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做好新市民住房金融服務，需要金融機構“俯下身”貼近該群體的真實需求，也需要機構動員自身資金力量、科技力量、人才力量，協同發力，讓金融服務更加專業、高效、溫暖。
□實習記者 許予朋
研究生畢業後獨自來到北京工作的小雪，不確定自己是否屬於受到政策眷顧的新市民，可是談起在北京租房的經歷，她感受到的困難與挫折感卻是確定的。最近，因為鄰居製造無休止的噪聲，小雪不得不提前退租，搬離已經住了3年的“老破小”。在與鄰居“斡旋”、與中介“扯皮”無數個來回後，她真切期盼着一個對大城市“打工人”更友好、更規範的住房環境。
對於漂在大城市的新市民，租房問題總是令人格外縈心。
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高房價”問題越來越突出，“限購”政策越來越多，挑戰着傳統的購房安居模式。住房租賃正成為滿足許多非本地戶籍新市民住房需求的首要方式，甚至成為其中一部分人的終身選擇。
“十四五”規劃將切實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作為新時期住房建設的重點任務。為進一步滿足進城務工人員、新就業大中專畢業生等新市民群體的安居問題，今年，銀保監會支持金融機構通過參與保障性租賃住房試點、與政府合作搭建住房租賃綜合服務平台等方式，推動增加長租房源供給，完善供應體系……從增加供給到規範市場，一系列利好租房者的政策正在路上。
夢想擁有“主卧”
在北京租房，波折似乎是常態。
90後佳佳來北京7年多，目前在一家稅務師事務所任職。她在北京共租過5次房，其中最長住了3年，最短一次只住了9個月。2015年第一次來北京時，佳佳通過同學的關係租住在某大學家屬樓，只有一個床位，合同簽了1年，但第9個月的時候，“房東”突然通知她限期搬走。“後來才知道，這是二房東，在房主不知情的情況下，把房子整成合租宿舍，床位對外出租。”由於時間匆忙以及未來行程的不確定，佳佳最終打包行李投奔同學，跟同學在單人鋪擠了一周，“特別感謝同學收留”。
大城市租房，既有鏈家等領頭中介機構，也有着林林總總的小中介、二房東，以更低的手續費、更便宜的房源，吸引着初來乍到且啟動資金並不豐厚的新市民。但不夠規範的中介機構帶來無窮無盡的煩惱。
2019年，佳佳為了省些中介費，曾嘗試通過一家小中介租房。當時，佳佳不了解小中介之間存在相互合作、共享房源的情況，看了很多“老破小”，最後看上一個還算乾淨整潔的頂樓蝸居，到最後簽約環節才被告知房子拿不到房產證。中介解釋是替朋友房源代管。因為之前被限期搬離的經歷，佳佳對房源問題特別慎重，“最終未能簽約成功，且有被欺騙的感覺”。
從合睡一張床，到合住一間房，在北京的很長時間裡，佳佳因為預算有限，沒有享受過單獨的房間。後來，實在太想自己住一個卧室了，在市中心上班的佳佳曾跑到大興郊區租下一間次卧，“因為比較遠，大興的房子相對便宜，那會兒就想，下一步可以努力擁有一個主卧。”只是通勤實在不易，最後不堪忍受地鐵擁擠，佳佳還是選擇了搬家。
“剛來北京的時候，不了解這裡的環境，也沒拿多少錢，直接選擇了群租房。”北漂7年，回憶起自己的租房經歷，室內設計師賀奇對最初的“群租”經歷印象最深。
那是在二環崇文門附近的一個中高端小區，一間140平方米的房子，每間屋裡放了許多上下鋪，到處是亂拉的電線，穿梭着形形色色的年輕人。那時，賀奇剛剛辭去山東老家國企的工作隻身來到北京，每月花850元房租就能住“市中心”的性價比打動了她，各行各業的年輕人聚在一起，那份喧鬧的人氣，也使她忘記了在大城市漂泊的孤寂。直到群租房被舉報、取締，她才知道這樣的租房形式並不合法。
7年間，賀奇搬過5次家，遭遇過黑中介收完房租“消失”，也經歷了蛋殼公寓爆雷。她的租房需求在悄然變化，“開始租房主要考慮距公司近、性價比高的，現在首先考慮環境，希望乾淨、安靜，住處離公司單程通勤時間不超過1.5小時都能接受。”同時，賀奇在租房市場上的“話語權”也發生了轉變，“最開始群租，後來與二房東合租，現在自己整租，又當二房東把房子分租出去。”
兜兜轉轉，也許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賀奇知道自己不會一直留在北京，“房價太高，這兒好像只適合工作，不適合生活。”城市很大，留給每個人的空間卻那樣逼仄，賀奇嚮往起貼近自然的生活。
一場拉鋸“戰”
貝殼研究院發布的重點23城職住平衡指數顯示，北京“職住不平衡”問題相對顯著，每天約有85萬租房人單程通勤距離超20公里。在北京核心商圈，租房居住每距離工作地點近1公里，月房租需多付142元，“住得近”與“低租金”衝突明顯。
在北京3年，在銀行工作的小雪堅定地選擇了“住得近”，成為寓居在市中心“老破小”里的新市民。
那間在二環以里老小區1層的33平方米小公寓當然算不上好，但離公司足夠近，又是整租，雖然每月要花掉她不少工資，雖然冬天即使開着暖氣室內溫度也只有19度，但她還是珍惜住得近帶來的通勤便利。
可是今年6月，剛剛辦完續租的小雪遇到了難題：樓上新搬來的租客是一對從外地來京的母子，孩子在備考某音樂學院附屬中學。老房子隔音差，鏗鏘有力的樂器聲在樓上樓下迴響，在每一個工作日晚上、在每個周末，沒有停歇。小雪嘗試與鄰居溝通，未果。母親不願意再花一筆到琴房練習的錢，雙方約定了孩子練琴的時間，但常常無法遵守。小雪嘗試了網上介紹的所有對抗噪音的辦法，未果。“老破小”沒有物業，中介平台也不願過多介入。幾次協商失敗後，小雪終於在晚上10時的練琴聲中報了警，協商演變為“糾紛”一場。拒絕溝通的母親拉黑了小雪。筋疲力盡，她只剩搬家一條路。
換租也不容易。9月不是租房“旺季”，房源掛到網上遲遲找不到“下家”。中介明確告知，如果提前退租，必須交一筆可觀的違約金。小雪的理想是住在通勤能控制在30分鐘左右的地方，但附近的房租已隨着開學季到來而水漲船高。“三四十平方米的房間，裝修稍微好一點的，月租飆到一萬多元。”最終，在街道幫忙維權下，中介公司同意小雪在同一平台上免違約金換租，小雪也搬去了離公司較遠的小區。
搬家之前，小雪分不同時段去新房“檢查”了三次。
“經過這次折騰，突然有了想在北京買房的念頭，或許維權更容易？”小雪說。
如果說租房就像簽訂了一份“不完全契約”，囿於人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性，百分百滿意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麼買房會是租房人的終點站嗎？
何處為家？
“北京租房壓力真的很大，目前房租支出就佔了我收入的五分之一。以後當然想買房，給自己還貸和給房東還貸，肯定還是選擇前者。”談到未來的打算，佳佳是堅定的“購房派”。
佳佳的老家在河北，父母時不時會來北京看望她。想到以後父母來了不用再住酒店，可以住在自己家，佳佳會感受到一種安全感和歸屬感，“當然也不用再為租房搬家的事情煩心。”
北漂9年，今年年初，90後媒體人婁平付了人生第一筆首付，購置了自己的房子——一套位於北京南三環邊上的54平方米“老破小”。在北京，只要繳滿5年社保，攢足首付，即使戶籍不在本地購房也很方便，這是婁平的感受。不過婁平並不覺得“購房”有何特殊的象徵意義，
“想要買房，是因為覺得年紀到了，有房更好找對象。可是我並不覺得有了自己的房子就會有所謂的‘歸屬感’。在老家，家人會蓋房子，那是‘一竿子捅到底’的事，你會住一輩子。可是我並不見得一輩子住在城市中的小房子里，隨着未來生活的變化，依然會考慮搬到其他地方。”在婁平看來，購房只是比租房稍長一點的“暫住”罷了。
某文化類國企職員袁園申請到了公租房，找到了在大城市安居的快樂。公租房是保障性住房的一種，以租金低廉、租期較長為特點。袁園和另一半“家庭條件都不好”，全靠工資來租房和生活，“低租金”一直是他們最看重的。
搬進通過單位申請的公租房，袁園和先生感到天地陡然一寬。雖然由於目前保障性住房普遍建在較偏遠的區域，袁園依然面臨50分鐘的通勤距離，但房租降下來了，生活的壓力小了很多。早上不用跟別人搶時間用洗手間，也不用擔心合租遇到不合適的人。遷進新房，袁園第一時間養了一隻金毛，買了一台大電視。“每天下班做做飯、遛遛狗，一起追追劇、看看書，終於覺得自己不那麼奔波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堅持租購併舉，加快發展長租房市場，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根據北京披露的規劃，“十四五”時期，北京將建設籌集保障性租賃住房40萬套(間)，公租房、共有產權住房各6萬套。隨着“租購併舉”時代到來，隨着各項配套政策進一步落實，這將為大城市新市民安居方式提供更多可能性。
49歲的保潔員張梅對這類政策的感知依然是模糊的。張梅的女兒在北京讀研究生，去年年底，她從山西小城來到北京，想着離女兒近一些，同時也打份工。因為這份工作，張梅旁觀過許許多多都市人的生活形態，“有很多人群租的，有幾個人合租的，也有本地人住一套大房子的，但感覺每個人都是那麼忙碌，都在加班。”
女兒想留在北京工作，張梅最為她的住房問題擔心。“租金便宜的房子住不好，在北京買房子肯定負擔不起。”但是張梅知道，即使老家的房子整潔齊備，女兒也絕不會回老家工作，“大城市工作生活再辛苦，我們那裡有本領的人還是都出來。你看小地方多悲哀。”張梅說。
來源：中國銀行保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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