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慧出演舞台劇《你好嗎》:我始終相信真切的表演無法複製

一對斷絕關係的父女,一次愛情與親情的抉擇。央華年度戲劇作品《你好嗎》日前在國家大劇院落下帷幕。該劇由萬方編劇,王可然、張瑞執導,陶慧、李宗雷、凡銀山主演,全劇聚焦在三組日常關係中:父女、夫妻與翁婿。陶慧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雖然《你好嗎》是自己出演的第一部舞台劇,但是從中受益匪淺,在她看來,舞台劇對演員是真正的滋養,“作為演員是應該定期在舞台上進行自己的修行。”

陶慧飾演女主角賀卓。

人物:“戀愛腦”是對這個角色過於簡單粗暴的解讀

新京報:劇中,女主角賀卓沒有把事業、實現自我放在第一位,這麼多年一直在婚姻膠着的狀態下維繫生活,用一個當下流行詞來說就是有點“戀愛腦”。你怎麼看待這個人物?

陶慧:“戀愛腦”這三個字,最開始我覺得是一個貶義詞,是用來形容一個特別不理性,以至於很主觀做決定的女孩。但實際上,有的時候人足夠優秀、足夠自信,也會非常主觀地去做很多判斷,雖然在很多年以後回看當時的判斷不一定是對的。實際上賀卓就是極度自信的,在這個前提下,她選擇了愛情,那是她當時想要的生活,並不是單純的戀愛腦。“戀愛腦”是對這個角色過於簡單粗暴的解讀了。

新京報:在你看來,賀卓的丈夫“大余”之所以始終處在“花心”的狀態,是因為這個人物的支點是一個需要外界“愛”的認可,他才能夠實現自我價值的人嗎?

陶慧:我就覺得他剛開始是這個狀態,但後來時間長了,他自己習慣了,就不需要再得到外界的認可了。他其實是意識不到,自己的道德底線跟別人不太一樣。他覺得自己很真誠,但萬事萬物都是有時效的,是有保質期的,所以在賀卓20歲的時候,大余求愛說的那些話,到了20年婚姻之後,可能就已經過期了。

新京報:但是賀卓在十幾年的婚姻里,並不是完全沒有察覺到丈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她一直忍到最後?

陶慧:賀卓很沉迷,並且依賴這段關係。這十幾年他們的夫妻關係中,她一定有極享受的那一面,無論是物質的享受,還是丈夫給了她足夠的情緒價值和呵護。而且大部分的時候,賀卓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她活在自己建立的一個世界裡。到後來她慢慢隱隱覺得有點不對勁,他倆始終沒有孩子可能是一個導火索,愛情沒有延續,然後丈夫的緋聞開始東窗事發,各種問題浮出水面,直到最後父親的去世,所有的一切,賀卓自己的世界觀崩塌了,她才突然回到現實當中。

陶慧表示,賀卓很沉迷並且依賴這段關係。

新京報:賀卓到最後下定決心要離婚,走出這段婚姻關係,心裏面最底層的動機是什麼?

陶慧: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底層動機是她父親的去世。她小時候把父親當作支柱,從學校畢業之後她就結婚了,然後把丈夫當作支柱,她就是一隻金絲雀,從一個籠子住進了另外一個籠子。突然有一刻她想通了,無論在任何一種框架里,她都沒有為自己而活,都是別人給她建的框架。其實並不是某一次她丈夫的出軌,也並不是某一件小的事情,就是一個瞬間讓她意識到了,她發現了,為什麼她不能作為自己最重要的支柱,而總要依靠別人。

新京報:賀卓算是發生了“量變到質變”,一下想通了嗎?

陶慧:我覺得是。而且我覺得就在那一刻,她對任何人或事情都沒有埋怨。

初衷:有一種回到最初夢想的感覺

新京報:在拿到《你好嗎》劇本的時候,你感到有挑戰或者有難度嗎?

陶慧:我覺得有的是興趣。我在大學的專業就是戲劇表演,這個時候有一部這麼好的舞台劇,又是這麼好的一個角色,碰到了這麼好的創作團隊,我覺得正好是個契機。大學畢業以後,我就沒有再登上過舞台,所以也一直想演一部舞台劇,好像是完成了自己的一個心愿。重新又回到舞台以後,有一種回到最初夢想的感覺。

陶慧一直想演一部舞台劇。

新京報:從最開始拿到劇本到綵排,再到在大劇院最後一場的演出,你對賀卓這個人物的理解有沒有變化和調整?

陶慧:有好多個階段,而且包括表演的處理方式都有過很多探索,這也是戲劇特別大的魅力之一。大家用了很多種方式,跟不同的演員在一起碰撞,出來的化學反應也不一樣。賀卓我也試圖用很多種性格、很多種方式去塑造,直到最後在國家大劇院演出的版本,我想把這個人物落地,讓觀眾體會到劇本本身要表現的人物內心的心境、複雜感。

新京報:你在演繹中的最大挑戰來自哪裡?

陶慧:這個人物非常難演,最開始的第一個階段,我是想從外部去塑造,後來反倒是往下沉了。這次在國家大劇院演出的時候,我就是拋下了所有外部的東西,特別怕自己多餘的表演和設計影響到這個角色本身。所以我這一次在國家大劇院的表演是做減法的。

導演:他非常會因材施教

新京報:在整個創作過程中,王可然作為導演,他給了你一些什麼樣的幫助和啟發嗎?

陶慧:他的幫助非常大,畢竟這是我的第一部舞台劇,可然算是引領我進入舞台劇大門的導師。他非常會因材施教,我是需要自己想通了,腦子裡完全明白了,我才能演出來這個人物。不是你告訴我站哪兒停住,眼睛抬起來往哪兒看,我就能演的,我得知其然,還得知其所以然。可然是一個特別好的老師,他能夠把所有的這一切給你捋通了,而且能讓你完全沉浸進去。我們雖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有莫名的默契感,這還挺難得的。

新京報:有什麼是你一開始對這個人物沒有特別想明白,可然幫你把這個點捋順了的地方?

陶慧:比如說賀卓跟丈夫的關係,細微上的一些處理。我得演一個將近有20年婚姻的人,因為我沒結過婚,所以在演繹家庭關係、夫妻關係上,我特別怕失真。賀卓的小學中學時期、青少年時期到談戀愛,我都特別不擔心。但是我非常擔心的是,一對將近有20年婚姻的夫妻,他們面臨要離婚時候的狀態。話劇舞台是一點都做不了假的,你站在舞台上赤裸裸的,大家看得很真切,你有一點點假,觀眾全能看見,你心裡有一點點虛,觀眾也全能看見。我心裡相信是演不出來的,但是可然幫我一點一點建立起來信念感,幫我把這些關係都捋順了。

陶慧稱導演幫她建立起了信念感。

新京報:具體來說,可然在賀卓和大余婚姻關係的解讀上,給了你一些什麼樣的啟發?

陶慧:他會跟我聊很多別人的例子。我們在排練的時候,他會跟我講很多故事,跟我們劇本無關的故事。很有意思,就是現實生活中真實的夫妻之間的故事。他會在某一場戲,排練到某一句台詞的時候,他說先不說這個劇本了,我先跟你說一個別的事,他講的故事對我來說非常受用,很有啟發。

演出:每一次在台上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反應

新京報:在整個綵排、演出中,有沒有哪一場戲是你印象比較深的?

陶慧:其實每一場演出都會有不同的化學反應,我始終相信真切的表演無法複製,每一次在台上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反應。我今天的感受多一點,我給的就多一點;感受少一點,我給的就少一點。和其他的演員搭檔就跟打球一樣,有來有去,每一場給的情緒感覺不一樣,最後出來的效果也會完全不一樣。

新京報:所以你們每次演完了也會復盤一下?

陶慧:會。如果有哪一點我覺得特別好,我到了台下一定會說出來。如果覺得不好,我也會說。有一天演出,大余對賀卓做了一個打響指的動作,我當時反應特別大。我在台上的每一刻都是極度敏感的,身上所有的觸覺都是打開的。我相信大餘一定要對賀卓足夠呵護、足夠好,但是他當時就在我身邊非常大的聲音打響指,有點像是在指揮你,不太尊重的那種感覺,我當時反應非常強烈,“怎麼能對我做這種動作,我完全無法接受的。”我心裡想,如果大余做這種動作,賀卓早就跟他離婚了。這個動作不屬於這兩個人物,大余不能對賀卓這樣,賀卓是無法接受大余有這個動作的。我下來就直言不諱地跟李宗雷說了,這也是因為我們關係夠好,也夠默契。

《你好嗎》劇照。

新京報:演了一個跟你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人物,演完之後,賀卓有讓你思考一些以前你沒有想過的問題嗎?

陶慧:當然有。演完這個戲以後,我對男人有了一些同理心。我更能同情到,作為父親、丈夫,在這些身份當中,一個男人需要擔負的責任,他心理複雜的情感。我演完《你好嗎》以後,反倒對男人更多了一些憐憫的心態,可能我心裡真的是一個純大女主(笑)。

新京報:你這個收穫應該讓很多人挺意外的?

陶慧:因為這是反向的,你需要換位思考。有時候需要有一個大局觀,才能掌控演出的整個脈絡和節奏。我覺得自己是有使命感的,比如在台上的時候,我需要掌控整個戲的走向,今天的場是熱一點還是冷一點,我需要把這個節奏調得緩一點還是緊一點。我有一種直覺,怎麼樣去抓節奏,今天的氛圍調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跟劇場的觀眾共同呼吸,這個真的很神奇。

創作:舞台劇對演員是真正的滋養

新京報:從人設上來講,你自己的性格和賀卓是不是完全不同的?

陶慧:對,我們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性格,成長環境、經歷也都不一樣。但是我就覺得有意思的是,因為不一樣,你感受到另外一個人的人生,何樂而不為,挺好。

陶慧表示自己和劇中的賀卓性格完全不同。

新京報:這種“完全不同”在最開始會不會讓你進入人物有一些障礙?

陶慧:正因為非常不一樣,所以不難進入。如果是有一點像,要進入人物的時候反倒更難一些。在經歷、性格完全不一樣的情況下,特別容易拋下自己,在創造這個人物的時候,一點都不會想自己。

新京報:以前大家都喜歡瓊瑤式的那種女主角,一直追逐愛情,現在更流行的女主人設是尋求事業發展,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你怎麼看待這兩種女主人設?

陶慧: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種流行趨勢,有人覺得相夫教子是最完美的生活,也有人認為做自己的事業、成為人生的大女主是一種最好的選擇。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遵從自己的內心,按照自己的意願活着,10年、20年、30年、50年之後都不會後悔,這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接下來會想多參演一些舞台劇嗎?

陶慧:肯定會演。演完《你好嗎》以後,我覺得自己還是適合演舞台劇的。還有就是,我是真的喜愛舞台劇,我覺得舞台劇對演員是真正的滋養,作為演員是應該定期在舞台上進行自己的修行。

新京報記者 劉瑋

編輯 徐美琳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