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作為中國禪宗創始人，其身世由來至今仍不清晰。本文依據六祖《壇經》的自述，輔以《南史》《陳書》記載，初步認定六祖慧能為蕭梁時期新州刺史盧安興的後代。六祖“不識文字”，是其先世謀反遭到鎮壓所致。為逃避追捕，六祖先世曾以船為家，變身“疍家人”。從六祖身世出發，可以認為疍家人沒有統一的“族源”，水上人家的人口來源是動態多元的，他們由不同世代“逃避追捕”的人群組成。
廣州光孝寺六祖像
慧能（638-713）出生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後起的慧能傳記及突然出現其父盧行瑫於唐武德三年（620年）流放嶺南的記載，純屬畫蛇添足。武德三年唐朝尚未平定嶺南，何能將流人安置新州？證之以敦煌博物館《壇經》抄本，六祖身世敘事越到後來越加豐富生動，正如顧頡剛所說，是“層累地造成的歷史”。
《壇經》中的自述
最早版本的《壇經》中，六祖名“惠能”，後來普遍寫作“慧能”。在存世最早的《壇經》敦煌博物館抄本中，慧能如此自述身世：
惠能慈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嶺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少，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
比敦博本稍晚的是保存在日本的惠昕本《壇經》，這段話基本相同：
某甲嚴父，本貫范陽，左降嶺南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少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
《壇經》主要版本都來源於慧能弟子法海的記錄。法海根據慧能口說筆錄，“本官范陽”應是記錄時聽錯，惠昕本更正為“本貫范陽”。慧能在信眾面前，稱其父曾在范陽做官不合乎情理，作“本貫范陽”則是自述家世應有之語。後來，眾多版本《壇經》及各種慧能傳，增加了“俗姓盧”的敘述，或者是慧能私下道及。范陽盧氏為中原望族，與清河崔氏、京兆韋氏並稱。
以筆者有限的閱讀經驗，舊時“入粵”第二代，多喜歡自稱原籍，往往要從第三代起，才自稱嶺南人、粵人、廣東人。彼時，來自“中原”才顯得榮耀，嶺南人是受歧視的，稱為“獦獠”。慧能在湖北黃梅初見五祖宏忍時，自我介紹“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由此才引起“獦獠”是否也有佛性的辯解。慧能大方承認自己是“嶺南人”，可判斷不是第一、二代移民，當是數代之後。
慧能父親去世時，孤兒寡母，（《曹溪大師傳》稱“三歲而孤”）窮困至極，要從新州（今新興縣）夏盧村到達南海（廣州），交通很成問題。這是既往學界未曾重視的疑點。今日看來，兩地直線距離只有一百公里，似乎很方便，但考慮到唐代的陸路交通狀況，步行十分艱難。若引入新視角，他們一家原本生活在船上，這個難題就迎刃而解。水上人家無論男女都善於駕船，從西江水繫到達廣州，只要帶夠糧食、清水，不存在太大困難。直到民國時期，廣州市區居民柴火主要靠疍民供應。一千多年裡，賣柴是“水上人家”謀生渠道之一。賣柴不需要多少本錢，卻能維持基本溫飽，這是非常合理的選擇。
《（崇禎）肇慶府志》中提到新興盧溪水因六祖慧能得名：“盧溪水，發源於李崛嶺，經盧村，過龍山，繞縣城東門北流，合錦山水。六祖禪師所生之地。祖姓，因名。”按後世的航道推測，六祖之母駕船沿盧溪水北行，在高要南岸鎮進入西江水道，順流而下直達廣州。
王維《六祖能禪師碑名》稱：“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按王維原本的意思，“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認為慧能出身於嶺南土著家庭，與中原士族毫無關係。王維之所以這麼說，跟他是個道行高深的“居士”有關，在他看來，高僧的俗家姓名、籍貫，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法無中邊”，無論是出身中原士族還是生於“蠻貊之鄉”，一樣都能成佛。王維超脫，但俗世中人不作此想。因此，後代的著作要不斷為慧能“補充”家系資料。
後起的《六祖大師緣起外紀》突然出現慧能之父“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的文字，這是《壇經》原本所無的內容，目的在於給曖昧不明的慧能身世提供確定性的信息，沒想到用力過猛，反而暴露自身的不可靠。《外紀》託名法海所撰，後世經常作為《壇經》附錄刊行，“流毒”甚廣。
“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
慧能俗姓盧，又自稱“本貫范陽”，被懷疑為盧循叛軍後代是避免不了的。魯迅校勘唐劉恂《嶺表錄異》稱：“盧亭者，盧循背據廣州，既敗，餘黨奔入海島野居，惟食牡蠣，壘殼為牆壁。”宋僧贊寧在其著作《筍譜》中稱劉恂在唐昭宗時出為廣州司馬，“官滿，上京擾攘，遂居南海，作《嶺表錄》。”贊寧可能讀過《嶺表錄》全帙，而不是後世所見的片斷，可能對嶺南“盧亭”有深入了解。贊寧作《宋高僧傳》，其中的慧能傳第一段文字為：
釋惠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厥考諱行瑫，武德中流於新州百姓，終於貶所。略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
盧循（？-411），字於先，小名元龍，范陽人。東漢以至隋唐，范陽盧氏是與清河崔氏、滎陽鄭氏、趙郡李氏並稱的北方望族。中郎將盧植，曹操譽之為“明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而國之楨榦也”。盧植是盧氏一族興起的關鍵人物，到了西晉盧諶則以詩著稱，《昭明文選》選錄了盧諶5首詩。盧諶正是盧循的曾祖父，他被胡人殺害，其後人被迫南渡。盧氏過江較遲，在東晉朝廷中缺乏地位，乃利用天師道信仰，屢次圖謀顛覆東晉政權。在盧循之前，盧悚、盧晨等“妖賊”曾發動宮廷政變失敗。“妖賊”指利用天師道謀反的人物。
幾十年前，盧循起事被稱為“盧循起義”，史學界把這一事件納入“農民起義”的範疇。是時，農民起義史為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收錄未免過濫。盧循起事，並不反映農民階級的訴求，不過是流落南朝的盧氏不甘失勢、爭奪權力的舉動。盧循利用東晉末年烽煙四起的形勢，自任廣州刺史，割據嶺南，後率兵進攻建康。東晉大將劉裕派孫季高、沈田子抄其後路，從海道突襲廣州，端了盧循的老巢，盧循本人在交州中箭落水而死。
盧循叛軍人數眾多，他本人兵敗身死，餘黨都哪裡去了？《太平寰宇記》在敘述福建泉州時說：“泉郎，即州之夷戶，亦日遊艇，即盧循之餘。晉末，盧循寇暴，為劉裕所滅，遺種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種類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義童遣使招撫，得其首領周造、麥細陵等，並授騎都尉，令相統攝，不為寇盜。貞觀十年，始輸半課。其居止常在船上，結兼廬海畔，隨時移徙，不常厥所。”盧循失敗後，餘黨“散居山海”，其中相當部分，變身為“浮家泛宅”的疍家人。
廣州河南（海珠區）一直傳說有“盧循故城”遺址。盧循軍隊在珠江南岸紮營，留下斷牆殘垣、磚頭瓦礫，到清代仍有遺存。故城究竟在何處，說法不一，有人說在劉王殿崗，即今廣州美術學院所在。乾隆朝進士潘有為，出身十三行潘氏巨商之家，其家族自乾隆年間於廣州河南營建園林，平日多居於此。潘有為《河南雜詠》竹枝詞有兩首詠盧循及“盧餘”：“慚負騷人之子孫，廣州南面枉稱尊。沈郎一戰全師潰，空有橫江壁壘屯。”“不比桃源可避秦，觸舟叢葦且藏身。水村畫本工椎結，認是盧家有後人。志載：類於漁而異於蛋，曰盧餘。”
《晉書孫恩盧循傳箋注》封面
人們懷疑慧能為“盧餘”，是很有道理的，第一個特徵是出身范陽盧氏，第二個特徵是曾經居住在船上。贊寧及後世傳記作者，必須給他們家族安排“流放”的歷史，否則很難洗刷“盧餘”的嫌疑，故而補充慧能之父盧行瑫“武德中流於新州百姓”，後人再具體化為“武德三年”。“武德”為唐高祖年號，“武德三年”（620年）嶺南仍在蕭銑割據勢力統治之下，“流於新州百姓”一語十分可疑，把罪人“流放”到朝廷尚未控制的地區，應屬無稽之談。《舊唐書·地理志四》稱“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新州……索盧，武德四年，析新興縣置”。六祖慧能出生時，出生地夏盧村還屬於新州索盧縣，後索盧縣又併入新興縣。舊版《新興縣誌》記載唐代有兩個盧氏名人流放新州：詩人盧藏用因依附太平公主，被武則天流放新州，時在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宰相盧杞於建中四年（783年）貶為新州司馬。這兩人貶流新州，都在慧能出生之後多年。從歷史記錄看，沒有武德年間（618-626）流放犯官到新州的記載。
盧子略圍廣州
贊寧澄清，慧能不是盧循叛軍後代。筆者認為，慧能是盧安興後代。據韓濤碩士論文《中古世家大族范陽盧氏研究》，盧安興祖籍范陽，蕭梁時期曾任新州刺史、南江督護。為隨時鎮壓粵西少數民族叛亂，蕭梁設置西江督護、南江督護職位，陳霸先即曾任西江督護。所謂“南江”，指的是今鬱南、羅定一段江面。為防內外勾結，督護由來自嶺北的官員擔任，蕭梁朝廷不會任命嶺南土著擔任此職。
盧子雄是盧安興之子，任新州刺史。大同七年，武林侯蕭咨刻暴，交趾豪右李賁反，朝廷命令多個將領征討，都勞而無功。大同十年（544年），李賁稱帝，朝廷檄高州刺史孫炯、新州刺史盧子雄率兵征討，抵達合浦時將士染疫者六七成，被迫回師，被認為抗命，在廣州賜死。部將杜僧明等擁戴盧子雄之弟盧子略、盧子烈起兵叛梁，圍攻廣州，被陳霸先擊敗。據《陳書·杜僧明傳》記載，盧子略、盧子烈“家屬在南江”，可能是指今鬱南縣南江口鎮。筆者推測，戰敗之後，盧氏家屬從南江逃脫了官軍追捕，到新州定居繁衍後代。盧興安、盧子雄兩代任新興刺史，其家屬對此地應十分熟悉。人類學家黃新美認為：“這場戰亂，盧子略等人一些殘兵敗將逃命時，以及當地因避戰亂而逃命的人，不可能沒有一些人流散入江海之間，散入疍家群體里。”（黃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第119頁）陳霸先於557年廢梁自立，至589年陳朝滅亡，盧家在梁、陳兩朝隱姓埋名數十年，至隋朝建立，盧家不再是“叛逆”，但已習慣了船居生活。
《南史》有“廣州人盧子略反”的記載，後世遂誤以為盧安興、盧子雄、盧子略父子為廣州土著，其實這個家族仍是范陽盧氏後代。
廣州光孝寺六祖碑
餘論
閩、粵疍人長期在船上生活，不識文字，對於自身“歷史”談不上文字記載。學界曾討論過疍人的來源，沒有簡單的結論。從本文揭示的慧能家世來看，疍人應該是歷朝歷代反抗朝廷、官府的人們，為逃避追捕而散入江海，不斷有新的血脈注入，沒有統一的族群來源，“血統”當然是混合的。
對於“水上人”，可作人類學、社會學研究，但只有他們當中個別人物“上岸”以後留下文字，才有可能做歷史學的研究。在中國這個“身份”社會，歷史上“水上人家”一直飽受歧視，即使是1950-1960年代開始“陸居”的人，也往往避談過去，這就使得水上人家的歷史學研究近乎不可能。據筆者的研究，近代嶺南名人有相當大數量出身疍家，但主動承認的，只有冼星海、霍英東等寥寥數人，原因很簡單，疍家人被歧視了一千多年，他們的後代好不容易登岸後洗脫了這個標籤，要把這個充滿屈辱的標籤貼回去，實在難以接受。
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認為，東南亞高地“贊米亞”的人們，採取各種策略逃避河谷政權的統治。閩、粵疍家人族群，是不同世代“逃避追捕”“逃避迫害”的人們陸續加入的結果。在航海技術提升後，有些閩、粵先民逃到東南亞，成為最早的華僑。資料記載，潮汕人大批下南洋，與潮州總兵方耀的“清鄉”有密切關係。方耀“清鄉”時，可以不經正式審判，指人為“匪”並就地正法。這些人逃避的是迫害，用“逃避統治”來形容還不確切，畢竟他們移居的國家，仍有統治者存在，只是“我之蜜糖彼之砒霜”，他們被中原朝廷認定為“罪人”，在他國卻是有用的勞動者或商人，對促進經濟繁榮有好處。
六祖慧能“不識文字”，不受“文字障”的妨害，才使他有足夠的想象空間創立禪宗。造成他“不識文字”的原因，是這個家庭曾經多年生活在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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