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張，不要以一種惡意，一種怨恨，一種報復的心態去面對別人的不道德，否則這個社會將是惡性循環，無休無止，那樣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自己的和諧，當今的和諧，還有子孫後代的和諧。彭飛導演指導的《又見奈良》，就詮釋了這種大愛無疆，以德報怨的精神。
這部影片的監製團隊陣容強大，由日本電影界女導演河瀨直美和中國導演賈樟柯共同完成，也是一部中日合拍片，故事講述了一段跨越60年的異國無血緣母女情。年近八十的奶奶陳慧明，孤身前往日本奈良，尋找自己的養女陳麗華。在這一過程中，她得到了遺孤二代小澤，日本退休警察一雄的幫助，見到了許多曾認識、幫助過麗華的人們，他們三人的關係也在這期間更加貼近了。最終是否找到養女的謎團沒有完全解開，電影留給了大家一個開放性的結局，但可以肯定的是，奶奶收穫了溫暖的人間情誼。
女主角吳彥姝演技精湛，舉手投足間流露出優雅親和，特別有溫度。她與國村隼的對手戲非常過癮，影片中其他演員演得也非常好。《又見奈良》是一部笑中帶淚，感人至深的經典作品。他讓我們的目光聚焦到，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結束以後，中國人如何用博大的胸懷，來善待那些日本的平民百姓。
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期間，中華民族承受了空前的災難，數千萬生靈塗炭，千億財產受損失。但是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這種“偉大”不僅僅體現在抗日戰爭當中，前仆後繼、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而且還體現在戰爭之後，我們能夠用大海一樣的胸懷去寬容那些昔日的敵人。
抗日戰爭後，中國政府在自身極其困難的前提下，仍以極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來安排遣返日僑的工作。因為僑民，不是侵略軍，而是無辜的日本老百姓。對戰敗國僑民、俘虜的遣返是一項難度非常大的工作，從人員的集中到轉運，從港口的調度到船隻安排，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出現紕漏。當時的執政黨是國民黨東北行營，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政府也給了當時日本僑民、俘虜極大的幫助。
1945年11月，中國共產黨遼寧省政府剛剛成立，他們收留了大量被遺棄的日本僑民。那時抗日戰爭剛剛結束，中國人從內心深處對日本人是無比憎恨的。當時遼寧省政府的領導人，特意去日本難民所去慰問救濟。每到一處，他們就懇切的說：“過去我們和日本打仗，我們打的是日本軍閥。不是打倒日本無辜人民，日本的人民和那些稀里糊塗就被日本軍國主義拉上戰場的孩子兵，和我們一樣受制於他們，受制於日本軍閥們的殘酷和壓迫。對於你們，中國人民和人民政府不但不仇視，而且表現無限同情。應當記住，你們一切災難，都是日本軍閥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帶給你們的。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要攜起手來徹底的消滅日本法西斯。”
政府特設外事廳得知日本平民生活困難後，當時就撥出50萬石救濟糧。當年在葫蘆島港口統一檢查所的工作人員中，有一位叫王黎的工作員，他也參與了救濟工作。而王黎的父親王英南是東北愛國人士，做過張學良的將軍，愛國抗日思想非常堅定，曾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44年，父子二人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的時候，在北平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了，關押在監獄。王英南遭到了日軍的嚴刑拷打，堅貞不屈，最終被殺害。而王黎是因為1945年日本投降，才虎口逃生躲過一劫。王黎與日本侵略者有着殺父之仇，不共戴天。1946年7月王黎奉命調入東北興寧，負責遣返日本僑民俘虜。
回憶起那段經歷，王黎說：“那個時候東北被日本侵略者踐踏，蹂躪，滿目瘡痍。國民經濟非常的困難，自己過得也非常不好。但是為了日本僑民俘虜的遣返，中國人民不計前嫌向他們伸出了援助之手。大量的過冬燃料，食物、藥品提供給他們。”聯想到日軍對同胞犯下的暴行，聯想到自己的父親被日軍殘殺，王黎心中感慨無限，矛盾重重。現在要幫助日本人，雖然不是侵略者，可也是日本人。但是王黎在工作當中分得非常清楚，國讎家恨埋在心裡，按照當時的職責，紀律，理智的對待日本僑民戰俘，不打不罵，以理相待，儘可能解決他們的困難。很多日本人深受感動，臨走前痛哭流涕。多年後，王黎回憶這段經歷說，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為能夠參與這樣的遣返工作，為能夠幫助到這些跟他一樣也家破人亡的日本老百姓感到自豪。
《又見奈良》這部電影反映了中國民間對於日本的老弱婦幼的幫助。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迅速的出兵東北，數十萬日本關東軍迅速瓦解。但是這些關東軍撤退時喪盡天良，一些法西斯分子對自己的同胞實行集體屠殺，只有一些僥倖大難不死的兒童婦女逃出來了。被蘇聯紅軍俘虜了的日軍，都被帶回西伯利亞進行勞作，在惡劣的環境下，日本俘虜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整個日本的軍政、工商、老百姓，都害怕落在蘇聯紅軍手裡，他們要回國，於是出現了大逃亡。身體強壯的人逃跑了，老弱婦幼跑不走，饑寒交迫，有的人途中病死。家破人亡，子女無家可歸，成了孤兒。當時的碼頭上、街道上全是小孩的哭聲。
有的父母知道自己跑不了，他們為了逃難中能保住自己的孩子，就把孩子托給當地的中國人撫養。也有的父母為了自己逃命，不能攜帶嬰兒，就把嬰兒裝一個籃子里，扔在路邊，希望被中國人收養。
有一位叫胡延增的日本尼姑，就是在逃難路上與父母失散，被一位老實巴交的中國農民胡萬林收養。而胡萬林本人也與日本人有着深仇大恨，1938年日軍強行收中國人的房子，不交房子的人就被日本人包圍起來用刺刀全部挑死。胡萬林和他的兒子逃出來，躲在一個地窖中，日本兵在地窖上站崗，有一次站在不結實的房樑上，踩下一根木頭正好砸在了胡萬領兒子的頭上，被當場砸死。日本人毀了胡萬林的房屋，佔了他居住的村莊，殺了他的親人，但是當他看到那個可憐的，跟他自己的孩子一樣被遺棄的小孩時，胡萬林二話沒說，立刻把孩子接過來，後來又把他遣送回日本，所以胡延增一生都忘不了在中國的養父。
1946年11月的一天。黑龍江省寧安縣石頭村來了100多名不速之客。這些人都是剛剛被蘇軍俘虜又釋放了的日本中學生，他們都在十三四歲左右。這些學生本來是被日本法西斯抓來打仗的，現在被蘇聯人俘虜又釋放。13歲的小孩沒有生存能力，衣衫襤褸，饑寒交迫，等走到石頭村的時候已經奄奄一息了。村民們看到後立刻把他們全部領到自己家中，拿出最好的食物給孩子們吃，熱騰騰的熱炕讓他們睡。
退休教授兼賴收封就是當年這100多個日本中學生的一員。他說這100多個人，如果沒有石頭村人們的照顧，可能一個都活不下來。石頭村人的這份恩情，這些人一輩子都不忘。隊伍中當時有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全身已經凍透了，有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奶奶一把把他抱到炕上，端來一盆溫水為他不斷擦洗雙腿，一直擦到這個孩子全身暖過來為止。這個孩子一直說，如果沒有這位老奶奶，自己根本就見不到父母。他說，這一輩子生了兩回。一回是父母給的命，另一回就是這位石頭村的中國老奶奶給的命。
日本作家元田和夫，讀中學三年級時被緊急動員拉到中蘇邊境打仗。他被蘇軍俘虜後，經過甄別得到釋放。元田和夫聽說可以從長春回家，他着急與自己的父母團聚，就沿着鐵道線走，想走到遣送點回名古屋。結果走到石頭村，又累又餓，他一頭栽倒在地上，很多村民圍過來，做飯給和夫吃。元田和夫說，自己這一輩子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飯，雖然語言不同，不知道大家的名字，留下了終身遺憾，但是石頭村這個地方永遠在他心裡頭有一個重要的位置，那是他絕處逢生的地方。
佐藤夫人的丈夫死在戰場，丈夫死後，她帶着五歲的兒子在一個姓楊的地主家打工。當她得知日本人有遣返的政策，就問她的主人自己能否回家？楊先生一口答應，幫助這對母子準備路上的生活必需品，做了新衣服，還讓他自己的兒子親自送這對母子去了當地的遣返站。主人的大恩大德，讓佐藤夫人非常感動。
日本五個少年被抓壯丁拉過來，結果剛到中國戰爭就結束了。他們想回家，又被關東軍拋棄了，他們就從東寧徒步行軍，好不容易到了長春附近，體力到達極限倒在路邊。淮德縣雙城村的萬聖殿屯一個叫馬志海的農民，可憐這些日本少年，就把他們領回家裡面照顧。五個少年希望留下來報答馬志海，卻被他一口拒絕。馬志海給五個少年每人做了一件新棉衣，又一人給了1500元做盤纏，然後就把他送到長春，揮淚告別。
這些感人的故事都發生在東北，黑龍江，吉林，還有內蒙古，這裡是被日本侵略者蹂躪最殘酷的地方，這裡的人民自己還遍體鱗傷，卻無私的張開雙臂，接納了百萬日本僑民，並讓他們從這裡踏上歸國之路。中國人民的善良寬容感動了日本人，就連日本人自己編撰的歷史都清楚地記錄了這段歷史。
2009年由野田毅、池田澄江率領的日本遺孤，為感謝中國人民養育之恩訪華團來到了中國。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他們，會場交織着淚水、歌聲、歡笑聲。中南海見證了中日友好的動人一幕，溫總理說：“你們回家了。”溫總理話音未落，紫光閣內已經響起了抽氣聲，有人擦拭淚水，有人站起來向溫總理鞠躬致敬。訪華團的團長野田毅表示，自己做夢，都想着這一天能夠來。
池田澄江原來是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的一名職工，他在中國生活了很久，是一個被拋棄在中國的戰爭遺孤，他用流利的中文說：“我們是侵華戰爭中被扔在中國的戰爭孤兒，中國人民以寬大的胸懷收養了我們，在我們需要時，又把我們送回了我們的家鄉。這份情誼，我們永遠不忘，日本是我們的祖國，中國是我們的故鄉，”這位當時年近65歲的老人動容地說，“我們一定要讓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在會見的結尾，這些老人們和溫總理一塊唱起了他們自己寫的歌：“我有兩個家，說句心裡話，我有兩個家，一個在東瀛，一個在中華。中國的老媽媽，把我撫養大，千萬不要忘記中國的老媽媽。”
註：圖片為歷史資料及《又見奈良》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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