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黃薏橦責編 | 丁欣然排版 | 劉栩嘉以今年為例，截至10月8日，2019年的國慶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合計票房已突破48億，超過了2017年國慶檔整體票房，也收穫了極高的口碑，分別斬獲豆瓣評分8.0與7.0分，國慶獻禮片再一次“大獲豐收”。作為慶祝共和國生日的文藝賀禮，國慶獻禮片並非是這些年來才興起的新手段。事實上，國慶獻禮大片已然隨着共和國的成長，走過了與時俱進的七十年。往前倒數60年，1959年的國慶獻禮片《五朵金花》也曾引起萬人空巷式的熱潮。這部講述了白族青年阿鵬與金花在經歷種種波折後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愛情電影在46個國家和地區上映，彼時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數量僅有33個。飾演女主角的楊麗坤更是憑藉《五朵金花》和之後的《阿詩瑪》一躍成為當時的國民女神。
《五朵金花》女主角楊麗坤《五朵金花》作為一部反映白族生活的喜劇片，有着輕鬆浪漫的情節，載歌載舞的場景，秀麗的風光，充分地體現了“內容好、風格好、聲光好”的高標準。但同時，作為一部誕生於“大躍進”時期的國慶電影，時代氣息也潛移默化地移植在了電影的各處細節中。在“以鋼為綱”的工業方針下，社會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而在電影情節中，“社裡鍊鋼”則成為了最終推動男主阿鵬與女主角金花解開誤會的關鍵情節。電影的基調也與國家的發展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十年來，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經濟和社會面貌得到了明顯改觀，舉國上下都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勞動人民也充滿了幹勁。因此，《五朵金花》中處處都是高昂向上的情緒，即使是在男女主產生誤會，作為主線的愛情情節到達低谷時，主人公的精神仍是飽滿的，很快就投入了熱火朝天的勞動之中。而女主金花即使知道了誤會緣由，仍優先完成了白族節日慶典的舉辦，才去找情郎解開誤會。可見，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愛情與個人政治道路的選擇和思想境界的提升聯繫在了一起。影片中的五位金花與她們的伴侶不但是情投意合的愛人，更是工作上並肩的好夥伴。影片中的人物都為勞動人民，並未出現任何一個反派（即階級敵人），只有一個個陰差陽錯機緣巧合之下的誤會和好心辦壞事的“圍觀群眾”。這在當時大多以革命歷史為題材的電影中顯得獨樹一幟。1959 年前後是新中國歷史上國家電影主管部門領導和創作者之間關係最為融洽的時期之一，以夏衍為首的電影工作者們在1956年正式提出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將對祖國建設的滿腔熱情投入創作中，作為國慶十周年的獻禮片數量高達18部，這一年也被電影史學家稱為“難忘的一年”。但很快，這一局面即因大環境的變化而難以為繼，1969年的獻禮片也黯然無光，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才有所改善。政治氛圍的寬鬆再次給了電影創作者們高漲的創作熱情，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獻禮新片展映由此誕生。
電影《小花》的兩位主角唐國強與陳冲在國慶電影《小花》中，青年導演不但運用了新的電影語言，兄妹、母女等之間的生離死別及團聚和小花個人的成長也被置身於人民戰爭的背景之下，以兩戶人家的經歷反映出時代的主題。除了過去常見的人物對信仰的堅定熱情，更注重其細膩的感情和親人之間的羈絆。如陳冲飾演的小花親身母親周醫生，既可以看到她身上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戰士革命信仰的堅定，又可以看到她作為一個母親的柔情和對女兒的思念。革命者不再是過去那種“假大空”的形象，也有了作為普通人和人民群眾一樣的感情，顯得更加接地氣。時光輪轉10年後，相比於89年突飛猛進的經濟改革形式而言，國家對文化和電影的管理及電影生產體制的變革，顯得明顯滯後。鴻篇巨製《開國大典》正是在一片爭議中誕生。《他改變了世界》一書中提到導演李前寬在電影中將蔣介石描述成一個正常人而非過去影片中單純的惡棍形象，導致審查人員不允許公映，除非他將蔣介石表現得更加兇殘。堅持原本呈現方式的導演不但電影遭到擱置，自身更險些被扣上“親蔣”的罪名。直到李前寬在政治局常委李瑞環的幫助下，將影片為新上任的總書記江澤民等領導人播放並得到支持後，這部長達160多分鐘的電影才得以面世，其中古月塑造的毛澤東、孫飛虎塑造的蔣介石等人物形象皆成為影史上的經典。以《開國大典》為代表的獻禮片以堪比歷史紀錄片的敘事重現了新中國成立前的歲月，無疑對樹立起“新中國的建立來之不易”的觀念和穩定當時的思想風潮起到了作為政治宣傳工具應有的作用。同時，在領袖的形象塑造上，更加註重通過一些生動的小場景配合宏大敘事，不過分神化領袖，拉近觀眾與領袖的距離，建立起觀眾的心理認同感。
《開國大典》中飾演蔣介石的孫飛虎劇照與1959年時的觀眾們相比，1999年的許多觀眾並沒有親身經歷過新中國的初期建設，更不用說革命時的崢嶸歲月。至於曾經的英雄們，新一代的青年們也不再如老一輩那麼熟悉。對於1999年的觀眾們而言，隨着多年持續的經濟高速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革，娛樂才是絕大多數人觀看電影的重要目的，電影界也由此開始了將商業電影引入獻禮片生產的嘗試。諸如1999年馮小寧執導的《黃河絕戀》中就能見到一些商業化的元素：凄美的跨國愛情故事、吃蠍子等民俗奇觀、各種戰爭暴力場面，以及具有影響力的明星演員擔任主演。這些都體現了影片在政治的自覺下努力達成藝術和商業雙贏的嘗試。
《黃河絕戀》講述了八路軍安潔和美國戰士歐文之間的一段感情動畫片《寶蓮燈》作為99年的獻禮片之一，不但是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巔峰之作，也是國產動畫的一座高峰。姜文、寧靜、陳佩斯、徐帆等當紅影星紛紛參與配音。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其幕後配音演員陣容稱得上是群星璀璨。進入新世紀以後，國慶獻禮片大規模採用明星演員的趨勢更加明顯。2009年的《建國大業》，共有172位明星參演，上映時找齣電影中明星的遊戲甚至成為一個吸引觀眾進入電影院的重要原因。作為新時期主旋律電影的又一標杆，《建國大業》通過大批量明星的參演，利用明星效應和票房號召力，將商業性發揮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如此華麗的大片陣容下，影片取得了4億多的票房。在票房和明星陣容的背後，是國產電影體制的極大變革。細數之前幾十年的國慶獻禮片，皆由北京、上海、八一等電影製片廠製作，“長影”在《五朵金花》中更是頻頻出現，甚至可以算得上最早的製片廠“廣告”。為了適應現代人的審美習慣，《建國大業》相對於偏紀錄片風格的《開國大典》在情感表現上更加細膩外露，情節上也在史實上進行了藝術性加工和合理想象，製造了更加明顯的戲劇衝突，以達到吸引人的生動效果。如解放軍解放上海後，影片特意安排了宋慶齡天亮後走出家門的情節，她看見一排排剛結束戰鬥躺在地上休息的解放軍，為解放軍嚴明的軍紀和不打擾平民的精神所打動。宋慶齡主觀視角中看到的景象和對宋慶齡表情的近景特寫的切換，配合上煽情的音樂，既塑造了共產黨軍隊的正面形象，又為宋慶齡答應去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做了鋪墊，這是符合長期受電視劇影響熏陶、更加註重戲劇性和細節性的觀眾們的觀影習慣的。另一方面，隨着觀眾對於人物認知評價標準的多元化，在對國民黨一方人物的塑造上，影片獨具一格地為陳坤飾演的蔣經國安排了整治上海經濟卻在四大家族內部腐敗前無奈受挫的情節。拋開陳坤本身的顏值為角色增色不說，這確實是對過往扁平式人物的突破性呈現。聯繫蔣經國本人促進台灣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成績，這一不知真假的情節安排塑造了以往影片中作為蔣介石背景板的蔣經國不一樣的銀幕形象。2019年，隨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深入人心，中國的民族認同和愛國熱情又有了新的詮釋。從08年的奧運會到如今的女排世界盃，十年後的中國人更加地自信，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國家崛起的影響。像《我和我的祖國》這樣聚焦大時代大事件下普通人與國家之間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故事，成了越來越多國慶電影的選擇。在這樣的故事呈現下，觀眾們感受到的不止是一代代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更是人民的命運如何與國家命運、與時代洪流匯聚在一起，從而更加珍惜如今的生活。滄桑巨變七十年，變的是獻禮片們的表現形式，不變的是對祖國的讚歌。參考資料：[1]鍾大豐.國慶獻禮片60年巡禮(1949～2009)[J].電影藝術,2009(05):5-13.[2]尹輝. 2009年國慶獻禮片研究[D].山東師範大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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