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年輕人還會唱《明天會更好》嗎?

“輕輕敲醒沉睡的心靈,慢慢張開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獨地轉個不停……”

10月25日,滾石唱片發布了《明天會更好》高清版MV,MV中有年輕時的李宗盛、費玉清、齊豫、蔡琴、蘇芮……這首華語樂壇上最知名的公益單曲,再一次引發了一批人的懷舊思緒,不知現在的年輕人還會不會唱這首歌,能不能理解它引發的懷舊風潮。

滾石《明天會更好》MV片段

從1986年到今天,“不解風情的春風”已經吹拂了“少年的心”33年。它在《英雄本色》的電影里作為插曲響起過,在募捐晚會的場合中作為凝聚集體意識的象徵物存在過,如今,《明天會更好》作為經典的懷舊意象,又成為代表純真、理想的80年代的代名詞。今天的推送,探討的正是《明天會更好》背後的懷舊美學。現在的人們在“唱出你熱情、伸出你雙手”的時候,懷着怎樣不同的心情?我們如何在美學上理解這種向“理想”回歸的藝術意志?它背後又代表了何種形態的大眾文化?

撰文 | 馮慶

01

公益歌曲與80年代“回憶殺”

隨着《明天會更好》的高清重製版MV在互聯網上引發“回憶殺”的共鳴,人們開始懷念起那個由純真和理想的情感匯聚而成的“八零年代”。那是和平和發展開始成為“時代風向”的時代,也是大眾流行文化在全球範圍內洶湧蔓延的時代。

在被視為“世界和平年”的1986年,新興的電子化傳媒開始藉助各式各樣的娛樂形式,迫不及待地向新一批青年人傳達一個或隱或顯的信息:漫長而令人戰慄不安的“冷戰”世界格局,即將告一段落。這一年面世的《明天會更好》,所傳承的正是此前由“流行之王”邁克爾·傑克遜親手打造的《天下一家》這一作品試圖表達的時代信念:地球人應當不分你我、和平共處、彼此關懷。

We are the world

四海皆一家

We are the children

我們都是上帝的子民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我們要創造光輝燦爛的明天

So let's start giving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付出

——《天下一家》歌詞

毋庸置疑的是,這並非什麼新穎的態度,而只是試圖傳達一種樸素的民眾感受,亦即“同情”。與過去不同的地方在於,新興媒介技術和日趨自由且親民的流行藝術手法,可以讓這類公益主題的情感抒發獲得範圍最廣、力度最強的影響力。

由邁克爾·傑克遜填詞並引領美國45 位歌星聯合演唱的《天下一家》。

時至今日,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吹捧我們自己所生活的時代。我們擁有觸手可及的遠程通訊設備,能夠時刻獲得自己想要獲得的知識,並且可以在公共輿論場中更為便捷地表達情感和觀點。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感覺到生活的日益無聊和單薄。於是,我們需要更多的刺激,來調動對生活的熱情。而“懷舊”,則隱約構成了一種流行化的刺激模式。這種刺激並不那麼“刺激”,但是卻能夠準確地擊中我們的心靈,讓我們沉浸在一種似曾相識但又帶着一股微妙陌生氣息的氛圍當中。

有趣的是,在八零年代,在那個人人高唱《明天會更好》的歷史現場當中,這種“懷舊”的情緒早已湧現。“誰能不顧自己的家園,拋開記憶中的童年”這樣的歌詞,旨在喚起的與其說是青年人朝向未來的無窮憧憬,不如說是對“童年”之美好單純處境的回顧和再造。不斷返回一種“理想”的純凈,或許是現代生活中的一種必然藝術衝動或者說“藝術意志”。

畢竟,從現代性的早期審美文化史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諸多“懷舊”的色彩。無論是盧梭式的對鄉土樸素情懷的浪漫緬懷,還是浪漫主義式的民族還鄉之旅,其中都彰顯着對當下文明化、都市化生活處境的敏感排斥。放諸更大的語境里,這種懷舊的文明批判態度,則上升為對人類現實政治處境中種種弊端,如戰爭、飢餓、疾病和歧視等話題的尖刻揭示和審美化的化解。

02

懷舊,大眾文化的保守性根源

《明天會更好》曾經是電影《英雄本色》的主題曲。在這部反映黑幫仇殺的江湖恩怨片中,“明天會更好”的歌聲若隱若現彰顯着對無盡貪婪和殺戮的江湖世界的審美救贖。

同樣,在現實世界中,作為公益歌曲的《明天會更好》看似蘊藏着理想主義的大同信念,但其根本的問題意識,則是世界自始至終的不太平。在長期緊張的世界局勢之下,隨着媒介技術的突飛猛進,大眾流行文化所體現的文化邏輯,與啟蒙時期始於康德-席勒的審美共同體理想並沒有什麼不同:在不和中尋求和解,以藝術想象作為憑藉,對公眾講述愛與和平的重要性。

《英雄本色》中的《明天會更好》童聲合唱片段。

大眾文化之所以承擔起這一重要的啟蒙信息傳遞者的任務,是因為——新興媒介技術的可模仿性和可重複性所要求的技術和藝術門檻最低,其形式易於重現和重構。流行歌曲的特徵在於“朗朗上口”,其歌詞意義也直觀曉暢,能夠直入人心。另外,專輯唱片的發行方式有助於讓流行藝術迅速進入公眾的私人領域;音樂電視(MTV)的普及的意義則讓創作視聽的接受程序獲得了“通感”的氛圍化效果——在KTV的“音樂”空間中,人群的情感共鳴將獲得場域性的落實,並在一定範圍內將彼此陌生的社會各階層串連為短暫的審美共同體。電視台、電台和演唱會等機制則讓大範圍的視聽接受形成習慣,從而讓流行文化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形象成為當代生活中的“圖騰”並符號化。

出於達成公共性的審美衝動,大眾流行文化必須讓自身和媒介達成一體化。流行音樂脫離現代媒介,這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這也就能夠進一步解釋為什麼流行符號容易引發懷舊情緒。以近日來在互聯網上風行的《野狼disco》這首歌為例:無論是極端具有畫面感的“閃耀的燈球”和“大背頭、BP機”,還是能夠喚起全民共同回憶的不標準粵語,都共同指向了我們在網絡時代不斷遭遇並再度記憶的那些關於“上一代”的符號體系。

正如八零年代的某些香港電影如《上海之夜》、《上海灘十三太保》等會重建對於民國上海的想象性記憶,九零年代的《雷洛傳》等電影或《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等電視劇則旨在喚起對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尚未完全現代化階段的“亂世”浪漫投影。在大陸,《陽光燦爛的日子》、《紅高粱》一類的影像藝術,也有着同樣的通過投射某一階段的集體回憶來確立當下主體意識的符號功能。這一系列的大眾文化表徵共同構成了當代生活中的“微觀歷史劇”,時刻提醒着每一個現代民眾一個淺顯的道理:我們是歷史性的人,是記憶造就了我們的價值選擇和人格取向。因此,我們也是易於懷舊並易於返回某種藝術化的“人性”的共同體。這就是大眾文化之保守性的根源。

《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照。

03

為什麼今日的懷舊

傾向玩弄、拼貼舊日的記憶

《明天會更好》就上述意義而言,其實呈現的是“昨天曾更好”。一切對美好未來的探尋式抒情,與其說是對我們未來方向的激勵,不如說是對我們既有的某些心靈基因的重新啟動。流行文化看似不斷“流變”,但其根本的內核則簡單如一:最為基本、也最為廣泛地為社會中各類人群所共同擁有的審美判斷的瞬間記憶。

在這個問題上,思想史家葉芝(Francis Yates)在其《記憶之術》一書中所描述的西方“記憶術”傳統,構成了理解大眾流行文化這一“懷舊”趣味的重要思路。葉芝告訴我們:古代人的“記憶術”作為“內在書寫”,能夠讓語詞的抽象性,透過事物圖像的直觀性在腦中長時間保留。不同時間段內有意設置的直觀且空間化的圖像記憶點,將幫助我們對宏大艱澀的內容進行有效的觀念保存。相對於自然的記憶來說,所謂的“記憶的藝術”指的是讓不存在原初體驗的人,透過經典的圖像化符號,獲取某種整體性的幻象,從而幫助他們實現歷史生活中的主體建構。《明天會更好》正是這種記憶術的集中體現——通過回憶,我們再度加強了對某些觀念的信念,並堅信這種信念來自於我們原初的“人性”。

《記憶之術》,[英]弗朗西絲·葉芝 著,錢彥 / 姚了了 譯,99讀書人 | 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版

流行文化符號系統作為有意為之的“記憶術”,其中蘊含著對無數審美記憶的集中化保存,並同時能夠以媒介對身體的滲透而不斷激起強烈的場所性和氛圍性。而我們今天會漸漸在網絡媒介飛速發展的節奏中,意識到“懷舊”本身的不斷重複性,從而走向試圖玩弄記憶術符號而非銘刻或崇拜這類符號的“蒸汽波”藝術(《野狼disco》正是這類藝術中再度於媒介場中符號化並獲得崇拜的一種變異作品)。

這類藝術的核心雖然是“懷舊”,是通過對歷史素材的重新編碼和解碼而喚起熟悉感,但究其傳達出來的某種反諷意味來說,藉助剪切、重新編曲和圖像錯置,網絡中的這類“無政府”式的再創作給予了大眾充分的保存時代記憶的空間,這促使“網絡紀念碑”得以可能,在這個意義上,“蒸汽波”試圖傳達的立場是情感的保存和技術的進步並行不悖。

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種藝術將大眾文化捕捉群體記憶符號並把玩操控的現實充分暴露在其自身的玩弄過程中,讓當代新潮文化體驗的“懷舊”基底的藝術操作軌跡不再是秘密,而成為符號化本身的對象。這樣一種互聯網時期的“文藝復興”的自覺暴露,構成了這類看似“懷舊”但實則帶有先鋒批判意味的反諷型藝術的美學特質。

“蒸汽波”式的懷舊在這個意義上並非是單純的紀念碑式或者說記憶術式懷舊,而成為了尼采所說的批判性的史學重建,一種能動的自覺意識在其中發揮着想象力的天才,只不過這種天才必須藉助對符號的碎片化和解構-重構儀式來自我表現。在“蒸汽波”中,懷舊和回憶不再是看似自由而實則沉浸於幻覺的體驗過程,而是看似自我放逐、實則對歷史變幻中的無意義本質進行直接觀看的思維遊戲。當然,這兩種實踐之間的細微差異並不容易被察覺。唯有在某種精微的審美分析當中,我們才能認識到懷舊中的兩種不同向度:在“昨天”回憶“明天”,和在“今天”重塑“昨天”。

撰文 | 馮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