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用笑聲對抗恐懼 | 黑白文娛專訪《年會不能停！》導演董潤年

作者：大蠍‍‍‍‍‍‍‍‍‍‍‍‍‍‍‍‍‍‍‍‍‍‍‍‍‍‍‍‍‍‍‍‍‍‍‍‍‍‍‍‍‍‍‍‍‍‍‍‍‍‍‍‍‍‍‍‍‍‍‍‍‍‍‍‍‍‍‍‍‍‍‍‍‍‍‍‍‍‍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從跨年前的東方甄選“小作文”事件，到跨年後的“裁員”每天都在上熱搜；甚至四年前曾火出圈的年會諷刺公司的打工人，這兩天又搞了一次進階版的吐槽……《年會不能停！》與現實之間，很難說清楚誰在給誰當預告。

但這部踩中了每一個熱點的電影，靠的實打實是故事勝利法。

套用電影自身的語境來說，《年會不能停！》深挖職場敘事的底層邏輯，在身份錯位的經典模式中對齊了觀眾笑點的顆粒度，打出喜劇、諷刺、現實主義、價值上升的組合拳，形成了過去工人下崗潮和現當下互聯網大廠裁員潮遙相呼應的時代閉環。

這些“互聯網黑話”，連同“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的廢話文學一起，成了《年會不能停！》中的職場奇觀。值得玩味的是，主創對職場文化的展現並非停留在段子式的抖機靈中，而是深挖上班族內心深處的理想與慾望；辛辣諷刺的搞笑中，撲面而來的是正統的生活煙火氣。

事實上早自2017年起，編劇、導演董潤年便想創作一個關於職場的故事，以年會與裁員為兩個關鍵元素，關照上班族所面臨的職場境遇，給予一些積極的能量。而時間的流逝，諸多創作版本的推翻，背後連接的正是這六年來社會經濟、職場風口的巨變。

董潤年一邊在找尋職場變化中的關鍵命題，一邊建構更為合適的戲劇模式。作為天津人，《連升三級》《扒馬褂》等董潤年自小浸潤的傳統作品，回饋了重要的靈感，而脫口秀、sketch情景喜劇等新領域也帶來了豐富的經驗。最終，董潤年找到了這部職場喜劇的“抓手”：不靠誇張的台詞與表演來博取眼球，用心塑造人物，從劇情人物的生活邏輯出發，尋找那個錯位的突破口，用極致的反差來構建劇情，與觀眾對話共情。

在電影的尾聲，一場盛大的年會終於開啟，浪漫化的理想主義溢出銀幕，既把觀眾的情緒推向了高潮，也讓一部分觀眾思忖其中的現實性。而董潤年在接受黑白文娛的專訪時則表示：“我想，我們可以用笑聲對抗恐懼，讓困難變成一個沒那麼可怕的東西。”

儘管自己做了很久的自由職業者，董潤年依然從對他人的持續“挖礦”中，撞見種種職場“奇遇”——比如互聯網公司的年會“真的”會花費好幾千萬；或意外或咋舌之間，他積累起了一個個行業和職場發展的切面。

最初時，董潤年想透過一家公司十幾年來年會的變遷，折射時代的變化與大家面對未來的希望。但隨着2019年後進入疫情時代，職場態勢迅速發生變化，裁員這個詞進入了主流語境，他的故事也在因應而變：為了避免被裁員，一個年輕人組建隊伍，想通過年會上保住自己的工作。但幾稿之後，董潤年仍然覺得單薄，“這樣一個故事離我想要表達的職場，還是沒有對味兒”。

想要重構，就得深入。在職場氛圍由高到低的大跳水後，董潤年開啟了新一輪的“挖礦”。這時，他發現，大家講述的故事變了，“我意識到，真正讓他們感到失望與絕望的從不是加班，也不是辛苦，而是兩件事：不公平，沒價值”。

幹了最多的活兒，卻得不到相應的重視，自己辛苦半天，功勞卻被別人奪走；總是寫日報、周報，做了一堆ppt與excel，工作被大量的形式主義瑣事填充，找不到工作的意義——這兩種常態，董潤年認為打擊着當下年輕人的職場心態，“他們尋求公平的情緒，我特別能共情，我想用創作為他們發聲”。

2020年時，一個流浪漢在某公司偷住的帖子，又打通了董潤年腦中的一個重要結點。“哪兒能找到吃的，哪兒能睡覺，他都摸索出來了，藏了一個月都沒被發現。我意識到，即便像大廠這種管理嚴密，聰明頭腦相對來說最聚集的一個地方，竟然也會出現這種漏洞。這個漏洞，就是我一直在找的生活錯位點。”於是，故事終於逼近了今天的雛形：一名想要拯救分公司的員工，利用總公司的漏洞，在年會上以表演節目的方式來澄清真相。

但創作永遠是優中取優的過程。在這一版本的故事中，仍然缺少關鍵性的一個核。這一次，身為天津人的董潤年，想到了劉寶瑞老先生的傳統相聲《連升三級》。不學無術的地主家兒子，因為算命的一句話，就進京趕考；考官以為他是魏忠賢的親戚，對他大加照顧，最後讓他考上了；魏忠賢看大家如此尊重他，也以為這個人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對他信任寵愛，形成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閉環。

這是一個經典的喜劇結構。當人物發生錯位之後，觀眾站在全知視角上俯視，看着人物們聰明反被聰明誤，就有了層層疊加的喜劇效果。兢兢業業的高級鉗工胡建林，因為錯調，陰差陽錯地被提拔到總公司人力資源部，從k7到k11一路騰達。巧合、諧音、誤解、意外等種種設計，讓胡建林躲開了一次次穿幫的危險，錯位衝突讓人忍俊不禁。

看完電影后，觀眾們普遍反映覺得最好笑的部分，在於胡建林“點名”的橋段。因為信息差，沒活兒干只能數人頭的胡建林，成了員工們臆測中的裁員信使，叫了誰的名，誰就得“滾蛋”。這暗含現實根基的素材，貢獻了全片最密集也最具記憶點的笑點。

而如果說，前半段的誤會，是戲劇性的精妙巧合，善用現實邏輯的董潤年，則讓後半段的誤會變成了“人為”。當越來越多的人被這場錯調拉下水後，誤打誤撞的胡建林便變得身不由己，被更多為了自身利益的人裹挾着往前推，每次升職加薪的背後，都是一次裝傻充愣的權力鬥爭。這是許多錯位喜劇沒有的場景，呈現難度更大，卻也更深入人心。“這些事情，都非常值得大家拿出來討論，值得反諷。”

董潤年自2017年便開始構思的職場故事，在當下契合了社會情緒，讓電影某種程度上擁有一定的寓言感。在他看來，讓作品往生活中深挖，只要足夠深，就能挖出礦石；時代總是在變，但生活有時一成不變。

“我覺得創作的難度在於，職場主題怎麼跟你的敘事有機結合起來。很多職場作品的問題在於，職場是職場，劇情是劇情，沒有把人物的職場和生活之間的關係講出來。觀眾平時評論職場戲時會說，‘一看就沒上過班’，他們真正在意的，是職場中人工作的心態和職場氛圍的真實感。”

作為一部群像電影，廣撒英雄帖後，董潤年召集來的20多位喜劇人風格各異：東北喜劇、網生喜劇、日和漫畫、即興小品、舞台化、傳統西南喜劇……如何風格統一，成了一個需要解決的大問題。

飾演庄正直的王迅，在開拍前曾寫過一篇萬字的人物小傳，包括這個角色的學歷、工作狀態、行賄調職的動機、家人的情況、孩子的處境、面對各種狀況時的心理狀態……當這些詳細的邏輯和簡史建立完成後，會發現這就是一個擁有現實存在性的真實人物。大家逐漸達成共識：別把這個電影當成喜劇去處理，演員們就做出日常生活的正常反應，然後通過結構與鏡頭語言達成喜劇效果——另一種現實主義。

電影中，胡建林、馬傑、潘怡然三角組合，是董潤年由傳統相聲《扒馬褂》中獲得的啟發，“《扒馬卦》中有一個惹事的，一個挑刺的，一個因為各種原因不得不去替惹事的人圓話的，這三個人的關係我覺得很有意思”——基於現實的諷刺創作總有持久的生命力，它穿透時代外殼，到了今天的創作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

董潤年關於胡建林的性格有過兩版設計：一個是有點小聰明、善於自我掩飾，一個是電影成片中的後知後覺、真老實版的。在跟大鵬討論後，大家都認可執着、認真、淳樸的人設更適合演繹。白客飾演的馬傑，則是最典型的社畜形象，被職場磨平了稜角。庄達菲飾演的潘怡然，有種“00後整頓職場”的率性，而在董潤年看來，“其實也不算是整頓，00後最大的特點是直接，他們也沒有那麼強烈的等級觀念，我覺得這是他們真正的表達”。

他同時覺得，這三個人其實代表了同一個人的三個階段：潘怡然是剛入社會時的理想熱烈；胡建林是爽文般升職的未來；馬傑也許更契合大多數人當下的境遇，遭遇不公、不敢反抗，但內心的火苗未滅，也許真的可以迎來人生的翻盤。“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一副完整的當代職場浮世繪成型，而在整個創作過程中，董潤年與團隊始終都在仔細推演三個人的行為邏輯，去揣摩每一個人在面臨抉擇時最合適的傾向。

胡建林自然是理想主義的，當一個善良、有底線的人，發現因為自己的一個錯誤導致舊工廠的老工友們失去工作時，他一定是要去撥亂反正、主持公道的，“因為對他來說，公平正義很重要，他的內心是有追求的”。

馬傑的深諳規則，從一開始就透了出來。他很早就明白，自己的職場命運已經與胡建林深度捆綁，無論胡建林出了什麼問題，他都不可能全身而退，所以他一路為其遮擋護航。同樣，當後期胡建林要馬傑一起揭發真相時，馬傑亦沒法對他所持的絕對正義進行反對，現實邏輯中的他，只能趨利避害。“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在於，雖然我們諷刺了站隊，但是其實，馬傑也是在站胡建林的隊。”

至於00後的外包工潘怡然，遊離在利害關係之外，是出於對其他二人產生了革命友誼才一路跟隨。“‘叛逆’其實早就不想在這幹了，所以她是願意去冒這個險的，因為她沒什麼損失，還出了這麼多年的一口惡氣。”

當烏龍與權謀落幕後，電影進入較為溫暖的尾聲，胡建林拯救工廠回到了最初的原點，馬傑終於可以不做“蓬蒿人”，潘怡然則將叛逆貫徹到底，離開了她一直想轉正的這家公司而走向更大的世界。如果深度剖析，這三人看似圓滿的結局其實藏着更為嶙峋的暗喻，歡笑與嘲諷中，注入的也是主創團隊反思人性、體察當下的現實表達。

2019年，董潤年在網上看到了新東方年會上那支廣為傳播的辛辣吐槽職場的節目，“那首歌非常地燃，我聽到最後都熱淚盈眶了，它的表達很智慧很勇敢”。

在《年會不能停！》的最後，主角團們也用了一首說唱，犀利控訴着職場的不公。舞台上，燈光閃耀，公司員工們紛紛起身鼓掌歡呼，連董事長也起身聲明，自己會給所有人一個公道。劇情導向了一個he，不少觀眾則認為，這太過理想主義。

董潤年在我們的專訪中回應說：“我覺得我可以明確解答這個問題，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結尾。”

在董潤年看來，相較自己前作《被光抓走的人》的“向內挖”、讓觀眾反思自己、“冒犯每一個人”的狀態，《年會不能停！》則是一個往外挖的故事，它首先整體遵循着一部類型片的創作經驗和模式，讓觀眾更易代入一個正面的好人，也讓電影更好地“履行契約”：“一部喜劇的允諾，就是讓觀眾開心，讓觀眾感受到溫暖，最後再帶出些力量。我認為這是我們對觀眾、對這個類型的一個尊重。”

而電影中董事長的做法，董潤年認為也遵從着現實邏輯。作為能把一個小廠子發展到如今大廠規模的人，智商、情商一定無需置疑。如果真的有人在年會上把一些暗箱操作的醜聞公開，證據鏈已經攤開在了所有人面前，這位董事長無論是站在個人還是公司立場上，他只有，且必須有，這樣一個一錘定音的表態。

作為創作者，董潤年也有着自己的“狡猾”。“他的台詞我們也是推敲過的。他沒有說任何更滿的話，只是說了他會調查這件事，如果是真的，他會讓那些本不該失去工作的人回來。但是‘本不該’這個詞很重要，哪些是不該的，哪些是該的，這個到底怎麼定義？其實我們沒有進一步地去細究和表現，所以你看，這部電影其實是一個oe，開放式的結局。”

電影中確實埋下了許多細節與伏筆，留給不同觀眾的，將是他/她解讀後的專屬故事。“有觀眾真的覺得這個結尾太理想主義，真的去批評這個結尾，我覺得恰恰說明他們的內心渴望得到這樣的結局，他們對現實的不公是憤怒的，內心有這個火苗，這一切與看片的情緒混合、糾結在了一起，一起表達了出來，我認為，這也是一種現實。”

在董潤年看來，喜劇是一種觀察世界的角度，更是一種價值觀。對於上班的人來說，裁員失去工作確實是一件令人恐懼的事情，但越是令人恐懼，我們越要嘗試用別的視角看待，就像《哈利·波特》中巫師們對讀取每個人內心恐懼的博格特使用“滑稽咒”，我們也可以勇敢把恐懼小丑化、喜劇化。“你只有不害怕它，才能有勇氣去克服它，想到怎麼解決困難的方法。另一個角度，如果觀眾將來自己真的遇到這些事的時候，心裡能想起來，曾有一個電影的一幫主角真的‘傻呵呵’地去主持正義了。哪怕動一下這個念頭，我感覺都善莫大焉。我都會覺得，這個電影結尾這種美好的、給人力量的設計，沒有白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