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中華書局“燦然書屋”今年初重張開業。
在迎接新老讀者的同時，中華書局也迎來自己110周歲生日。書業“老字號”鄭重宣布“創新向未來”，這是對精神的傳承，也是對前路的期許。
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東首老巡捕房對門樓房下，“一個只有三間店面的小書店”開張了，這就是中華書局。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創始人陸費逵先生寫於100多年前的這句話，今天依然鐫刻在書局大廳入口處，這家以“中華”為名的出版機構已經發展為中國最大的專業出版機構之一。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出版業一直是傳播文明、開啟民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伴隨中華書局的誕生問世，中華書局版《中華教科書》隨即風行全國。
年逾九旬的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專家金沖及回憶起他與中華書局的故事感慨道：“我1941年進入復旦附中讀書，上初中那年還不到11歲。母校至今保存着我的成績單：初一的歷史得了98分。我讀的歷史教科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本國史由中華書局編輯所副所長金兆梓先生編寫，外國史由金兆梓和耿淡如兩位先生編寫，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秉持“開啟民智”宗旨，中華書局編輯出版各類教科書，傳播科學文化知識，推行新式教育，在上世紀初的中國迅速崛起為一家大型綜合性出版社，很快吸引大批志同道合者前來：梁啟超、范源廉、馬君武、李達、田漢、張聞天、潘漢年、徐志摩、葉聖陶、朱自清、陳伯吹、茅盾……一個個響噹噹的名字，匯成燦若群星的編者作者陣容。
在此背景下，《康熙字典》《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等重大項目陸續出版，盧梭《民約論》、亞當·斯密《國富論》等經典譯作相繼問世，“融合國粹西學以貫之”。中華書局推出的《中華大字典》《辭海》，開創了現代工具書編纂先河；最早以現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大型古籍叢書《四部備要》，影印出版號稱“古代百科全書”的《古今圖書集成》，具有文化搶救意義。
新中國成立後，中華書局遷至北京。1958年，國家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中華書局為小組辦事機構，被賦予專業整理出版古籍的時代新使命。
古籍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傳承載體。在眾多專家和學者型編輯共同努力下，大量精校細勘的典籍著作陸續出版，如《資治通鑒》《全唐詩》《全宋詞》《冊府元龜》《甲骨文合集》《中華大藏經》等，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奠定了中華書局新的歷史地位。
最為世人矚目的，是1958年至1978年，中華書局組織全國專家學者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本，歷經20年，集全國20餘家單位200多位頂尖專家之力，最終完成這一新中國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造就了海內外學術界最權威的通行本。這套書被認為是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的標誌性成果，有“國史標準本”之美譽，對中華文化傳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義。
精審細校、精益求精已經成為中華書局的“基因”，也為中華書局贏得了崇高聲譽。歷史學家顧頡剛甚至在遺囑中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交由中華書局出版。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着社會大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需求日益強烈，中華書局迎來新的歷史機遇——
全面推動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修訂本《史記》《新五代史》《舊五代史》《遼史》《魏書》《宋書》《南齊書》《隋書》《金史》《梁書》《陳書》先後出版；《復興文庫》《永樂大典》等國家重大出版工程穩步推進；《五禮通考》等代表古籍整理水平的重量級圖書相繼推出；“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中華經典藏書”“中華人物故事匯”等系列圖書出版，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故宮營建六百年》《發現三星堆》《百年革命家書》等走近大眾讀者，引領經典閱讀風尚；發布“中華經典古籍庫”，為讀者提供越來越便利的查詢服務，讓“足不出戶，掌上指尖查古籍”變成現實……
繼“古籍保護”今年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後，中辦、國辦今年4月印發了《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為古籍整理學術出版事業注入強大動力。
“對於中華書局來說，傳承文化、推動社會進步，是內在的精神動力，也是沉甸甸的時代使命。”中華書局執行董事周絢隆說，將堅持“弘揚傳統，服務學術，傳承文明，創新生活”的出版宗旨，守正創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中華文化綻放出新的時代光彩。
110歲更燦然。百年老字號，創新向未來。
記者：史競男
圖片由中華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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