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瞻 關珺冉
編輯 / 漆菲
“一人一貓的奇幻冒險之旅，用返璞歸真的二維手繪，講述了一段唯美舒緩的國風故事。”27歲的東京人柴田至今對中國動漫電影《羅小黑戰紀》念念不忘。
去年1月，在東京池袋的一家電影院里，她觀看了由日本聲優華澤加奈、櫻井孝宏配音的這部電影。這部中國電影在日本上映86天，觀影人次超過36萬人，累計票房高達5.6億日元，創造了中國動畫電影海外發行的票房紀錄。
四個月後，日本知名導演岩井俊二的經典影片《情書》在中國重映。岩井俊二發布了一張手寫中文寄語：“你好嗎，請一定要看‘情書’，並告訴我你的感受。”白茫茫的大雪、封存多年的借書卡、半生暗戀的劇情，讓《情書》時隔26年在華收穫超過6000萬元票房。
◆2021年5月，日本知名導演岩井俊二的經典影片《情書》在中國重映。
因新冠疫情，中日民間交往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能走進電影院，看上一場彼此國家的電影，成為一種難得的體驗。在物理距離被阻隔的時下，以新媒介為載體的民間交流加速。其中，年輕一代的交往更為兩國民間交流打開一扇新窗。
◆9月24日-25日，在北京悠唐購物中心，舉行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紀念活動。在現場，不僅有與寶可夢合影環節，還有茶道表演、手工DIY面具彩繪以及奧特曼特別活動等。
無論是日本的“平成後”（1989年後出生）還是中國的“90後”（1990年後出生），都被貼上過“自我”“御宅”“廢柴”的標籤，甚至被稱作“垮掉的一代”。然而，在御宅族的遊戲世界裡、粉絲的同好社交圈中、廢柴的吐槽與想象下，一個異於傳統的中日交流空間初見雛形。尤當兩國政治關係遭遇瓶頸時，這種交流更顯得難能可貴。
日本年輕人掉進中國手游的“坑”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作為首部在華公映的日本電影《追捕》，不僅讓日本演員高倉健在中國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也推開中國人通過影視作品認知日本的大門。此後，無論是上世紀70年代末日本電視劇《排球女將》中聰慧堅韌的小鹿純子，還是80年代風靡一時的女性創業者阿信，“拼搏努力”的日本人形象刻在一代中國人的心裡，成為中日交往大背景下的“時代記憶”。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日本動漫及遊戲出海的黃金時代。當時正值改革開放的中國青年人，成為接納日本文化的重要群體。中國的“80後”和“90後”們，披着“聖鬥士”的鎧甲，推開“哆啦A夢”的任意門，從《灌籃高手》中櫻木花道和晴子打招呼的路口出發，形成專屬於自己的“日本印象”。
◆2015年5月，日本動漫電影《哆啦A夢:伴我同行》在中國上映。該電影以漫畫原著為基礎，講述了機器貓和大雄之間從相遇到分別的故事。
進入二十一世紀，伴隨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中國流行文化也開始向日本蔓延。日本觀眾驚嘆於《藝伎回憶錄》中幾位主演的精彩“對決”，接納地鐵站車廂里貼有中國明星的廣告海報；在馮小剛拍攝的《非誠勿擾》的帶動下，就連很多日本人都不曾到過的北海道，成為中國遊客赴日觀光的“巡禮地”。
從電影到動漫，再到炙手可熱的手機遊戲（下稱手游），媒體技術的不斷升級讓嵌入在其中的中日交往有了時代烙印。以動畫（Animation）、漫畫（Comic）、遊戲（Game）、小說（Novel）為代表的二次元（ACGN）文化，成為中日青年人之間最常交流的話題。
如今，在中國遊戲出海的浪潮下，日本成為中國二次元文化輸出的重要市場。9月公布的《中國遊戲產業報告》顯示，2022年1月至6月，中國自主研發的遊戲在海外實際銷售收入達到89.89億美元，同比增長6.16%。疫情之下，這一增速有所減緩，但較其他行業而言依然亮眼。
中國遊戲出海的影響不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也為日本青年人提供了“走近中國”的全新路徑。
當地時間8月2日晚9時，27歲的日本上班族奈美準時登入中國在線視頻網站嗶哩嗶哩（下稱B站）。她與4000多萬名網友同時在線，觀看了中國手游《原神》3.0版本的前瞻直播。這次直播預告了《原神》遊戲繼蒙德、璃月、稻妻之後的第四個地區須彌的登場。
◆東京秋葉原地區的《原神》廣告。
奈美是最早一批接觸手游的日本年輕人。2013年，剛上大學的奈美擁有了人生第一部蘋果手機。從那時起，她開始接觸手游，但主要玩的是日本和美國的遊戲。2020年11月起，在朋友的推薦下，奈美接觸到《原神》。
最初，奈美並不知道這是一款中國遊戲公司開發的手游。二次元、角色扮演、日系畫風、冒險、動作等元素是她下載這款遊戲的主因。每天下班後，她會花上一兩個小時玩遊戲，每個月平均花費2萬日元（約合980元人民幣）為角色換服裝、買裝備。
隨着對《原神》喜愛的加深，奈美還迷上了為這款遊戲配音的中國聲優。“我非常喜歡中國的配音演員。”奈美告訴《鳳凰周刊》，“日本的配音演員更多是年長的‘老司機’。而中國的配音演員相對年輕，會對角色進行二次創造，體現出自己的想法。我覺得不久後出海日本的一定是中國的配音文化。”
在遊戲中，奈美也感受到中國設計者的誠意與努力。“只要有玩家指出遊戲中的問題，下一次更新後，這些問題會被及時修復。”
日版《原神》中，角色的“插刀方式”曾引發爭議，當時一些角色將佩刀插入時是刀刃朝下的。但在日本文化中，正確的插刀方法是刀刃朝上。“當我們更新版本後，刀刃已改為朝上插入。這一細節得到日本玩家的一致好評。”奈美直言，“如果不尊重日本文化，是不會做出這樣的修改的。”
時至今日，奈美從未到訪過中國，但她在生活中早已建立起與後者的密切聯繫：在B站收看中國動漫《時光代理人》，通過微博關注中國明星陳立農，上“小紅書”平台學習中國美妝，用手機循環播放中國歌手周深的歌曲《大魚》。
9月下旬接受採訪時，奈美興奮地說，“我剛追完電視劇《琅琊榜》，感覺掉進了中國影視劇的‘新坑’。”或許是愛屋及烏，她甚至開始關注日媒有關中國的報道。她坦言：“由於《原神》的創立團隊在上海，此前我特別關註上海疫情。成都也是我很想去的地方，夏天的時候還會留意四川限電的新聞。”
在二次元中追求“異世界”的人
自詡為“Z世代宅男”的張辰（化名），儘管不會一句日語，也不曾去過日本，卻對日本的二次元世界如數家珍。他告訴《鳳凰周刊》：“現在哪還有人單純玩遊戲？二次創作的衍生內容才是最吸粉之處。”
“Z世代”通常指的是1995年至2009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其特徵是極其重視網絡社交，並將其視作自己生活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張辰所說的“二次創作”是指在動漫、遊戲等原始故事架構下，粉絲自主展開的衍生創作內容。他最喜歡的是中國網友對日本動漫電影《Fate》（中文譯為《命運之夜》）的二創作品。
◆發售於2004年的《Fate》系列作品，是日本二次元界最知名的IP之一。
發售於2004年的《Fate》系列作品，是日本二次元界最知名的IP之一。通過獨家引進的方式，B站收穫了最早一批粉絲。這些人不僅沉浸於動漫和遊戲的世界，還會在社交媒體上傳新手攻略、萌梗解讀、音樂演奏等一系列自己創作的衍生作品。
張辰會深入挖掘這些二創作品，也樂於將自己的經驗分享到社交媒體，分享對象是和他一樣喜歡二次元的中國年輕人。他坦言，人生20年來還沒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一個日本人，“但在同一個故事的架構下，我們彷彿在一個世界，又不在一個世界”。
在年輕人聚集的B站，也不乏專門研究日本文化的青年學者，42歲的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副教授潘妮妮就是其中一員。她在B站開設的賬號名為“潘22老師”，目前有17.6萬粉絲，平日主要解讀二次元文化，分享對日本政治社會的觀點。
◆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副教授潘妮妮
“我自詡為‘老二次元’，加上本身又在研究日本，就想把這兩個事情結合起來。”潘妮妮說，自己做視頻前十分猶豫，一開始擔心不太容易被外界接受，“如果想去學習和了解日本知識，有必要把動畫扯進來嗎？”
沒想到效果不錯，如今潘妮妮不但收穫不少固定觀眾，還通過他們的留言了解到更多有關動畫的新動向。“我也成了一個追新番的人！”在節目中，潘妮妮隨口一說“我也有青春可愛的時候”，結果被粉絲們玩成了梗。她一出場，滿屏的“青春可愛”打在彈幕上。這讓她直呼：“網絡文化深不可測！”
在潘妮妮看來，日本社會存在着表裡兩面，政客、大學教授、律師和醫生等精英階層對世界的想法和普通大眾有着很大不同。“如果真的想要去了解日本，除了要知道精英的想法，更需要了解民間各種各樣的情緒，而這些往往在動畫中能感受到。”
《新世紀福音戰士》通過“平成廢柴”的主人公形象展示出一個低慾望的社會；《海賊王》中主人公征服海洋之舉，勾勒出當今日本對世界主義思潮的想象；在《你的名字》中，日本傳統神道教讓災難下的年輕人獲得救贖……這些動漫情景的搭建，不經意間展現出當下日本年輕人對社會、對世界、對未來的體悟。
被問及“日本動漫作品裡的中國形象”時，潘妮妮向《鳳凰周刊》表示：“涉及中國元素時，日本動漫作品更多會去講述古代的中國，比如高橋留美子的代表作《亂馬1/2》，而不太會談論現實。”
在潘妮妮看來，一方面，古老而神秘的中國體現了日本動漫創作者對“異世界”的想象；另一方面，雖然中日在經濟上聯繫緊密，但在意識形態上日本人接受的是另一套教育，這會令他們感到混亂，也導致他們不太會在作品裡直接勾勒現實中的中國。”
潘妮妮說，中國年輕人之所以喜歡日本動漫，也是想追求“異世界”的感覺。“與之類似，很多作品雖然讓我們看到了日本，但那不是全然真實的日本，也是一個異世界。”
“通過影視或動漫了解的日本與現實的日本的確相差甚多。”在日本旅居8年的王宇（化名）向《鳳凰周刊》描述道，“2014年去日本留學前，腦海里的日本是岩井俊二電影里的色彩。那是種泛着茶色與灰色的微光，略微曝光，透着青春與浪漫的感覺。現實中的日本顏色更豐富，但少了些浪漫，多了些刻板。”
王宇說，與國內朋友聊天時會發現，大家在很多事物上存在認知差異。“浮世繪的文身圖樣，阿美咔嘰（美式）風格的機車服，日本的酵素和保健品……他們會不停跟我討論這些事情。”王宇向《鳳凰周刊》舉例說，“但在日本，你很難見到刺着浮世繪文身、穿着機車服的時尚大叔，我也沒見到哪個日本同事吃酵素，朋友們眼中的日本很多是一種想象。”
疫情以來，王宇已經兩年多沒回國了。其間他感受到了一絲改變：“找我代購日本商品的朋友少了，反倒是周圍的日本同事開始向我尋問起中國的化妝品。”
◆日本年輕女孩正在學習化中國妝。
今年夏天，公司的女同事們圍着一管名為花西子的雕花口紅髮出感嘆。一些同事讓他解釋口紅上中國雕花的意涵，這讓對此一竅不通的王宇頗為無奈。當時熱播的日劇《ANIMALS》中，來自中國杭州的這一美妝品牌出現在主要劇情中，引發關注。
一位日本公關公司職員告訴《鳳凰周刊》：“從2018年開始，不少面向年輕群體的中國彩妝在日本流行起來。花西子2021年來到日本之後，很快衝到銷量榜首位。無論是概念還是設計，該產品主打中國風，這也是它深受日本年輕人喜歡的原因。”
2019年以來，主打烈焰紅唇、陶瓷肌的“中國妝”在日本走紅，“中華系美人”（Chiborg）一度成為日本流行詞。一時間，YouTube的不少日本美妝博主都在分享中國妝教程，月活躍用戶達1300萬的口碑網站cosme也推出了中國彩妝特輯。日本女性對中國妝的追捧，為花西子等中國美妝品牌進軍日本市場營造了一個良好氛圍。
日本粉絲因為中國偶像愛上漢服
伴隨中國化妝品的走紅，中國風妝容乃至漢服也出現在日本街頭。
今年8月24日，兩位20歲出頭的日本女孩頭戴發簪，身穿淡藍色漢服，手拿蒲扇，站在一幅畫有INTO1（在中國出道的國際偶像男團）成員劉宇古裝造型的捲軸水墨畫前。當天，劉宇的粉絲們在東京購物天堂原宿舉辦了“日本·劉宇國風主題生日展”。
作為近年來炙手可熱的娛樂節目，騰訊視頻出品的選秀綜藝《創造營》吸引了國內外大批年輕觀眾。到了第四季，邀請海外練習生加盟成為《創造營2021》的最大賣點。本季節目中，有來自中國、日本、俄羅斯、泰國的90名練習生參演，其中日本練習生達到17人，是人數最多的外國人群體。
◆近幾年來最炙手可熱的選秀綜藝《創造營》，吸引了國內外大批年輕觀眾。
最終，近田力丸、宇野贊多、米卡等三位日本選手通過這次選秀出道，成為INTO1組合的固定成員。這也是近年來第一次有日本練習生在中國出道。作為該團體的核心、冠軍身份出道的劉宇收穫大批日本粉絲。
在“韓風”扎堆的男偶像中，劉宇一直堅持國風傳統。他的國風舞蹈給選秀節目帶來一抹亮色，他也化身“漢服推廣大使”，讓外國成員體驗漢服文化。藉著偶像生日會，日本粉絲們第一次體驗了漢服。她們接連感嘆：“漢服的刺繡太可愛了。”
從4月下旬開始，日本東京、神戶、福岡等地接連舉辦INTO1成團一周年的線下活動，6000多名日本粉絲參加了線下活動。參與該活動的旅日中國人劉婷（化名）告訴《鳳凰周刊》：“雖然無法比擬一些韓國知名偶像團體動輒上萬人的粉絲活動，但在小眾文化當道的日本，中國偶像團體的初次嘗試可謂艷驚四座。”
線下活動上，中日兩國的粉絲一起穿漢服、喝普洱茶、吃月餅、剪窗花、做香囊、製作宮燈。劉婷感慨道：“這些日本女生從未去過中國，在此之前，她們跟中國沒有任何交集，連一句中文都不會說。”
◆在日本京都，一名身穿漢服的女子坐在庭院內欣賞龍源院最著名的一處枯山水造景。
為了幫助偶像打開知名度，劉婷會把有關INTO1的信息翻譯成日文，“搬運”到日本社交平台。這也成為日本粉絲獲取偶像信息的重要渠道。有日本粉絲感慨道：“無論是線下還是線上平台，有着共同愛好的粉絲超越國界集結在一起，展現出驚人的力量。”
一直努力向日本社會推廣中國內娛的YouTube視頻博主、旅日中國人蕾蕾，記錄了INTO1成團時在東京舉辦的線下活動。當時日本粉絲一邊回憶節目中的種種細節，一邊抱怨“沒有日文字幕太難追了”。
節目播出後的一年間，一些日本粉絲開始嘗試接觸抖音、快手、微博等中國社交平台。有人留言道：“為了獲取偶像更多的信息，我會把學習中文設定成為追星的必修課。節目字幕是最好的中文教材，可以學習到中國年輕人的說話方式。”
另外，中國廣闊的娛樂市場，中國粉絲的包容，讓苦於出道的日本練習生找到屬於自己的“中國夢”。劉婷直言：“在中國出道的日本練習生們不屬於顏值逆天，也不算是唱跳全能。相比於在成團條件苛刻的韓日出道，前往偶像選秀的未墾之地中國，讓這些懷揣着明星夢的日本年輕人看到了希望。”
《創造營2021》播出後不久，為其負責在日宣傳的ALAND公關公司CEO安田加奈子告訴《鳳凰周刊》，有100多名日本年輕女生給該公司留言，表達了渴望報名2022年選秀節目的意願。在中方的要求下，安田加奈子最終安排了5名日本女生進行線上面試。她們的年齡從17歲到22歲不等，能用中文自我介紹、唱中文歌，儼然已為赴華參加比賽做足準備。
“有些日本女生原本想從韓國出道，但看到了中國的選秀節目，感覺很公平，於是改變了想法。”安田加奈子說，“與此同時，很多中國娛樂公司也開始關注日本練習生。”
但自2021年6月起，隨着旨在整治娛樂圈和飯圈亂象的“清朗運動”開啟，選秀節目被紛紛叫停，上述練習生的面試和簽約也不得不被擱置。
據蕾蕾觀察，目前此類節目逐漸減少，加上疫情後中國偶像無法赴日參加活動，日本練習生也很難出現在中國節目中。“目前在日本，只有對《創造營》有濃厚興趣的一小群人還在堅持。但這群粉絲勢必會不斷流失。只有當新節目層出不窮，中日飯圈的互動才會變得頻繁。”
“小敘事”為中日交往打開一扇新窗
2020年5月30日，蕾蕾在她的YouTube賬號“leilei的中國流行趨勢”下發布了第一條視頻：“520在中國是結婚的日子？表達愛的日子？”
她做視頻的初衷，是因為在疫情初期，她感到周圍日本人對中國的陌生感加深了。她向《鳳凰周刊》直言：“我想傳達給日本人，當下的中國正在發生什麼。那是主流媒體之外的另一種聲音。”
這一賬號至今保持着一周一更的頻率，節目主題五花八門：“中國兒童節（六一兒童節）的過法，大人比孩子更享受的節日？”“羽生結弦在中國到底人氣有多高？”“5000萬日元在中國，可以買到什麼樣的房子？”
兩年內，蕾蕾收穫了1.44萬名粉絲。“我想告訴‘Z世代’的日本年輕人，同齡的中國人在想什麼，今後中國的流行趨勢是什麼。”蕾蕾說，她也在同步經營推特，不過後者更專註發布中國的娛樂動態。“目前韓流文化在日本依然備受追捧，我的私心是希望讓那些喜歡韓流的人也能對中國產生興趣。”
據蕾蕾觀察，中國現代劇《三十而已》也被日本引進，但大部分日本人不太容易對中國當下的社會價值觀產生共情；相反，展現江湖俠義、古代穿搭以及中國妝容的古偶劇更能吸引他們。此外，日本年輕人中用“貓耳FM”廣播平台收聽耽美小說（多為男男同性愛戀題材小說）的風潮也悄然興起。
2020年，由青年演員王一博和肖戰主演的古偶劇《陳情令》在日本多次輪播，還被製成DVD加藍光模式售賣。蕾蕾發現，日本視頻網站似乎找到了關於中國的流量密碼，大量引進包括古偶劇在內的中國古裝劇。“總有粉絲在評論區留言，讓我講講《陳情令》等古偶劇。”
◆日本年輕人通過廣播平台收聽《陳情令》。
與之相對，日本電影也旋風式席捲中國票房。蕾蕾介紹道：“今年，日本電影《戀愛如花束》在華票房收入達到14.8億日元。日劇《孤獨的美食家》和《深夜食堂》也很有人氣。中國年輕人中近年流行的‘小確幸’一詞，最早也是從日本傳出來的。”
年輕一代的對華好感度受到日本各界關注。2021年末日本內閣府展開的輿論調查顯示，在60多歲和70多歲的人中，回答對華有好感的比率只佔10%多一點，18歲至29歲的人卻超過40%。另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展開的對華好感度調查，日本屬於對華認識上代溝最大的國家，但也明確了年輕一代對華更有好感。
談到這一現象時，日本知名中國問題學者、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向《鳳凰周刊》解釋說，這說明中國軟實力提高了，中國流行文化越來越有魅力。“年輕人比較開放，能夠接受新的事物。對他們來說，好的東西與哪國產出是沒有關係的。加上日本年輕人對政治一般不感興趣。日中之間如果說存在障礙的話，主要是政治方面，文化和經濟交往都是很好的。此外，年輕人獲得信息的渠道更多元，很多人根本不看主流媒體，反而沒有什麼刻板印象。”
蕾蕾亦說，“中日大環境雖有波動，但娛樂本身沒有任何政治顏色，也因此才能成為日本年輕人生活中快樂的源泉。”
日本著名文化批評家和哲學家東浩紀從更深的文化背景解釋了這種情況。在《動物化的後現代》一書中，他剖析了由大眾傳媒為平台的“大敘事”向互聯網為平台的“小敘事”邁進的時代變遷過程。他用“數據庫動物”一詞來形容這代年輕人的處境。在他看來，隨着個體化的加速，年輕人把更多注意力投射在自己身上。同時，門類龐雜、種類眾多的文化產品也給他們提供了足夠多的選擇空間。
現如今，粉誰當偶像、玩哪款手游蛻變成為彰顯性格的個體行為。在東浩紀看來，追求二次元等亞文化可以被視為某些青年群體間的“小敘事”。與主流的政治表達和國際交往不同，“小敘事”是建立在共同喜好上的分享與溝通，在擁有“多元化”特質的同時也有着“排他性”特徵。因此，以二次元為代表的文化交往也往往被貼上“非主流”標籤。
潘妮妮也提到，漫畫也好，遊戲也罷，圍繞二次元展開的中日青年交流大都是建立在共同愛好基礎上的分享與溝通。“很難設想這種極具個人喜好色彩的交流活動，能夠演變成公共輿論話題。”
結合中國人收看日本動漫的習慣，潘妮妮說，網絡讓更多中國年輕人接觸到日本的動漫與漫畫。“在日本，動漫有着較為嚴格的分級、分時段的管理和播放制度。但這些並不存在於中國的網絡空間。”
深夜話題、略帶暴力的打鬥場景亦或悄生的耽美情愫，作為異於現實世界的“小敘事”吸引着一批年輕人，但這種交流能否承載中日交往的歷史使命，值得商榷。儘管如此，對於“Z世代”的兩國年輕人來說，已然開啟了一場新的交流模式。
“我們無法判斷未來兩國關係的走向，但還是有一批日本人，在接納來自中國的新事物，看中國的電視劇。我希望中日之間能減少一點刻板印象，讓大家接觸更多有關彼此的信息，少一些信息偏差，多創造一些共同的文化土壤。”蕾蕾說。
（王佳慧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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