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蔣子龍（左）合影
◎焦金木
我第一次見到蔣子龍老師，是2015年初春陪劉心武老師到廣州參加《2015花地文學榜》頒獎活動。記得在休息室里，劉老師和蔣老師在一隅親切交談，蔣老師問及劉老師是否考慮續弦，劉老師坦誠地告訴他，北京關心的人士曾陸續給他介紹過幾位女士，其中一位，接觸後印象不錯，雙方一起喝過下午茶、吃過西餐、聽過音樂會，但後來有一次此女士問劉老師：“你那《鐘鼓樓》我真是喜歡！以後是不是把這本書的版權交付給我呢？”劉老師心裡一驚，所謂版權繼承，是指作者死了以後五十年內，其版權付與及收益由作者親屬或遺囑特定指認的人士享有，“現在我活得好好的，咱們也還沒有走入婚姻殿堂，怎麼就想到這上頭了呢？”後來就“軟着陸”，沒有再交往下去。劉老師把如此隱私告訴蔣老師，可見他們互信程度很深，蔣老師也直爽地跟劉老師說：“你的情況確實比較特殊，慎重是對的。”
2018年12月，“文萃錢塘—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學獎頒獎典禮暨第二屆杭州錢塘江文化節閉幕式”在浙江杭州舉行，蔣老師和劉老師都被授予“改革開放40周年特別貢獻獎”，劉老師應邀與會，我在杭州又一次見到蔣老師。在去往杭州的高鐵上，劉老師又跟我說到蔣老師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文學上的貢獻，他說前些天又讀了一遍1979年發表的《喬廠長上任記》，還是很感動，“你生得太晚，後來社會生活變化很大，那樣的國營工廠那樣的廠長都成歷史上的光斑了……”但是，劉老師說，他還記得，社會是怎麼發展過來的，改革開放初期，上上下下有一大批喬廠長那樣銳意改革的幹部，要沒有他們的魄力，他們的勇氣，他們的帶領，他們的勇於“吃螃蟹”，社會進步的局面是不會那麼樣迅速打開，“你和你兒子兩代人，是不會享受到改革開放的豐厚紅利的！”
在杭州活動現場，劉老師、蔣老師再次晤面，前後上台領獎。蔣老師有兩個細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活動現場的闊大舞台對面，是幾排大沙發，第一排每個沙發旁的茶几上，都預先寫好了方便對號入座的標牌，劉老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以後，蔣老師進場，他發現給他安排的座位，是在與前排一溜兒沙發垂直的側面，那裡有兩個沙發，顯然是給最重要的人士準備的，其間的茶几上放着兩個標牌，一個寫的是他，另一個寫的應該是杭州方面的一位領導幹部的名字，那位領導當時還沒入場，蔣老師站在沙發前凝視數秒，然後不動聲色地迅速把自己那個標牌，與一大排沙發的頭一個沙發旁茶几上的標牌，加以調換。後來杭州領導來了，原來安排坐在大排沙發頭一位的人士，是中國作協一位領導，來了也就挨着那位杭州領導坐下。二、蔣老師接受頒獎後，他很認真地追問：“說我是改革文學的代表人物，那麼，改革文學，究竟指的是寫改革的文學，還是對文學進行了改革的文學呢？”
杭州回北京的高鐵上，我把對蔣老師的觀察告訴了劉老師，對於換標牌，他只是一笑；對於蔣老師的追問，他說：“了不起。有的人領了獎只是高興，子龍卻有這樣的追問。這種探究精神，值得咱們學習！”
攝影/劉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