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部賺了幾百萬的網大, 結果稅後工資是3700

編劇李亞玲的一條微博,終於讓小編劇們的生存困境浮出水面。

先寫大綱再寫分集,平台審不過,編劇的一切工作就付諸東流。然而,平台過會(會議討論)審核(對不同公司的影視劇項目進行評估)的過程,編劇不會參加,至於自己的作品怎麼就被斃掉了,誰都無法給他一個標準答案。

早年行業前景明朗時,無論是編劇的原創劇本還是接受影視公司的委託創作,大多數小編劇都能在項目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但隨着寒冬來臨,項目減少,以及與平台合作方式的改變,小編劇的生存處境比寒冬更冷。

娛理工作室與兩位“身處寒冬之境”的新手編劇也聊了聊,他們的經歷遠比被曝光的那幾頁聊天記錄更“精彩”。

以上截圖均來自編劇李亞玲的微博

朋友坑朋友,糊口都困難

李亞玲曝光的事情早已有之。編劇多衡很早就在微博上憤而揭竿曝光生存困境,這次因為李亞玲的熱度,他此前的微博再次被關注。2012年大學畢業入行的他,經歷了7年沉浮,生存空間是否因為他積極曝光爭取而有所改變呢?

以下是他的自述:

當時,在微博上曝光與製片人的對話是不得已,如今這樣趾高氣昂的人實在太多了。要知道,無論是你看到的網大、網劇,甚至現在1分鐘的短視頻,背後都有編劇在工作。

截圖自微博

最開始認識這位製片人是通過朋友介紹,很多人都不太喜歡她的做事風格,為了賺錢,還是沒有跟她斷了聯繫。

那時,她想做這種1分鐘的短劇,投放在短視頻平台上,給我們的報價是這樣的,“按照數字電影的編劇費來算,90分鐘的內容是幾萬元,我們這個45集,也就是45分鐘,預算就1萬吧。”我一聽完這話,就沒打算再搭理她了。

後來,她說又有新的項目,再次找到了我朋友,我也礙於面子,又去接觸了一下。其實我已經不想親自寫了,所以提議,“既然你們還沒有確切的內容方向,那我來做策劃,整體的策劃費用就是1.5萬,編劇再寫劇本的話,如果單集5~10分鐘,費用是3000元/集。”

結果還沒談下去,她就已經生氣了,“我第一次聽說,劇本還要策劃費的,你們編劇不就是編故事的嗎,要什麼策劃啊?”我立即察覺到她對編劇領域的誤解,我話也說得太多了。如果我不把話說明白,比如直接和她說一集需要4250元,或許她就不會生氣了。

製片人往往想要把內容審核的風險轉嫁給編劇。在以往,製片人和編劇大部分情況都會好好商量,如今,現在已經有人覺得這種“轉嫁”是天經地義。當這樣的操作成為所謂的“規則”,就等於是行業有了問題,編劇身在其中基本就沒有任何生存保障。

在今年的艾美獎上,菲比拿下了最佳編劇+最佳女主角兩項大獎,人氣劇集《倫敦生活》就是她從自身經歷中獲得靈感而創作的吐槽短劇。(圖為人氣劇集《倫敦生活》第一季劇照,編劇+演員菲比·沃勒-布里奇)

我不是沒趕上好時候,說白了也有點兒時運不濟。2015年,我寫了一部網大,還做了執行導演,那部網大大概賺了幾百萬,最後這些收益沒有分給我一分錢,當時我的工資是稅後3700,還不到當年北京市的平均工資水平。

這也沒辦法,在一個導演工作室里工作,網大賺的錢一般會被投入到更大的電影投資中。因此,老闆吃肉你連湯都喝不到的情況太常見了。不過,這段經歷確實讓我得到了很大的鍛煉,如果不考慮依靠這份工資收入來生活,其實可以堅持一下,在影視行業慢慢闖蕩,說不定也能闖出一片天地。

只是,3700的工資真的太微薄了。隨後短視頻風口來臨,為了賺錢,我轉行到了短視頻行業,現在是一名短視頻的編導。

還有一個狀況是,編劇行業門檻低。每個人都會講故事,也都有表達慾望,所以在行業里摸爬滾打了幾年之後,人們都覺得自己能做編劇。前不久還有一個人說想寫一個小品,找到了我,我給過去的報價是5000,對方回復,“我們淘寶上找了,才200,你怎麼這麼貴!”

淘寶都能有編劇賣劇本了,這個行業已經下沉到什麼地步了呢?

布萊德利·庫珀主演電影《永無止境》,講述需要藉助特效藥物刺激,才能創作出好作品的落魄作家。

另一方面,我還經常遇到不專業的影視公司和製片人,重要的原因就是資源集中、固化,我們這些小角色所進入的影視圈,可能只是這個圈子最外圍的垃圾圈。真正的影視圈,我們也許連進都還沒進去過。

我始終覺得,自己和更上層的資源之間有一堵牆,即使是想給成熟的大編劇當徒弟,競爭也非常激烈。雖然都是專業院校畢業,編劇們最終還是要被產業分成三六九等。

我已經30歲了,如果一個月的工資還是4000塊,那我如何生活呢?

很多人只是把編劇當成碼字員而已,根本不知道尊重創作。因為關係,朋友之間相互介紹項目,也更多的是在利用“朋友”的外衣,最終你接到的項目是否靠譜,沒有什麼能給出一個保障。可是,你不去接觸,還是會沒飯吃。

韓劇《芝加哥打字機》,劉亞仁飾演陷入事業低谷的當紅作家,他的作品都是“影子”打字員幫他完成的。

“95後的平台責編和我說,

編劇老師,我覺得這裡不夠甜”

相比多衡的處境,編劇加伊(化名)雖然已經有了一部播出成績還不錯的網劇代表作,也有能力接觸到更優質的資源和平台方,但她的境況並沒好到哪裡去。

以下是加伊的自述:

早年間我被騙過一次,被“白嫖”了。最後,對方只給我報銷了去劇組開會的往返機票。

當時身在海外的原因,對國內的影視劇行情還沒有那麼熟悉,這家影視公司找到我之後和我說,項目還不那麼著急開機,你人不來公司也可以,彼此日常網上溝通就行。對方提出要求,讓我幫他們弄弄前期的內容,於是我重新整理了世界觀、人設,還有很多其它細節。而關於影視劇的合同和報酬,我一直被告知處於“還在考慮”的狀態,沒有落定。

推進了一段時間之後,我開始和製片人、大編劇一起開會,和當時負責的大編劇一起討論內容,由大編劇老師執筆總結修改出一版劇本。

製片人發話了說,“好的,我知道了,那,我來改一版劇本吧。”面對這種表達欲極強還想親自上手改劇本的製片人,我和編劇老師保持着不失禮貌的微笑。

前前後後幹了好久,我忽然就和項目被“分手”了。當時這件事對我的衝擊很大,我懷疑是不是自己對影視行業的認知有問題,直到後來遇到了另一位導演,寫了一部播得還不錯的網劇之後,我才慢慢調整了自己的狀態。

電影《成為簡·奧斯汀》根據英國小說家簡·奧斯汀生平改編而來,講述了少女成為作家的心路歷程及愛情故事。

最近這段時間,相比處在空窗期的同事,我好歹手裡還有一個劇本在艱難的推進,這次還好,製片人算是知心好友,心裡還能踏實一些,第一筆定金和第二筆人物小傳+大綱的錢已經到賬,我不需要在這個深秋“裸奔”了。

不過,摸爬滾打了一段時間,我有了自己的固定合作夥伴。一起工作的時候,有時我還會先付錢給他們。不過這樣一來,算上應繳稅款和與項目相關人員打交道的各種雜七雜八、無法有精確賬目的花費,最後到手的錢,平均到每一個月的工期來算,真的,還不如找個公司去上班。

那天製片人和我訴苦,現在行業不景氣啊,自己到手工資也非常有限,和之前沒法比,我只能默默感慨。如我這般,奮鬥在金字塔底層的編劇,收入還要再低很多。雖然在合同上,還是會看到一個不錯的稅前數字,但劇本項目究竟能走到哪一步呢?天知道。

現在手裡這個項目真正簽合同之前,我還是為它“裸奔”了半年。那半年間,我沒有任何合同保障,全憑着“情誼”在幹活。最後,好在製片人不負於我,積極推進,順利簽下合同,拿到了第一筆錢。

現在,更糟糕的境況是,到了項目推進和溝通的階段,影視公司變得更加搖擺了,如今他們在平台和資本面前丟失了話語權,很難堅持任何主張。很多時候都是唯平台要求是從,來自平台的修改意見更是雜亂。

“編劇老師,我們要外化的,要直給的表現。糖撒得密集一點,簡單粗暴一點。”然後,這位95後的策劃就給了我一部樣片來學習。樣片無法透露,說實話,我看完之後覺得特別尷尬。

在播國產劇《在遠方》中,劉燁與馬伊琍的“麵條吻”就引起了諸多爭議。(該劇與本文無關)

故事有很多種表達方式,可以烽火燎原,也可以潤物細無聲。我自認擅長的就是在看似平淡的生活中營造小的矛盾衝突,從微末之處感悟人生,如果你不需要這種風格,那為什麼要來找我?最尷尬的境況是,我發現誰都能指點我的劇本,唯獨我自己不行。

不少指揮我的策劃的人,都像剛提到的那位一樣,是剛工作的小姑娘,“編劇老師,我覺得這樣不行,太虐了觀眾不喜歡;編劇老師,我覺得觀眾肯定覺得這樣不甜。”其實她們大可不必叫我老師,第一,我確實教不了她們什麼;第二,我也確實不知道她們到底想要什麼。

平台、公司、編劇,夾在三方之間的溝通成本太高了。公司和我先溝通,寫出來的內容得不到平台的認可,那麼內容會議就會開一遍又一遍,在之前的很多項目里,甚至開到最後,我連我的主角應該是什麼樣的都不知道了。

最近,聽某位已經離職改行的朋友吐槽,曾經遇到過一個平台,提出的合同包括:任何時間點,平台可以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包括編劇在內的所有主創;已經創作的項目版權歸平台所有。

這樣的條款是對編劇和影視公司極大的不公平,但平台掌握着產業話語權,我們又能有什麼辦法呢?朋友也是年輕,一賭氣乾脆轉行去做網絡主播了。

我的長遠打算中,現在只能算一個過渡,先掙點兒生活費出來,好歹能養活自己,畢竟沒錢什麼都白說。未來的夢想還不想放棄,但活下去肯定還是真理。年輕的時候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現在,腰早就被打折了。

越來越看得清結果,也就越能接受當下的處境。

在今年的艾美獎拿下最佳編劇的榮譽之後,菲比登台表示:寫作很難,非常痛苦,但我寫作的理由就是為了這個獎。(菲比·沃勒-布里奇編劇+主演的人氣劇集《倫敦生活》劇照)

結語

多衡和加伊的故事絕非個例。在一眾著名編劇聲援新入行編劇的同時,說明編劇與影視公司的合作需要不斷被規範化。

按照標準的工作流程,影視公司在和編劇談好了合作內容之後,會先支付定金,編劇收到定金之後再動筆(這就是常說的“合金一體”),之後每一部分的推進,都會再收取相應的款項。

“當然,即便是有經驗的編劇,也不見得什麼題材都寫的好,但定金一定是要先付的,如果編劇寫不出來或者寫得不過關,定金也不會退。”製片人若歡(化名)明確表示,“願意承擔風險,但同時也更渴望好的作品。”

現狀是,影視公司的身份在整個行業中發生變化,從原本的甲方身份變成了平台的乙方,在尋找與平台的合作機會時,項目提案環節變得更加重要。在提案前,乃至整個項目前期,最重要的就是劇本,這期間,所有的內容壓力都由編劇自行承擔的。

編劇宋方金認為這很不妥:“我們和公司一起努力,都在期待項目的好結果,但即便不通過,風險也不能放在編劇身上。項目前期的審核風險是影視公司應該承擔的,這就是影視公司正常的運營成本。”

以上截圖均來自編劇李亞玲的微博

將這種前期風險轉嫁給編劇,一方面是影視公司在壓榨“自己的乙方”,另一方面,部分新入行的編劇不得不接受這樣的合作方式,是在破壞編劇行業的規則。

另外,“一個編劇的養成,至少需要10年。對於新人來說,如果找不到好的師傅,就有可能去影視公司或者平台做一些策劃或者責編的工作。”這就很容易導致形成外行人指導內行人的尷尬處境。

編劇的成長之路在哪裡?新人的培養和挖掘是否還有可以拓寬的渠道?編劇的工作何時才能在各個方面得到保障?李亞玲只是撕開了編劇領域的一道傷疤,但累積的問題重重,在無法建立編劇工會的當下,似乎很難解決。

但寒冬不是趁火打劫的借口,而是行業規則最應該建立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