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節目中，我曾說過：在中國，僅“二十五史”中的疫情記載就不少於五百次，覆蓋了全國各地，以中原和沿海地區較多。針對疫情，歷代朝廷都有舉措。主要是派官員巡視安撫，追責失職官員，送醫、贈葯、賜棺，減賦、免稅等。在古代，疫情發生後，在治療方面，基本都是由官方牽頭組織。
明朝以前，大多數由官府組織民間郎中醫治百姓，藥物免費。宋仁宗為了治療京師大疫，不惜將留給自己的名貴藥材分發給百姓。晉代立制，地方百姓染病，詔郡縣備醫藥救治，甚至連監獄裡的囚犯有病也要給醫藥。從明朝中期開始，但凡暴發疫情，皇帝就會調撥一批太醫深入民間問診治病、送醫施藥。即使進入民國，也同樣是贈葯賜棺，“施診給葯，分文不取”。
實際上，在中國古代，疫情暴發後，官府會出台一系列抗疫措施，除了上面的派官員巡視安撫，追責失職官員，送醫、贈葯、賜棺，減賦、免稅等，還有照方用藥，定價刻碑，開倉放糧，國庫領銀，官員首捐，組織藥局等。
（攝影：尹瞳）
照方用藥。官府會編纂頒行簡便易用的“方書”，放於要道，便於眾人了解疫病防治。如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令各州都要抄寫陶弘景的《神農本草經》和《百一集驗方》，一旦出現疫情，可隨時取出照方用藥。不久，唐玄宗又“親制《廣濟方》頒示天下”。天寶五年（746年），唐玄宗又頒敕令各郡縣長官把《廣濟方》中常用藥方、要點摘錄下來抄到木板上，在各村口要道上張榜公示。
唐玄宗還生怕各州縣抄寫有誤，以免用藥出現差錯，特地讓採訪使派人去校對。宋朝時則利用雕版印刷技術大量印行編輯醫書，向各州縣加以推廣，向百姓傳播預防疫病的知識。如宋仁宗時頒發了《簡要濟眾方》，“命州縣長吏按方劑以救民疾”，對照醫書來救疫配藥。
定價刻碑，國庫領銀。官府將這些醫方連同藥材的官方定價，鐫刻在公共場所的石碑上，並指令貧病者可以從國庫領取銀錢購買。公開官方價格也是為了平抑私人藥店的醫藥價格。
開倉放糧或減輕賦稅。百姓染上疫病，再按正常年景交納賦稅，實在是力所不及。所以，面對大疫大災，古代官府會採取積極有效的救災措施，最常見的就是開倉放糧或減輕賦稅。唐宣宗大中年間，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寧軍等方鎮轄內，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額錢物攤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後再行交納。所有放免的租賦貢物，州縣必須在鄉村要路一一榜示，使百姓能透徹地了解。
（攝影：尹瞳）
免費發放藥物。宋朝廷還推行免費發放藥物的政策，並興建惠民藥局。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太醫局承擔起了國家編纂出版方書的任務。這些書籍經歷幾次修改，於1107年至1110年左右最終形成《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據現存版本序言可知，該方書被發放給城市中所有公共藥房。
再看看大疫之年古人是如何做官的，且以蘇軾為例。宋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以龍圖閣學士身份出知杭州，剛上任不久就遇“飢疫並作”，他多方設法救濟饑民，並上奏朝廷，多方救濟飢疫中的災民。到了春天青黃不接時，蘇軾下令將常平倉米減價出糶給平民百姓，還派專人每天燒粥施捨給窮人，煎藥讓無錢請醫的病人服用。他派出專人帶着醫生在杭州城內四處治病，挽救了大批窮苦百姓的生命。
官員首捐。由於杭州疫情比其他地方要嚴重得多，單靠官府力量顯然不夠，蘇軾還發動民間財力支援抗疫救災。他獻出個人黃金50兩，再加上籌措到的官府紋銀2000兩，創辦起一所病坊，名為“安樂坊”，收納貧苦病人。之後，他又將“畜錢糧”作為病坊的運轉費用。病坊設立前後三年，治癒病人數以千計。
蘇軾屢遇災疫，看到大批百姓被疫病奪去性命，便開始研習醫理，撰有醫藥雜說及醫方，後人將其一部分併入《蘇沈良方》。他早年從朋友處討來秘方“聖散子方”，專治瘟疫。黃州連年大疫，蘇軾便公開了此藥方，“全活者不可勝數”，為歷代醫家稱道。
（攝影：尹瞳）
組織藥局。蘇軾是在任官員，那麼退休官員是怎麼做的呢？晚明退休官員祁彪佳，在退官的八年間，在家鄉紹興的幾次嚴重的饑荒和瘟疫中，組織了慈善病坊和藥局。1636年六月，喪子僅僅十天的他——他的兒子死於痘症，可能是天花，就草擬了當年應對瘟疫的藥局的規條。他同10位有名望的地方醫生簽署了協議，共同主持坐落在城中一座古老的大佛寺中的藥局。每天有兩位醫生當值，每名醫生被要求輪流工作六天。在六月和八月之間，據稱拯救了一萬多人的生命。
1641年春天，收容流民的病坊建立後，他便考慮夏季重開藥局。這次，他得到了地方官員的財政和精神上支持，藥局組織也變得更加緊密。包括一名總理，一名司計、一名司葯，而且開設了兩間單獨的招待室，將男女病人分開。12名醫生取代了10名醫生輪流值班，藥局設於另外一個地方大寺廟中。祁彪佳帶着醫生，足跡遍及紹興城四周的窮鄉深谷，探視生病的鄉民。
知古鑒今，眼前下的事，我們各自思考吧。
（本文根據北京國咨律師事務所首席顧問曹保印【曹說法·重案盤點系列】視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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