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總台央視電視劇頻道（cctv-8）跨年播放的大劇《繁花》，為歲末年初平添了一味綺麗迷離的腔調。
新上海灘弄潮兒的時代風華
改革開放、社會轉型，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造就出無數離我們最近的年代故事，經由一個個鮮活的人物構建起多姿多態的集體記憶與地域風情，其中有《大江大河》中宋運輝、雷東寶不盡狂瀾走滄海的奮進慷慨，《人世間》中東北國營廠工人周秉昆的命運沉浮。
這一次《繁花》帶給我們的是上海灘的故事——有寶總、玲子、汪小姐、黃河路老闆娘“李李們”“范總們”這些時代浪尖弄潮兒的激蕩商戰，也有他們的歷練、傷痛與成長。
改革開放、上海悠久強大的經濟基因和風俗人情是人物活動的大背景。
上海人最早感應着時代潮動，炒股、做外貿、打造國產服裝品牌、開飯店、從國有單位下海經商……炒股的瘋狂，愛情與人性難抵金錢的誘惑，與電影《股瘋》（潘虹、劉青雲主演）有着微妙的互文關係；《繁花》中的股市商戰更因機構的違規炒作而愈發險象環生，商海沉浮中的初心定力則讓商戰不止步於金錢實力的較量。
商戰戲是《繁花》的骨架。
三羊牌t恤衫熱賣、黃河路老闆娘們聯手排擠李李的至真園、股市上寶總與強總見招拆招等情節流暢豐滿、扣人心弦。這些佐證了王家衛導演不僅是影調營造大師，還是熒屏故事講述的高手。
劇集沒有止步於商戰。
風雲激蕩之間，《繁花》對上海市井的煙火瑣碎娓娓道來，也鋪墊了全劇細膩暖實的底色。
夜東京餐廳葛老師、菱紅、陶陶幾位飯友和老闆娘玲子嘰喳喧鬧，從阿寶到寶總有一飛衝天的神話，也有西裝革履吃泡飯的家常。
被撞後寬厚待人，與爺叔、小兄弟陶陶的相處，帶領小樂惠的老友們炒股掙錢的溫馨點滴，不經意呈現的正是寶總的溫暖人情。
寶總的紅顏知己玲子和汪小姐的自省與成長有着動人心魄的衝擊力：
玲子的情傷與振作在夜東京餐廳改造時被砸爛拋棄的舊牆體舊傢具上曲折顯現；汪小姐在愛情事業同時遇挫時，大氣喊出“我是我自己的碼頭”。
《繁花》的敘事精工細作，筆墨儉省節制，很多完全可以輕鬆鋪上多集的內容點到為止，絕不因旁逸斜出而喧賓奪主，通篇節奏緊緻有力。
情傷、情殤是《繁花》情感線的核心。
疾馳的時代列車創造致富神話的同時，也在摧枯拉朽地掃蕩古典愛情的純真，影視作品中人往高處走的“雪芝們”無處不在，電影《北京，你早》《不見不散》、電視劇《空鏡子》《結婚十年》……一度是改革年代情感敘事的基調之一。
《繁花》在此超越了那一時期情感故事過度的道德判斷，呈現出更豐富的人性複雜性：
或許男女在相處中各自對情感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如同寶總與玲子；
或許財富與愛情給人們帶來激情、快樂，本就帶有同源性、相似性，難以兼得或顧此失彼也很自然；
也或許愛的能力本就關涉個體對世界與他人的篤定與信任，外部世界難以把握，退縮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並不輕鬆。
麵包與玫瑰花的選擇又是每個年代飲食男女的必答題，也是最切近個體生命體驗的現代性追問。
這也讓《繁花》的情感敘事帶有更大的通約性——對當下觀眾亦具有跨越時代的情感啟示。
劇中小香煙店的名字從“景秀”到“過客”，恰如繁花開謝、情深旨遠。
小販，如同看客，將寶總們的風流雲散盡收眼底，也代表着創作者與熒屏外觀眾們的觀望。
有別於原作的蒼涼悲憫，電視劇呈現出“樹樹繁花去復開”的開闊溫暖。
王家衛的影像氣質與超越
《繁花》適應電視劇藝術的本體要求，對導演的影像美學有承接又有新的發展突破。
作品對上海城市風物、地域特質的表現不依賴於地標式建築，儘管劇末也閃現出東方明珠塔，但上海的繁華綺麗隨處可感。
黃河路至真園門前霓虹燈閃爍迷離，餐廳內觥籌交錯，門、窗、隔斷遮擋中光影掩映，把故事的氛圍烘托得剛好。
人物在導演的鏡頭下最有表現力。
玲子如油畫般站在屋頂上定定望向阿寶，滿是懷揣愛戀女子的儀態萬千；
身姿曼妙的李李性感迷人，柔光打在她的側臉、後頸，有着揮之不去的神秘感，暗示了她複雜的身世與莫測命運。
果真如汪曾祺先生所說“氣氛即人物”——光影、色彩等視聽元素在《繁花》中，營造氛圍之外，鐫刻人物，勾畫背景並表達心情。
動感十足、動靜皆宜，每個人物都有着獨屬於自己的腔調。
劇中一首首流行歌曲、粵語老歌是時間、年代感的具象化，呼應着人物的情感情緒，更激起觀眾對過往年代的回憶；為避免平鋪直敘，情節不時小小跳躍或短暫懸擱，如同設謎，增強了戲劇性，再閃回補充交代情節與人物心理。
《繁花》的電視劇敘事美學與影像美感圓融均衡，是導演電影藝術的一次成功移用與創新發展，克服了常見的影像擠壓敘事，也超越了形式外在於內容的尷尬，完成了電視劇影像水準的革命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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