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尹鴻監製，孫虹執導，正在熱映的電影《煙火人間》是一部特別的電影：首先它的形式非常特別，是國內首部豎屏院線電影——在大銀幕上看豎屏模式的短視頻影像；而該片的“導演”數量特別多，高達509位，他們有種水稻的楊哥，有開弔車的小姐姐，有搬磚的小偉，開船的大橙子等，這些人既不是明星也不是“網紅”，就是最普通的生活記錄者；另外影片的故事非常特別，不是講述一個人或者是像類型片那樣從頭到尾呈現故事，而是將插秧種稻、捕魚打撈、送外賣、做手工藝等再平常不過的生活點滴有溫度地呈現……
國內首部豎屏院線電影《煙火人間》於1月13日在國內上映。
正因為這些特別之處，讓《煙火人間》被譽為“最接地氣”的紀錄電影，它順應了短視頻輻射範圍越來越廣的趨勢，在人人都可記錄、發短視頻的碎片化時代，依舊可以探索齣電影銀幕與碎片化表達的共融性，不僅讓普通人登上銀幕，並且能夠貼合時下潮流，帶動全民共創、全民共情的影像製作意義。據導演孫虹介紹，製作這部電影的想法大概是在2018年底，創作之初，主創團隊發現短視頻正在快速改變人們的生活，並且處於一個高頻的流行期，不僅是改變了人們的娛樂方式，也改變了大家的消費方式、生產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它改變了紀錄片的生產模式。
【對話】
開始很忐忑，製作挺快樂
要將數百萬條短視剪輯成一部院線電影長片，是一次全新的嘗試，孫虹及團隊非常清楚，觀眾或許在電影院的大銀幕上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最初決定要做這部電影的時候他們也非常忐忑。孫虹告訴新京報記者：“製作的時候幾乎沒有參照，如何將這些具有各自表達的碎片捏合成一個完整影片，這令我們挺痛苦，但在不斷了解製作的過程中卻覺得挺快樂，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義。這些豐富的視聽語言，能讓人們感受到對生活的勤懇堅持與個體情感的真情流露，生命從來不只是有轟轟烈烈，更多可貴的來自無數個默默無聞努力的瞬間，他們值得被仰視。”
素材太龐雜如何挑選？
用衣食住行把電影內容聯繫起來
新京報：電影打磨長達六年，面對的是無數的短視頻素材，但電影時長僅有80分鐘，這麼龐大的素材要如何挑選？
孫虹：我們有專門的團隊負責素材收集，雖然短視頻量很大，但它跟傳統紀錄片在製作上是相似的。比如傳統紀錄片是觀察生活或是幾個人物，從他們的經歷里拍攝並提取一些內容。短視頻本身也是多元、現實的鏡像，所以這次相當於我們在一個雲田野里進行採風，不用實地探訪，就窩在被子里刷短視頻就行了，不管吃飯、睡覺都刷，然後每天內部分享什麼讓你印象深刻，漸漸更了解了短視頻的生態和特點。
新京報：面對眼花繚亂的眾多素材，要怎麼將其形成故事脈絡並設置出現在的長片結構？
孫虹：最初我們設想過，想用個別人的一生串聯影片，有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等階段，但短視頻的現實情況是實在太豐富了，並且有一定的特徵和拍攝邏輯，比如父母喜歡拍孩子，但隨着他們年齡越來越大，拍攝者的意願和動力也沒那麼足了，後期階段的素材就挺稀缺的，很難支撐下來。閱覽大量的素材，我們發現很多短視頻就是告訴你一件衣服、一幢房子、一粒米等是怎麼來的，於是我們想用衣食住行把電影內容聯繫起來。
《煙火人間》通過不同的短視頻剪輯，呈現了“一粒米是怎麼來的”。
新京報：在大銀幕上用豎屏觀看模式呈現，無疑是種觀感上的創新，這其中有幾個分屏切換，也有單獨的豎屏表達，這些不同的呈現方式有什麼用意？
孫虹：橫屏呈現豎屏，確實有觀看上的衝突問題，如果全程用一個豎屏呈現在大銀幕上，也會造成很大的信息缺失，我們希望彌補短視頻的信息缺失問題，就借鑒了藝術展的一些經驗，嘗試用多個分屏呈現畫面的方式。但我們也會有所取捨，重要內容只用一個豎屏表達，因為這樣更利於真實情感傳達，也不會干擾觀眾注意力；在推進敘事或者過程的時候，我們會用多個分屏一起呈現。在大量的素材收集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不同時空的人在同一段時間會做相似的事情，很多畫面聯繫起來非常完整，這也是神奇的地方。
新京報：這是一次新嘗試，沒有現成的作品可以參照，你們在創作時面臨了什麼樣的壓力？製作過程中最大的難點是什麼？
孫虹：敘事上一定會有挑戰，能不能讓這些素材集合成一個能長時間觀看的電影，這種未知讓我們恐懼。後來我們想出一個辦法，先將一個個短視頻變成十幾分鐘的片段，比如建築工人的環節，建築小哥、吊塔小姐姐，都是神奇的人物，他們記錄了萬丈高樓平地起的過程，特別有意思，也很感動，再一點點去呈現共性。當然這個過程中需要克服很難的技術問題，比如這些視頻作者拍的沒問題，但很多時候會自帶背景音樂，這是原始素材有的，非常難去掉，就造成了影像的聲音極度不統一，有些音樂也掩蓋了作者的聲音，所以需要將這些背景聲音全部拿掉，再去進行調整，工作量和修復難度都非常大。
為何要創作這部影片？
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溫暖、親密一些
新京報：電影中涉及509位創作者，你們與這些作者見過面嗎？
孫虹：製作過程中有授權團隊專門逐一溝通版權，作為創作團隊，有能見到這些主角的幾次機會，我們特別的興奮，因為我們也是他們的粉絲，也在通過作品中特別了解到他們的生活，畢竟創作時要從他們的第一條作品看起，一直看到最後一條，似乎已經很熟悉他們了，到頭來他們卻不認識我們，這真是一種很奇妙的落差（笑）。
新京報：片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比如過年吃飯時，家裡的長輩用不鏽鋼盆收集所有年輕人“上交”的手機，這些真實鏡頭其實很珍貴吧？
孫虹：對，這些創作者真讓人佩服，他們特別專業，很會拍，也很會抓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可以說他們不比專業導演拍得差（笑）。這些記錄的素材源於生活，真實、細膩就是它們的最大優勢。比如女孩回家過年把手機架在那裡，她家的老人一看才發現鏡頭裡是自己，在那一陣感嘆；再比如每次離家的時候，父母一定要你把後備廂塞得滿滿當當，似乎有“不塞滿你就別走”的陣勢。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也在其中體現了愛和寄託，這些真情實感甚至不一定是專業紀錄片拍攝者能夠捕捉到的。
新京報：現在的短視頻時代，每個人似乎都可以成為“導演”，這些普通人創作的影像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感悟？
孫虹：處於短視頻的時代，這些視頻是有強烈記錄屬性的，甚至有些拍攝比那些刻意拍攝的更好，更生動鮮活。他們在現場捕捉到第一時間的信息，也會讓電影人反思，紀錄片的生產方式肯定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它們具有的特質和看點也是傳統紀錄片不具備的。從根本上來說，這是大家主動、自發記錄的，並且對於時代來說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你每天都會與不同人擦肩而過，他們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做着什麼樣的工作？其實對國人來說，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情節就是奮鬥，為了自己的家鄉、家人努力，儘管平常，但值得被看到。
《煙火人間》講述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故事。
新京報：所以讓普通人被看到是做這部共創紀錄片的最大動因嗎？
孫虹：是的，比如電影里的建築工人，你會發現他們手機里拍攝的城市上空雲海，美到讓你震驚，我們可能從來沒有從他們的角度里去看過這個世界，他們就在身邊，最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工作和生活其實是聯繫在一起的，他們的勞動成果就是我們的衣食住行。生活中任何事物背後都會有各行各業人士的付出，我們希望《煙火人間》給普通人被仰視的機會，能夠關心不同群體，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溫暖、親密一些。
為什麼我們要去影院看短視頻？
碎片化的表達形式和大銀幕也可以兼容
新京報：大量的短視頻素材和人物呈現在這部電影里，是否會擔心觀眾的注意力沒有辦法集中，如何看待觀眾對這種形式的適應過程？
孫虹：確實，短視頻模式決定了這部電影不太可能是傳統的戲劇結構。傳統的戲劇結構在於影片中有為之共情的一到兩個人物，觀眾會根據他們的故事自動被帶入其中。但《煙火人間》沒有具體到某一位人物，你不一定能記住特別具體的人或事。但你能感受到一群人，這些影像是記錄他們的生活，能感受到普通人的樂觀豁達和堅韌，這也是我們選擇素材尤為重視的。當然，碎片化、全景式、豎屏的感官會給觀眾帶來比較大的觀影挑戰，這部電影需要給觀眾找到一個嘗試的過程，畢竟銀幕表達是需要不斷探索的。雖然我們也有做得不夠完美的地方，但我們非常真誠，能夠給大家呈現這些普通人的“煙火氣息”就足夠了。
新京報：在了解到這部電影的呈現形式以後，有評論覺得很驚喜之餘，也會有一個最直觀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電影院刷這種短視頻？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孫虹：我們非常理解大家的這種疑問和顧慮，但也認為，刷短視頻的時候，你很有可能會進入信息繭房，只會刷到自己關心的，這是比較局限的；但電影可以讓你看到更不一樣的世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交流場所。並且，普通人（的生活一面）也是值得被放到大銀幕上，值得被更多人看見，平凡的人也有偉大的一面。另外，短視頻是一種即時性的體驗，會給你短暫的情感體驗，但很難把真正的情感帶給你，或是讓你留下很深刻的記憶；電影則能把很多感動的瞬間結合在一起，作為影像成為歷史性的記憶和影像存留，這個功能是代替不了的。
《煙火人間》關注普通尋常人的日常，其實是很有意義的，時代也需要這樣的影像。
新京報：所以這次在大銀幕上呈現短視頻，其實是在探索這兩種形式的融合？
孫虹：可以這麼說。碎片化的時代，其實短視頻跟大銀幕也是可以相融的，它們不是一種互斥或對立的關係，因為現在我們身處於多元包容的時代，電影和短視頻承擔的功能和使命各有不同，但更明顯的是它們之間有互補性。
新京報：如你所說，短視頻的素材庫巨大，一些珍貴的影像並沒有完全展示，你們還會堅持對這種新形式的創作嗎？
孫虹：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講，我們會定期在“短視頻海洋”里打撈這些紀實影像，並且進行彙編創作，比如說讓影像資料形成編年體，這是非常珍貴的，是一段時間裡我們國家民間留下的歷史性的影像記錄。我們可能會面對很現實的問題，這部影片會不會被觀眾看到，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反饋，若是反響不錯，一定會激勵更多人投入做下一部這樣的電影，紀錄片永遠都有真實的力量，關注普通尋常人的日常，其實是很有意義的，時代也需要這樣的影像。
新京報記者 周慧曉婉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