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被經典電影的續集充斥、科學期刊里滿是扎堆熱門領域的灌水、政府機構陳腐而低效……創造性似乎正在四處衰微。美國，這一曾經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創新活力的國家，為何變為今天這副模樣？
美國的創造力怎麼了？
我想先問一個問題：原創的好萊塢大片都到哪裡去了？
上個世紀里，好萊塢一直在給我們送來一個個全新的故事。1998年最成功的幾部電影都是完全原創的劇本：《泰坦尼克號》、《拯救大兵瑞恩》、《我為瑪麗狂》。但近年的電影標題里卻都充斥着超級英雄和續集編號：《鋼鐵俠2》、《侏羅紀公園3》、《玩具總動員4》。2019年最賣座的十部電影中，有九部要麼是續集、要麼是迪士尼動畫的真人版。唯一一個例外《小丑》也是一套超級英雄世界設定的前傳篇。
《玩具總動員4》，胡迪和巴斯光年已經是1995年創造出的角色。
人們對於這一趨勢的評價褒貶不一，但我更感興趣的是這一變化的發生本身：以前的美國人去影院都是為了看新的人物演繹新的故事，現在卻變成為了“回到”一個早已熟悉的故事世界。
幾年前我覺得這個從大膽探索轉向漸進主義的趨勢只存在於流行文化領域。但去年我讀到了一篇論文，叫《科學發展的停滯與科學激勵》（Stagnation and Scientific Incentives）。看標題就知道，它和好萊塢八竿子打不着。但它卻描述了完全相同的現象：在科學界，原創性也在衰微。
論文的作者、兩位經濟學家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和帕卡倫（Mikko Packalen）寫道：“新點子不再像以前那樣能刺激經濟增長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引用數成為了評價科學研究的關鍵指標。這就引導着科研工作者去寫“受歡迎”的論文。於是，他們大多扎堆在那幾個熱門的研究方向，而不願意冒着空手而歸的風險去開闢未經探索的領域。
論文中的插圖，描述了科學家如何扎堆在“漸進研究”領域而不願去做“探索”的工作
我看到這篇論文的時候，滿腦子都是：嘿，這不就是好萊塢正在發生的事情嗎！在“受歡迎”這個標準的驅使下，科學家和製片廠都變得更願意在已經成熟的領域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而不願冒着風險去做創新。所以說，並不是作家、導演和科學家的腦子相比幾十年前缺了什麼東西，而是一個徘徊在我們的制度和文化中的幽靈在扼殺創新的發展。結果就是，無論是在科學期刊上、電影院里還是其他領域中，這種保守的漸進主義都大佔上風。
在科學界，“新點子越來越難找到了”。芝加哥大學的埃文斯（James Evans）發現，儘管科研工作的數量在上升，科學領域的進展卻在放緩。或許因為每個領域的知識都浩如煙海、充滿不確定性，科研工作者都畏縮在那幾個“安全的”研究方向上、不斷引用着同樣的幾篇經典文獻。
在企業界，美國的創業情況從1970年開始就越來越不景氣。這或許和近來愈發收緊的移民政策有關。統計顯示，移民是美國創業的重要源泉，他們相對於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更有可能打造出成功的巨型公司。
美國的創業公司越來越不景氣
在機構層面也是如此。一個世紀前，美國新建的一流大學如雨後春筍，但近幾十年來再沒有一所新的精英大學出現了。以前的美國政府會設置新的部門以應對新的問題，比如二戰後新建了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enters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今天，新冠疫情讓疾控中心捉襟見肘，卻不見政府有意建立一個應對二十一世紀大流行病的新機構。
科學家越來越不會提出新的主意、帶着新想法進入市場的公司越來越少、我們也越來越不會建立貫徹新的理念的機構……如果你相信創新的重要性，這一切絕對不是什麼好兆頭。
有人可能會對此提出疑義：我們難道不是活在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嗎？看看mRNA技術、基因編輯技術、人工智能、太陽能技術、新能源汽車、加密貨幣……還有此時此刻握在我們手裡的智能手機，難道不正是科技在飛速進展最生動的證明嗎？
但其實，這些只是一長段科技停滯當中的一些小漣漪罷了。相比於上世紀中葉，生產力和平均收入的增長率都有顯著的下降。創新對社會進步的推動已經大不如前了。
如果你生活在1875年的紐約，那麼你的屋子裡不會有電燈、外面的路上不會有汽車，電話也還只是少數人的玩具，整座城市最高的建築是一座教堂。你從來不會知道可口可樂、運動鞋、籃球或者阿司匹林是什麼東西。
1886年的可口可樂
然後你睡了一覺突然穿越到了25年後，這座城市變成了鋼筋水泥大樓的叢林，被愛迪生發明的電燈點亮，其間穿梭着內燃機引擎驅動的汽車。人們騎着自行車，穿着膠底運動鞋和短褲，嘗着新鮮上市的可口可樂、家樂氏玉米片和美式漢堡，看着柯達相機拍出的照片、聽着留聲機里的音樂，甚至還能看到會動的電影。
也是正在你睡去的這些年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斯坦福大學、卡耐基梅隆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相繼成立。1870年代，幾個常春藤學校的學生髮明了美式橄欖球；1891年，一個馬薩諸塞州教會學校的體育老師發明了籃球；四年後在不遠處的另一個教會學校，又一個體育老師發明了排球。
想想這一切發生在短短的25年里，完全是不可思議。如果這25年的穿越發生在現在，那就是從1996年穿越到2021年。96年來的人大概確實會驚嘆於智能手機和互聯網的神奇，但數字空間之外這個實際的物理世界大體顯得沒怎麼變。人們從用電話點外賣變成了用手機點帶來的衝擊，還是遠遠比不上從騎馬出門到開汽車的變化。所以，如果你看重物理世界中的創新，那麼，社會發展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很久了。
為什麼會這樣？
說美國的創新能力每況愈下早已不是什麼新鮮的論調。2020年，風險投資人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發表了一篇反響很大的文章《該建設了》（”It’s Time to Build”），直指美國的各個領域，從教育、醫療到房地產，都急迫地需要創新創業的新鮮血液。多塞特（Ross Douthat）的書《頹廢社會》（The Decadent Society）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們可能都受到了考恩（Tyler Cowen）前幾年寫的《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和《自滿階級》（The Complacent Class）的影響。考恩分析了美國創新趨緩的病因，並尖銳地指出美國人更願意蜷縮在信息繭房構築的舒適區內、而不願面對風險或挑戰自己。
但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呢？
一種論調認為這不是我們的問題，只是因為所有的軟柿子都被我們捏完了。我們已經發現了所有自然的奧秘、發明了所有簡單巧妙的東西、寫完了所有有趣的故事，所以，現在要再創造什麼新的東西很難了。
這麼說並非沒有道理：今天的科學技術體系遠比一兩百年前要複雜。但在歷史上，“所有能發現的都發現完了”這個想法每次都會被打臉。在十九世紀末，美國物理學家邁克爾遜（Albert Michelson）聲稱在物理科學中“絕大多數的基本定律都已經被建立起來了”。但剛過了不到十年，愛因斯坦提出了相對論，徹底顛覆了我們對時間、空間、質量和能量的理解。
愛因斯坦於1905年創立了狹義相對論
我並不認為有哪一個因素可以完全解釋今天的創造力低谷。不過，我提出了三種理論，把它們結合起來，或許可以大致說明這一現象的根源。
第一是所謂“注意力市場”（marketplace of attention）1的影響。所有精明的文藝工作者早晚都會學到，觀眾並不喜歡全新的東西。他們喜歡的是“熟悉的驚喜”，也就是在那些已經出名的東西的基礎上作一些小的增補和改動。
在當今競爭激烈的電影市場中，大製片廠愈發精打細算，越來越多地在那些已經獲得成功的故事設定中進行投入。音樂行業也是如此，廣播里的唱片播送越來越重複，百強單曲榜2越來越千篇一律。在整個娛樂產業里，人們都不再青睞那些詭怪的新點子。
科學界更是一個明顯的“注意力市場”。科學家們都心知肚明哪些東西能發上期刊、哪些項目能得到國家基金的資助。為了得到更多引用數，他們寫的論文必須能夠討好那些評審他們文章的同行，而評審們總是喜歡看到自己已經熟悉的領域裡的東西。一項研究顯示，美國的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都偏愛“低水平的創新”，反而會不待見那些高度新穎的論文。這一切都在鼓勵着科研工作者去扎進那些“火”的領域，而避免太過激進的研究。他們要做的，是把熟悉和意外的劑量調配得恰到火候。
圓形監獄
整個世界就是一座這樣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3，注意力市場的觸角愈發延伸到全球每一個角落，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面對一席無形的觀眾。我們的工作、觀點、成就，還有所有細微的偏好，都要不斷地在網絡上經受公共意見的評判。這或許正是讓文化變得越來越趨同的罪魁禍首。現在的人很容易從網上看出來什麼是受歡迎的，也就容易被驅使着生產類似的東西。效仿他人本就是人類一大天性，但互聯網或許助長了這一特點，使人們更難以抒發那些尚未被舉世公認的見解，降低了各個領域的創造性。
第二是，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多地被老人所統治。拜登是美國歷史上最年長的總統；國會議員的平均年齡在十年間一直處於歷史最高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國會中重要領袖都已經是耄耋之年。這就使得政治當中充斥的都是老一輩美國人的關切。
在商界、學界和金融界，權力也愈發集中在年長者手中。諾貝爾獎得主的平均年齡、得到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者的平均年齡、標普500公司CEO的平均年齡都在不斷上升。在今天的美國，55歲以上的人只佔總人口的不到三分之一，卻擁有着全國三分之二的財富。如此之高的財富集中比例是前所未有的。
老人統治：總統拜登79歲，眾議院議長佩洛西81歲，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79歲，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71歲
讓年輕人在科技和文化中有發言權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年輕人最會產生天馬行空的新想法，也最能從創新和推翻腐朽的舊體制中獲益。
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指出，科學技術中的範式變化往往是由年輕人推動的。他們能夠提出革命性的創新，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沒有被已有的理論桎梏。其中一個這樣的年輕人就是普朗克（Max Planck），他更直白地說，“科學之進步，一步一墳墓”（Science progresses one funeral at a time）。新的科學理論要成為主流，往往是靠着反對它的老一輩人去世、接受了它的新一代人佔領學界。2016年的一篇論文更是直接把標題起作《科學是“一步一墳墓”地進步的嗎？》，論文的結論支持了普朗克的論斷：當德高望重的科學家去世，默默無聞的年輕科學家會更能提出新的想法、推動科研領域的進展。
誠然，年長的人在任何一個領域都是更有經驗的，他們的貢獻不應該被抹殺。但創新需要的恰恰是經驗的反面：一種可貴的“不成熟”，這就是專屬於年輕人的武器了。美國各界形成的老人統治，可能正在阻礙着新範式的出現。
第三是“否決體制”（vetocracy）的影響。我們看到的創造性式微，或許不是創造性本身的問題，而是現代的機構體制系統性地限制和扼殺了創新：新的想法可以出現，卻無法生根發芽。
《該建設了》中還提到，美國無法給國民提供足夠的住房和基礎設施、無法實現任何大型的工程。克萊恩（Erza Klein）對此指出，“政治體制使得美國人更傾向於否決而非支持一個行動”。他繼續寫道：“這個體製成為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否決體制’（vetocracy）4，體制中有太多的實體都有權否決建設一個東西的提議，在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甚至是私有領域都是如此。”
美國國會中的冗長辯論（filibuster）愈發頻繁
去年一年國會中通過的法案數比以往任何一年都低。在1917年到1970年這五十多年間，參議院只發生了49次通過絕對多數投票終止冗長辯論（filibuster）5的情況，平均到每年不到一次。但近十年來，平均一年會有80次之多。參議院曾經被稱為“給民主降溫的茶碟”（cooling saucer for democracy）6，用來讓民粹主義思潮收斂一些；現在它卻成了民主的冷藏櫃，讓所有的提案因失溫而夭折。
否決體制也在阻礙新的建設，永無休止的環保和安全評估讓所有的項目都無法開始。歷史學家鄧克爾曼（Marc Dunkelman）說：“七十年代以來，進步派一邊提倡‘大政府’，一邊不斷地給政府權力加上新的限制，最終給下一代人留下了一個基礎設施建設毫無進展的年代。”
我們需要什麼？
有一種說法或許可以反駁以上的一切。想一想互聯網和軟件產業，在那裡年輕人是絕對的主角，大型項目不會因繁文縟節而停滯不前，而且創新很受重視。如果你在做的是人工智能、加密貨幣或者虛擬現實，你大概每天都沉浸在新想法的海洋中，完全不會覺得創新性有在枯竭。
當然不可否認，近半世紀以來，通信革命確實帶來了一系列的創新。但和其他產業的蕭條進行一個對照，我們就會發現，美國的創新體系已經從多樣化轉向了專門化。美國曾經在許多不同的領域都高效地產出各種專利，而今天的專利前所未有地集中於軟件這一個領域。我們把所有的人才和資源投入了數字的世界，而其外由血肉和鋼鐵築成的世界則在日漸衰微。過去的五十年里，氣候變化變糟了，核能幾乎消失了，建設的效率下降了，研發新藥物的成本越來越高。
我想要呼籲的，是在物理世界裡重新重視起探索和試驗。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創業公司和企業家，因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移民；我希望有更多的大型基礎設施工程、在能源和交通領域“放衛星”的大工程；我希望改革對科學研究資助的方式；我希望有人在大學裡做一些實在的改革，扭轉學費越來越貴、上學卻越來越沒用的情況；我希望設置更多的獎項去支持那些針對癌症、阿爾茲海默症和延長壽命的研究。我還希望聯邦政府也加入這一場試驗，在這個不斷出現新問題的世界裡，建立更多的發現和解決新問題的機構，就像疾控中心在幾十年前做的那樣。最後，我還希望好萊塢重新撿起拍大片的熱情，我不想再看到電影名字里有編號數字了。
【名詞解釋】
1、注意力市場
“注意力市場”（marketplace of attention）源於傳播學教授韋伯斯特（James Webster）撰寫的一本書的標題。在書中，他描述了數字時代的媒體格局，尤其突出了互聯網上內容數量的近乎無限性和內容消費者注意力的有限性，並分析了這對於受眾和媒體產生的影響。
2、百強單曲榜
公告牌百強單曲榜（Billboard Hot 100）是美國音樂雜誌《公告牌》製作的一份單曲排行榜，被認為是美國最具權威的一份單曲排行榜。它的排名基於美國境內的唱片銷量和單曲在廣播中的播放次數。
3、圓形監獄
圓形監獄最早由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這種監獄由一圈牢房和中央的一個監視塔構成，處在監視塔中警衛可以隨時監視任何一個牢房，而犯人無從得知自己是否正在被監視。因此，即使警衛無法同時監視所有犯人，犯人也會自覺規範自己的行為。這一概念後來被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用來比喻現代的紀律社會。
4、否決體制
否決體制（vetocracy）的概念最早由美國政治科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它描述了一種政治體系功能紊亂的情況。當所有政治實體的權力都過於受限，以至於沒有一個實體可以有效地做出決斷或者掌管權力，整個體系就會無法運作。
5、冗長辯論
冗長辯論（filibuster）是議會中的少數黨阻礙立法的一種方式。他們通過不斷地拖延辯論的時長，使得一個法案無法進入投票環節，從而無法通過。美國參議院規定，如果能獲得五分之三的多數票支持，可以強制終止冗長辯論。冗長辯論愈發頻繁，表明了法案越來越難以在國會中得到通過。
6、給民主降溫的茶碟
“給民主降溫的茶碟”（cooling saucer for democracy）是美國國父華盛頓用來形容參議院的比喻。他認為，設置參議院對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再進行一次投票，可以防止眾議院受盲目的民意驅使而通過一些民粹主義的法案，好比把盛着燙水的茶杯放到茶碟上晾一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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