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國慶檔電影市場，《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和《攀登者》合力拿到了超過50億元票房成績，前兩部電影作品，更是衝到了國內累積票房榜的第9和第11位。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三部獻禮影片中，有兩部是由香港導演執導完成的，分別是曾執導過《無間道》而蜚聲海內外的劉偉強（《中國機長》）和以“飛碟帽四部曲”為人所知的李仁港（《攀登者》）。
將目光放遠一些，國內票房冠軍《戰狼2》的導演吳京，曾在香港影視圈打拚多年；執導過《紅海行動》的香港導演林超賢，將在2020年賀歲檔奉上新作《緊急救援》；
雖然那部《新喜劇之王》並未引起觀眾的共鳴，但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依然排行內地票房榜第七名；香港導演陳可辛的大作《中國女排》也宣布定檔大年初一，成為2020年賀歲檔最值得期待的電影之一。
熟悉商業規則和拍攝規律，以敬業、不超支、高效率見長的香港導演備受青睞，成為中國電影市場蓬勃發展的中堅力量，將獻禮影片交給香港導演、走市場化路徑，與其說是電影市場成熟商業運作的產物，不如說是中國文化自信的集中體現。
相對來說，港產片的境遇可就沒有那麼“好”了。
都說2019年是港產電影大豐收之年，拜2018年的《無雙》票房破新高所賜，從擠入今年賀歲檔的《廉政風雲》算起，《反貪風暴4》、《掃毒2》、《追龍2》、《使徒行者2》、《沉默的證人》等作品票房表現還不錯。
在各類大片中輪番出場的古天樂，領銜正在熱映的《犯罪現場》，然後就是《明日戰記》、《催眠裁決》和《葉問4》等電影。
不過，即便集齊了劉德華、古天樂的《掃毒2》，創造港產片國內電影票房新紀錄，但也不過是停在了12.97億元，位列《芳華》（14.22億）、《夏洛特煩惱》（14.41億）等國產電影之後。
這幾年，能夠叫好又叫座的港產片，已經被特指為那些主要以老面孔、動作戲和懸疑成分充當賣點的商業動作大片，並不是港產片拍不出其他類型片，而是國內觀眾就好這口。
去年年底，由國內觀眾最喜歡的“勞模”古天樂主演的港產喜劇片《家和萬事驚》好不容易上映了，也不過是拿到了3200多萬票房成績；香港金像獎的幾部獲獎影片類型也很豐富，但能夠在內地上映、能賣得出票的卻屈指可數。
或許，很多70後、80後還對港產片充滿別樣的情懷，對香港明星大腕和港島娛樂圈的是是非非還印象深刻，但看着國內流量明星、仙女小生長大的那些更年輕的觀眾，逐漸成為消費主力之後，港產片等同於動作片的刻板印象，就一點點的鑄成了。
想當初，香港電影（特指商業電影）在內地的地位很高，可以用引領潮流和壟斷市場來形容，以吳宇森、徐克、周星馳、王晶為代表的香港電影人，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電影製作標準，產出了數量可觀的優質電影作品。
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競爭就是此消彼長的過程，國內經濟發展帶動了文化繁榮，影視製作和產出規模空前，電影市場票房屢創新高，成為連好萊塢都不敢忽視的巨大市場，再看本港那點可憐的票房，猶如“小巫見大巫”。
於是，從最早的合拍片算起，到後來的香港精英影視人抱團“北上”。大家看到的是眾多導演、演員，實際上背後的資本也跟着踏上“北上”之路。
起初，一切盡在掌握，人和錢依然掌握在港方資本和電影人手裡，後來，內地的影視公司和資本不甘於總拿“小頭”，開始走一條變現更快、效果更直接的“流量變現”、“粉絲經濟”模式。
平心而論，流量不過是一種快速獲得關注的手段，只是要看掌握流量的人怎麼用它。明星看中的是名，名本質上就是一種流量，當流量變現越來越成熟，粉絲經濟成為主流，哪怕你演技不錯、樣貌出眾，沒有相應的流量造勢，也很難長久的紅下去。
就拿內地女明星來說，從范冰冰、趙薇那批70後女演員，到後來的楊冪、唐嫣、劉詩詩，再到鄭爽、楊紫、關曉彤這批90後，影視界“花旦”輪番登場，流量幫了大忙，影視劇“霸屏”成了主流操作。
這時再看港產片中的主演們，還是劉德華、古天樂、張家輝、梁家輝、吳鎮宇這批金像獎影帝的老面孔。從當年的“艷照門”之後，香港影視圈彷彿一下子塌了半邊天，本來前景不錯的張柏芝等港產女演員應聲倒下，再加上港姐造星、歌手造星風光不再，能獨挑大樑的後來者逐漸青黃不接。
坐擁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場的中國電影市場，電影工業的分工越來越細化，觀眾的觀影水平顯著提升，殘酷的市場競爭帶來了一系列優勝劣汰，香港導演們憑藉綜合能力把控了商業大片的半壁江山，但“陽盛陰衰”的香港演員隊伍和後勁不足的本港影視資本，早已不復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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