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電影《劉三姐》如何“殺瘋”海外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經有一部歌唱電影《劉三姐》橫空出世。在內地熱映後,它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引發轟動效應,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困難時期我國的對外文化輸出。那麼,這樣一部電影是如何衝破重重封鎖,在海外引起“海嘯級”效應的呢?今天白羽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一、香港熱映

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電影想要在香港地區播放幾乎是舉步維艱的事情。

隨着國共兩黨在香港政治宣傳的加劇,港英當局為表示中立,在1953年11月頒布《電影檢查規則》。這個規則設立的主要目的就是防範兩邊相互的政治宣傳。它完全沒有明確的審查細則,全憑政府的政治意圖來決斷,因此被稱之為“冷戰竹幕”效應。

香港《電影檢查規則》的範圍十分廣泛,要求也十分嚴格。如果電影中出現軍人、領導人、國旗、國歌的鏡頭,或者只要台詞、歌詞甚至布景中出現“政治性”內容,都會被要求刪減甚至禁映。

於是,大量內地的現實題材電影想要在香港上映,幾乎是寸步難行,並進一步影響到對南洋等地的發行。

據長期在南方影業公司擔任重要職務的許敦樂先生回憶,他們當時常以商業利益受到侵害為由向電影審查部門據理力爭,而且往往令審查人員無言以對甚至惱羞成怒,但依然改變不了多數電影被禁映的命運。這條規則一直到了1987年,這項《電影審查規則》才被認定為不合法。

於是在這種嚴苛的條件下,電影《劉三姐》同樣經過了層層審查。這個雖然是民間傳說的改編,但顯得是如此輕鬆愉快。歌唱、愛情、大量喜劇性橋段,掩蓋了創作中原本要表達階級鬥爭的意圖。影片最終確實順利通過審查,成為該時期為數不多,能夠在香港發行的非戲曲片。

根據資料顯示,《劉三姐》在香港於1962、1964、1978年先後有三次規模性的放映。1962年的首次公映持續了42天,票房超30萬港元,為當地所罕見。

二、新加坡熱映

由於《劉三姐》在香港的示範性效應,《劉三姐》立刻吸引了東南亞片商。電影想在這些地區上映,面臨第一道難關的就是新加坡。

1962年曾經有一部影片《甲午風雲》在新加坡熱映,引起了轟動的民族情緒效應,遭到新加坡當局的禁映。

從近代起就漂洋過海到達陌生國度開拓自己生存空間的華人,也正是希圖憑自己的智慧和勤勞開闢出新天地。劉三姐的傳說與割捨不斷的民族情懷在當時引發了太多海外華人的心理共鳴。

同時,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正力圖擺脫長期以來殖民地身份的東南亞地區人民,也在政府和民眾之間,構成了微妙的多重複調。最終經過多輪協商,《劉三姐》在新加坡的首輪放映長達七個月,可見其受歡迎程度。

然而,《劉三姐》輕鬆愉快的表層故事使其再一次通過審查,但仍不可避免地被捲入當地的各種政治較量。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曾借用《劉三姐》中山歌對唱的方式來諷刺反對派。

雖然缺乏其他材料佐證這場政治山歌戰是否真實存在,但《劉三姐》上映期間,新加坡的確處於是否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關鍵性政治時期。

同時《南洋商報》上的另一則消息顯示,在《劉三姐》影片熱映近三個月後,人民行動黨的地方支部曾舉行電影招待會,同時放映《劉三姐》和宣傳馬來聯邦的新聞片為該黨事務籌款。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顯示《劉三姐》的確捲入了當地的政黨活動。

據新加坡學者考證,電影從1962年6月26日至1963年1月24日,共映968場,觀眾達50萬人次,創下該地中西影片首輪放映紀錄。

為了避免陷入新加坡的鬥爭漩渦,發行《劉三姐》的新世紀公司由當地報界人士臨時組建的,並且在放映完《劉三姐》後立即宣告解散。

三、禁映與期待

當然,“劉三姐”在竹幕中的穿行並非通行無阻。當時尚未與中國建交的馬來西亞,長期對共產主義思想和華人文化都進行嚴格控制。

根據時任邵氏馬來西亞公司放映員的黎逢友回憶,馬來西亞當局對電影放映審查十分細緻,放映片目需提前一至三個月向文化部、政治部詳細申報,放映未獲批准的片源屬於嚴重違規行為。

因此儘管電影已經在香港、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影響廣泛,但是《劉三姐》當時沒有在馬來西亞公映的可能,許多馬來西亞觀眾只能赴新加坡觀看該片,為此甚至出現了專門的觀影旅行團。

在泰國等地,《劉三姐》的發行據稱也曾遭到破壞阻撓,上演了冷戰時期的又一次政治“暗戰”。影片中上映時所面臨的種種阻礙,似乎也跟劉三姐的放抗性山歌一樣相映成趣。觀看《劉三姐》不僅享受着偏重人物用智慧戰勝強權階級的快感,也疊加了接受來自紅色中國神秘精神感召的、突破禁忌的快感。

在潛移默化中,觀眾對已然翻天覆地的遙遠中國的想象,是劉三姐和阿牛哥們已經獲得了類似山歌的“神性”階級武器,鬥志昂揚地打倒了惡勢力,並共同過上了美好而充滿希望的生活。

在東南亞觀眾的回憶中,《劉三姐》往往與香港武打電影《唐山大兄》相提並論。對於外來族群被長期壓制的華人來說,只要稍加轉換,無論是對窮人巧取豪奪的地主,還是盤剝工人草營人命的資本家,都可以輕易對應上現實境遇中的種種不公正。山歌和中國功夫一樣,成為普通民眾心中可以戰勝一切惡勢力的獨有民族武器,也是一種神化的力量。

1978年,《劉三姐》第三次在香港大規模放映,其後又多次重映,南方影業公司採取了到廣西桂林旅遊抽獎的宣傳方式,最轟動時曾經引發85萬香港觀眾參與。

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馬來西亞,由於當地對華人的長期管制,所以馬來西亞華人大多數聚集在“新村”。2013年,馬來西亞學者組織了《劉三姐》的露天放映,雖然僅僅是用DVD播放,但是連續兩周的放映,依然吸引了大批在60年代跨境觀賞《劉三姐》的觀眾前來觀看。

很顯然,《劉三姐》已經成了海外觀眾共同文化記憶,甚至形成了世界華人華僑的新文化傳統,這一切又與故國、故人的懷念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深層的民族情感羈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