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國內線下音樂大爆發的一年。
從一線城市到三四線城市，livehouse成了一座城市多元文化發展的標誌，也成為城市年輕人消費的重要場景。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一些熱門旅遊城市的livehouse里，常出現演出門票迅速售罄，開場前樂迷排隊等候的盛況。
livehouse進入中國僅十幾年，如今不斷被複制、熱度不斷攀升，作為一門生意，吸引了資本和音樂圈內外的關注，進場的人越多，也意味着市場的熱鬧和混亂並存。
最近在重慶舉行的2023第二屆中國livehouse行業峰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家livehouse聚集在一起，從行業的角度探討livehouse這波火熱浪潮背後的真實困境，以及中國獨立音樂的未來。
livehouse並未走向大眾
vox創始人朱寧早在2001年就開始在武漢做livehouse，一手將vox打造成中國最重要的搖滾樂演出現場之一。但十幾年過去，他越來越感覺到一種“擠壓感”。
十多年裡，他見證了無數中國內地樂隊從寂寂無名走向大舞台，到今天，vox的牆上依然留存着很多大牌樂隊當年在只有幾百名觀眾的場地里演出的青澀印記。
vox作為最初的舞台，陪伴着樂隊成長，看他們從幾百人的場地走向幾千甚至上萬觀眾的體育館、體育場，卻很難再等到他們回來。
“當樂隊走到一定高度，就只會永遠向前了。”朱寧說，十幾年來，隨着livehouse數量激增，樂隊的數量跟不上場館的增速，好的樂隊很難回到livehouse演出。成名的樂隊不願回到小舞台，賣得出票房的原創樂隊被爭搶，導致livehouse處於“夾心餅乾”的尷尬境地。
去年10月，惘聞樂隊到中國台灣巡演時，樂隊吉他手耿鑫驚訝地在台中一家livehouse門口看到音樂人伍佰、張震岳和熱狗的演出宣傳海報。
“他們這個咖位的音樂人，依然會在四五百人的livehouse裡面演出，這個現象在內地基本不會發生。”耿鑫說。
吉他手耿鑫的另一個身份，是大連赫茲空間主理人。惘聞是國內老牌後搖樂隊，台灣巡演的見聞讓他意識到，如果一支樂隊已經做到一定咖位，依然選擇迴流到一些小型的livehouse里演出，才是健康而真實的livehouse文化生態。
隨着線下演出的爆火，livehouse被資本市場關注。摩登天空、滾石音樂、君聯資本、太合音樂等資本紛紛入場，livehouse行業從“主理人情懷”邁入“資本化運作”與院線式發展時代。
民謠歌手、音樂博主關雅亮的感受是，這幾年線下音樂演出行業的變化很大，各個城市的livehouse遍地開花。在他看來，在場館暴增的時候，音樂內容其實是稀缺的，求大於供的矛盾越來越明顯，livehouse缺乏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音樂行業觀察者范志輝認為，從數據上看，livehouse並沒有想象中的“大眾化”。騰訊娛樂白皮書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livehouse觀眾數量在250萬人次，人數不及演唱會和音樂節觀眾數量的十分之一。
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23上半年全國演出市場簡報》，線下演出中熱度最高的是大型演唱會和戶外音樂節，音樂類livehouse場地演出和巡演出現關注度和票房下滑。
on the way創始人鮑亮用“反噬”來形容音樂節與livehouse之間的關係，2023年是全國音樂節大爆發的一年，音樂節和演唱會高頻次舉行，年輕人的娛樂消費力有限，必然導致livehouse的票房縮減。
尋找不同的生存方式
珠海樂坊livehouse主理人梁楚去年到日本，見識到日本livehouse一天能做很多場演出的活力，深有感觸。
在人口只有兩百多萬的珠海做livehouse，梁楚很清楚，就是要提供優質音樂內容的場地。“2023年，演出市場變化比較大，我選擇穩妥地修鍊內功的做法。”
梁楚明白，活下來是第一位的。在珠海，一家livehouse的生命周期通常就是半年到一年。他的方法是，不給livehouse設限，就把這裡當作年輕人娛樂消費的場景。最初沒法接到很多樂隊演出時，樂坊一直在做相聲和脫口秀，把場地的檔期充分利用起來，形成多元化呈現。他逼着自己以市場的方式去考慮存活問題，再一步步做自己喜歡的樂隊。
來自中國台灣的emilie，是獨立音樂資深幕後推手。她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台北，都是一些英國人在經營pub，“當時周華建、林志炫這些人都是在這裡面唱出來的，後來有很多樂手級的老師都是在pub里起家的。”
emilie在台北做livehouse時，也遭遇過樂隊不足、場地總是空置的情況。他們將自己設想為一個音樂平台，主動邀約那些還沒成名的音樂人，讓他們走出家門，試試面向觀眾演出。無論台下是10個還是50個觀眾，鼓勵他們拿起樂器站上舞台。他們還幫助未成名的年輕音樂人錄製線上節目，幫助他們擴大影響力。
開放的思路還包括做“華語金曲之夜”，請dj來做華語歌曲，免費請觀眾來聽。這些有趣的嘗試做得多了，台北的獨立音樂生態變得越來越活躍。“我們做的’華語金曲之夜’後來邀請張震岳來做dj，上千張票一下子就賣光。”emilie認為，只要本着熱愛音樂的初衷，一切的嘗試最終都會被證明是有意義和價值的，“內容方面的想象很重要，想象力是擴散生意的一個源頭，我相信它是會有效的。”
在不同的城市，livehouse在尋找不同的生存方式，同樣的是，都在面臨最年輕的顧客。當livehouse成為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時，也意味着，這裡可以提供多元文化形態的場地。
摩登天空展演空間拓展運營總監陸保金認為，livehouse在困境中要學會給自己造血，在不同的城市文化中，做出屬於自己城市氣質的新產品，要逐漸做出差異化、多元化的經營模式。
“人口在300萬以上的城市，都應該有livehouse，因為這是年輕人的生活方式。”陸保金說，modern sky lab目前在上海、昆明、濟南和重慶都開了店，明年將在西安等地拓展。未來，摩登天空嘗試做兩、三千人的場地規模，除了做現場演出，也可以承辦藝人音樂會等多元項目。去年下半年開始，modern sky lab也接受上海本土樂隊的報名，在場館空檔期為這些新生代的樂隊提供演出場地。
從盈利能力來看，livehouse仍然艱難，始終是一門講情懷的生意。縱觀國內livehouse的諸位主理人，創業前的身份總跟樂迷、樂手、音樂從業者相關。在參與論壇的諸多主理人中，被問及“五年能掙到錢”的人，只有寥寥兩三位。超過一半的livehouse無法盈利，仍是殘酷現實。
不同城市的livehouse在思考轉型之路。有的以酒吧、咖啡、周邊文創銷售區的方式博得更多盈利空間，有的參與到音樂產業鏈中，做音樂廠牌、主辦演出、開啟音樂文旅業務。
邀約主流歌手進行破圈，也是livehouse博得流量的方式。深圳年輕的so fun live就舉辦了黃齡、何潔、韋禮安等主流歌手的演出，音樂風格也涵蓋搖滾、流行、說唱等不同類型，成為國內少數的開業一年就實現收支持平的場館。
迷笛音樂節總導演魏健認為，livehouse除了是場館，也是內容輸出方，如果能組織策劃有特色的演出，可以在不同城市形成本土音樂的影響力。livehouse如果能與院校、唱片公司、政府達成共識，參與到不同城市的音樂文旅產業中，則將跳脫出場館的局限，成為中國音樂產業鏈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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