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輝經常表示對別人喜歡他的不理解，說自己長得又不好看，個子又不高，家境也不好，“非常怯懦、喜歡附庸風雅、腹中空空的一個年輕人”，還說“我不能把互聯網投射到我身上的關注，都當成自己本身的能量和品質。那些光芒萬丈的星辰，可能只是一塊冰冷、醜陋、了無生機的岩石……”
董老師真是聰明人，這話首先顯得謙虛，其次也是替粉絲去魅，幫他們把熱情降溫。粉絲狂熱是一回事，偶像要保持清醒，要知道，被粉絲看成神是很可怕的，一不小心雙方都會很尷尬。
唐朝有位詩人崔信明，有名句“楓落吳江冷”，余秋雨讚歎道：“寥寥五個字，把蕭殺晚秋的浸膚冷麗，寫得無可匹敵，實在高妙得讓人嫉恨。”但這位詩人除了這個孤句之外，只有一首詩留下來，他其他作品，據說都被某粉絲扔江里去了。
《舊唐書》里說，崔信明有天在江上遇見一位粉絲，粉絲說，我聽說過您那句“楓落吳江冷”，不知道您還有什麼作品。崔信明見有粉絲來致意，心中大快，就把自己百餘首作品拿給他看。粉絲一一翻看完畢，冷笑一聲“所見不如所聞”，啪地就把詩集給扔到江里去了。
且不急着譴責粉絲，只說這位崔先生，竟然都沒掰扯兩句，就那麼走了。是他修養好，還是認清現實，知道多說無益？又或者是因為他本來氣場就不夠強大呢？人家一批評，他就心虛了，人家扔水裡，他也覺得那是他那堆破爛最合適的歸宿。
我嚴重懷疑是後一種，因為要不然的話，他還可以再寫啊。估計是那回被粉絲傷透了心，就此金盆洗手了。
粉絲有時比“黑子”更可怕，當粉絲無限敬仰無比熱情地對你揮動着熒光棒，但凡常人，都會視為命運派發的福利，輕飄飄地，不那麼設防了。這種情況下，粉絲若想傷你，便如打入內部的特洛伊木馬，會殺得你措手不及。
這不是作者的錯，也不是粉絲的錯。生活的多樣性，註定人與人只能在某個層面上相互理解，張愛玲和她的超級粉絲亦舒也曾有這麼一番經歷。
1976年，宋淇寫給張愛玲的信中。宋淇寫道：“另附阿妹一文，大罵其胡蘭成，此人即‘亦舒’，寧波人，心中有話即說。”
真是“有話即說”，亦舒的這篇文章，題目就很潑辣，叫作《胡蘭成的下作》，文內更是為張愛玲打不平，說：
“我十分孤陋寡聞，根本沒聽過胡蘭成這名字，香港長大的人哪裡知道這許多事，恐怕都覺得陌生，所以看過之後覺得這胡某人不上路。張愛玲出了名，馬上就是他的老婆，書中滿滿的愛玲，肉麻下作不堪。”
她這番話是針對胡蘭成的《今生今世》。《今生今世》一出，張愛玲不勝困擾，她給夏志清的信里說：“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夾纏得奇怪，他也不至於老到這樣……後來來過許多信，我要是回信勢必‘出惡聲’。”
她不能出惡聲，否則就會為胡蘭成利用。她不想白白便宜了“無賴人”，罵他都是為他做宣傳。
但那口氣總咽不下去，現在好了，冒出一個快言快語的亦舒，大罵胡蘭成，宋淇自然忙不迭地告訴張愛玲，張愛玲看了，別管是否全盤贊成亦舒，先喊了一聲“真痛快”！
在這個時候，他們是同一陣營里的。按照常理，一個陣營里的人，應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時刻保持同一口徑，可是，這種情形，只是發生在俗人堆里。愛玲不俗，她的粉絲亦舒也不俗，“我愛偶像，我更愛真理”，亦舒沒有這樣說，卻是這樣做了。兩年後，還是這個亦舒，同樣快言快語地大批張愛玲的新作《相見歡》：
“整篇小說約兩萬許字，都是中年婦女的對白，一點故事性都沒有，小說總得有個骨幹，不比散文，一開始瑣碎到底，很難讀完兩萬字，連我都說讀不下去，怕只有宋淇宋老先生還是欣賞的。
“我本人一向把張著當《聖經》，可是摩西忽然復活顯靈，反而嚇個半死……商業社會年輕一代為生活奔波得透不過氣來，張愛玲的作品無疑可以點綴生活，如一對罕見的白底藍花古瓶，可是現在原主人忽然又大量生產起來—該怎麼辦？如把它當古玩，明明已大大貶了值；當新貨，它偏偏又過了時……”
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這話說得殘忍，似乎人家曾經美過，曾經英雄過，就負有維護大眾感覺的義務，要麼死掉，要麼就再不出來見人。亦舒對一個作家做此要求更屬無理。人都是為自己活着，別人的觀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張愛玲也說，讀者不希望作家改變風格，只想看一向喜歡的，他們以前喜歡的，大都期望可以再次讀到，比如某某作家那樣，但我學不到。
即使在最落魄的日子裡，張愛玲依然有一種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字可以不朽，而不僅僅局限於“最棒的言情作家”之列。爽文是爽文，巨作是巨作，巨作有時恰恰要跟讀者的閱讀期待對着干。
《相見歡》就是一部對着乾的作品。正如亦舒所言，通篇對話，幾乎沒有情節，但情節其實正在對話中展開，在那些破碎的隻言片語中，我們可以拼湊出兩個老女人的前世今生，她們曾經的美與愛。而歲月帶給我們的悲傷，並不是目睹滄海瞬間桑田的驚悸，更在於平淡時日里，看真實的美，被日漸消磨。
有點兒像實驗派的電影，又靠近張愛玲所喜歡的海明威的“冰山寫作”理論。即使不算一部成熟、成功的作品，起碼是張愛玲的一次試驗。但像亦舒這樣的讀者，是容不得偶像試錯的。她寧可偶像待在福爾馬林中，做一個不老的完美殭屍。
所以，亦舒說：“朋友喜歡《半生緣》而我不，整個故事氣氛如此沉鬱，到了完場，不幸的女主角始終沒機會揚眉吐氣，照樣得骯髒地生活下去。”
“當然不及《傾城之戀》好看，女主角笑吟吟一句‘你們以為我完了嗎，還早看呢’，令讀者自心底笑出來，拍手稱好，呵她終於修成正果，多麼痛快！
“我希望看到男主角練成神功，升為教生，女主角得償所願，傲視同儕，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為什麼不呢，在現實不可能，故寄望於小說。
“真實生活苦難重重，荊棘遍地，苦悶無聊之至，你愛看駱駝祥子？我不要看，我愛看華麗的俊男美女教事，賞心悅目。”
“駱駝祥子”得罪誰了？不愛看沒關係，用不着那麼驕傲吧？亦舒與張愛玲，只能在《傾城之戀》里有交集，但即便是《傾城之戀》，也比亦舒筆下那些大頭夢更為寫實而殘酷。
相對於亦舒的快言快語，張愛玲態度曖昧，她不滿地說亦舒和水晶都恨不得她快點兒死掉，免得破壞形象，但同時又極其理性地說：“這些人是我的一點老本，也是個包袱，只好背着。”
水晶又是怎麼回事呢？和亦舒一樣，是另外一個讓張愛玲無語但是無法切割的粉絲，水晶明確表示不喜歡《白玫瑰與紅玫瑰》的結尾，也是嫌王嬌蕊混得不夠好，讀起來不痛快。張愛玲明知道他們是兩路人，卻也不打算拉黑他，因為他對她有用。
水晶比張愛玲小15歲，張愛玲走紅上海時，他正好住在法租界，十歲時就讀過張愛玲的《留情》，“篇中寫的紛紛下墜有如范仲淹筆下‘飄香砌’的法國梧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
1970年張愛玲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工作時，水晶正好也在此地進修。他打聽到她的住處，去按門鈴，張愛玲在傳話器里把他拒絕了。他不甘心，又打了很多電話，有次凌晨碰巧接通，張愛玲還是拒絕，理由是“感冒的時候，我一講話就想吐，所以只好不講話。”
但是到了第二年6月，張愛玲主動寫信給水晶，約他周末見面。他們從晚上七點半開始，足足談了7個小時。
張愛玲像張子靜形容的，逸興遄飛，談《海上花》，她說：“像紅樓有頭沒有尾，海上花中間爛掉一塊，都算是缺點”。談《紅樓夢》，她說秋桐是個功能性的人物，水晶指出《半生緣》里的阿寶也像是功能性的人物，普通人不可能那麼會演，張愛玲表示贊同，說當時需要這麼個人物，沒辦法。她還建議水晶將這種意見寫到書評里，因為“寫批評如果凈說好的，很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
她喜歡沈從文的作品，認為老舍最好的是短篇。
張愛玲也談到自己的寫作，談到《紅玫瑰白玫瑰》、《半生緣》、《赤地之戀》中的人物。張愛玲說《傳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
她說她現在寫東西，完全是還債——因為從前自己曾經許下心愿。“我這個人是非常subbom（頑強）的”她又補充一句，“像許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麼色彩繽紛，可是我寫的上海，是黯淡破敗的。”而且，她用手比划著：“就連這樣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athaxie),沉到海底去了。”水晶說，她說這話的時候，有一種玉石俱焚的感慨。
全程張愛玲喝了好幾杯咖啡，可謂是傾心吐膽，無所不至，給水晶留下的印象是“活潑和笑語晏晏”。張愛玲不是說，她喜歡聽人家說勝過自己說嗎？還說如果總是自己說，過後想想總是後悔的，她為什麼對這個初次見面的來訪者敞開心扉，呈現出令人吃驚的另一面呢？
研究者都分析說跟她當時在學校里遇挫有關，她想找個人講述自己的文學觀點，選擇水晶做她的聽眾，可能就因為他是離她比較近，又是對她很熱誠的一個人吧。
她還送水晶的女友一瓶八盎司的香奈兒n.5號香水。
水晶難免受寵若驚，寫了一篇《蟬——夜訪張愛玲》。
那麼水晶是不是張愛玲的知己呢？似乎並不。張愛玲後來給宋淇的信里稱水晶是她“所有認識的最多疑的人”，又說“《聯副》上水晶的《色，戒》書評看得我呲牙咧嘴，真是寧可沒有。看了想提前寫我那篇《色·戒》的，再一想不行，他會又再寫一篇，像關於‘葯轉’一樣的沒完了，末了一篇無聊得瞭都沒瞭一下。”
煩水晶到這個地步，她還是沒有和水晶切斷關係。因為水晶雖然不靠譜，但靠譜的人，除非像宋淇這樣的摯友，否則不大可能成天到處吆喝幫她保持熱度的，張愛玲需要熱度。
這裡可以看出張愛玲世故圓滑的一面，然而並不讓人反感。因為她的世故圓滑，不是要去掙得名利，而是想得到一個更好的寫作環境，不得不做自己討厭的事。她這簡直是為人類文化的發展做犧牲呢。
所以無論如何她不能和粉絲翻臉，雖然粉絲喜歡的，可能正是她所厭惡的。但他們是她的包袱，也是她的老本，既然吃肉，就不能怕挨打，張愛玲始終有這麼一種清醒。
文 / 閆紅 圖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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