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每一個人,造成數十人受傷、兩人死亡。

次年,司法機關起訴了這個多達百人的青年幫派,在調查中人們發現:當你看見一隻蟑螂的時候,在暗處就有一窩蟑螂——喀山市遍布數百個這樣的青年幫派,喀山現象的說法也從出現。

但,喀山現象只是犯罪浪潮的原爆點,在別處、在未來,喀山的情況會在每座城市復刻。

正在接受審判的tyap-lyap幫派

喀山現象有多恐怖?

青年幫派控制着整座城市,如果男孩不是幫派成員,那麼他就是待宰的羔羊;而對於女孩來說,這代表着強姦的風險。而tyap-lyap在襲擊完對方社區之後,甚至沒有人敢報警,因為他們都擔心遭致這些年輕人更猛烈的報復。

在一部敘述喀山現象的紀錄片里,一位女士回憶說:“時至今日,如果等紅燈時後面有人,我都會讓他先過再等一個燈,這就是那段恐怖時期給我留下的習慣。”

那麼為什麼政府沒有有效打擊呢?

在蘇聯時期,曾擔任韃靼斯坦刑事調查局副局長的alexander avvakumov解釋,當時蘇聯沒有逮捕幫派分子的法律,無法對有組織犯罪形成有效訴訟,直到1997年新的《俄羅斯聯邦刑法典》才對有組織犯罪做了完善的修訂。

喀山猖獗的犯罪現象,也引來了西方媒體的報道。

在1989年《紐約時報》的一篇關於喀山街頭犯罪的報道中,喀山地區研究青年犯罪的警務專家savely o. tesis說:

“年輕人的問題,反映了當代價值觀的變化。”

同時,他還將這一問題歸咎於經濟下行、離婚率增高與戈爾巴喬夫改革後的道德淪喪。

《男孩的誓言》這個題目本身,就帶着某種犯罪的“文藝復興”味兒。

男孩的誓言是黑幫文化中常見的“攻守同盟”,這在各國有組織犯罪中都有體現,並不罕見,但在具體實踐中,蘇聯時期的喀山少年幫派,展現出了獨特的俄羅斯犯罪傳統。

男孩誓言的核心要義就是通過一些“對幫派成員不能撒謊”“不跟司法機關合作”的地下道德規則,輔以暴力威脅,以最大可能地隔絕正常世界與組織世界的聯繫,以此維護組織安全。

這種誓言的存在也提高了組織成員的自豪感,給予了他們一種群體精英的感受。比如在劇中,他們管幫派分子稱為人,而那些無幫派人則是豬玀。

再比如,加入喀山幫派的男孩要經過一場殘酷的對毆入會儀式,以此證明自己的決心。

加入幫派以後,他們會被要求逃學,因為每天都有拳擊訓練和洗腦教育,因為在蘇聯街頭法則里,只有變得足夠強大才能保衛社區。

《男孩誓言》中安德烈的入會儀式是跟馬拉特對打

這些細節,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那時這裡的盜匪就已形成了完善的黑幫傳統。

比如,幫派成員會有綽號、要定期向公共金庫繳納金錢、生活中要用行話、要有紋身,這些做法就是為了避免加入黑幫的人回歸正常社會。

蘇聯建立以後,大批人員被送去勞改,在公共領域,斯拉夫傳統黑幫的銷聲匿跡,但這種文化卻在勞改營里發酵,成為地下世界唯一的生存法則。

在斯大林時期,不論你是政治犯、刑事犯還是因為違反規定而被送去勞教的人,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學會在勞改營與職業罪犯相處。

在1937年到1945年左右,蘇聯政府放棄了改造囚犯的政策,轉而實施以囚治囚的政策,即是利用少部分囚犯管制另一批囚犯。

這種狀況下,職業罪犯是黑暗叢林中的統治階級。

在此其中,身份最高的就是律賊,他們基本都是重刑犯,熟知俄羅斯犯罪傳統,因而在勞改世界得到尊重,他們不用工作,主要的任務就是確保其它囚犯能夠完成工作,同時他們還可以使喚下級囚犯對其它囚犯,尤其是政治犯進行搶劫,充實生活物資,構建利益同盟。

在這個世界裡,紋身是囚犯的領章,犯罪地位可以從紋身上直接解讀。年輕囚犯為了想在勞改世界獲得更高的地位,他們甚至不惜越獄再主動被抓,從而加重刑期,獲得地位。

在這套地下世界裡,維護社會運行的是律賊法庭,對於背叛、違規的人,肉刑不可避免,極為血腥,這些做法,在後來的俄羅斯犯罪浪潮中得到了重新展現。礙於篇幅,按下不表,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danzig baldaev的系列繪本作品,裡面信息極為充實。

如果不是赫魯曉夫,這套法則會在勞改世界一直運轉。

為了去斯大林化,在政治和思想上鬆綁,赫魯曉夫推行解凍政策,古拉格系統作為政治上的一環也被關閉,大批囚犯回歸社會。

在政府管控強有力的時刻,蘇聯黑幫沒有發展的土壤。但到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時刻,黑幫才迎來了真正的政治機遇,開始逐步登堂入室。

反酗酒政策讓蘇聯黑幫得以通過私釀酒產業積累大量財富、本意用以促進私營經濟發展的《合作社法》使得黑幫得以通過合作社的形式成為合法企業(60%的合作社員工是有前科的罪犯)、大量從阿富汗歸來無所事事的士兵也成了黑幫的預備軍。

在這樣風雨飄搖的時刻,1989年8月4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加強打擊有組織犯罪的決議》,這是蘇聯首次承認境內存在有組織犯罪。

此時,距離蘇聯解體還剩不到3年。

《男孩的誓言》第一季已經完結,目前的劇情結束在他們第一次入獄。

可以預見到的是,這個幫派會在未來的劇情中為了搶奪資源犯下更多血案,這一點,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他們當中有人死在街頭,也有人平步青雲,那些極少數的幸運兒成為國家體系的一部分,滲透、交融,合為一體。

這是蘇聯解體後的殘酷真相,也是前蘇聯民眾共同的傷痛記憶。

《男孩的誓言》展現了這一點,從而獲得了獨聯體地區廣泛的共情,甚至烏克蘭年輕人都不顧違反政府禁令也要去看盜版。

對於討厭這部片的人來說,這是一部將暴力浪漫化的劇集,而對於喜歡它並為之瘋狂的人來說,人們對於它的感受卻更顯複雜,這種感覺,或許就像曼德爾斯塔姆的那首詩的味一樣:

...

你的脊樑已被打斷

我凄美的世紀

帶着一絲空洞的微笑

你殘忍而虛弱

回首望去

像一隻衰老的野獸

看着自己的爪印

...

——奧西姆·曼德爾斯塔姆《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