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個好好的團隊，正把品牌口碑做強做大，非要獨自跑去拍無腦爛片？
為什麼相聲講得好好的，一家獨大幾乎壟斷國內相聲市場，非要過來搞電影？
因為能掙錢，可能電影跪了，但能把錢掙了。
可這是之前，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今年十一再也不見國產喜劇的身影。
至於以上問題說的是誰，其實好猜，前者
開心麻花的艾倫
，後者
德雲社的岳雲鵬。
前者今年拍了個
《人間·喜劇》
和
《跳舞吧，大象》
，後者今年拍了個
《鼠膽英雄》
。
這幾部電影皆口碑低劣，豆瓣評分：《鼠膽英雄》5.4分，《跳舞吧，大象》5.1分，《人間喜劇》只有可憐3.4分；
票房平平，《鼠膽英雄》剛剛過億，《人間喜劇》只過六千萬，《跳舞吧，大象》連四千萬都不到……
跪了，錢也沒掙着。
可怕的是，艾倫和岳雲鵬，這兩個難兄難弟在某種程度上，是當下還活躍在銀幕上的此類國產喜劇的
典型代表
。
今年，你要麼看他們的電影，要麼看不到其它同類型的國產喜劇。
慶幸的是，越來越多的觀眾開始選擇不看。
回顧近些年來，國產喜劇勢頭迅猛，不斷地刷新着本土喜劇類型的票房紀錄，前有《泰囧》（2012年）12.67億、《夏洛特煩惱》（2015年）14.4億，後有美人魚（2016年）33.9億、《羞羞的鐵拳》（2017年）22.13億、《西虹市首富》（2018年）25.47億等等，國產喜劇市場似乎一片大好。
直到去年十一的
《李茶的姑媽》
，這部仍然是當下喜劇界的中流砥柱“開心麻花”出品的電影，在上映一周口碑崩塌後，票房持續低走，最終以6億票房收官，比起兩個月前的《西虹市首富》，成績實在難看。
與之同時上映的
《胖子行動隊》
，命運更加不濟，沒能突破3億票房便草草下場。
但是，儘管《李茶的姑媽》和《胖子行動隊》的警示在前，國產喜劇的生產者們深有“行業精神”，並沒有打算停手的意思。
於是到今年，國產喜劇持續低迷，它們不再爭相刷新票房，而一再地刷新下限，讓意在電影院只圖一樂的
三四線城市
的觀眾們也無力買賬。
近年來，隨着電影院在小城鎮的普及，觀影群體的擴大，以及消費觀念的轉變，電影無論好壞，尤其是老少咸宜的國產喜劇，都有人買單，甚至還有機會成為爆款，賺個盆滿缽滿，
《前任3》
（2017年）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國產喜劇在《泰囧》大獲成功之後，成為國內保證票房的電影類型，電影人們趨之若鶩、一哄而上，迎來了一個國產喜劇片的黃金時代。
噴涌而出的質量參差不齊的國產喜劇，確實推動了該類型的成熟，帶動電影市場繁榮，但喜劇模式單一，缺乏類型創新意識，靠“
小人物、大逆襲、扮小丑、擦邊球、講段子、煲雞湯
”等固有的招數吸引觀眾，失去市場也是早晚之事。
如果說從去年的《李茶的姑媽》開始，國產喜劇進入深秋，那麼今年春節檔之後，才是真正的寒冬。
而今年由艾倫主演的《人間·喜劇》和岳雲鵬主演的《鼠膽英雄》就是寒冬里的一陣寒風，吹了個白茫茫的大地真乾淨。
這兩部電影及時地暴露了國產喜劇電影敘事結構的混亂、人物塑造的乏力，以及電影生產方急於追利，而用花哨的“
表面喜劇
”來搪塞觀眾的普遍缺乏喜劇精神的不堪局面，並作了很全面的總結。
《人間·喜劇》是一部沒有下限的電影，它不僅涵蓋了國產喜劇的所有缺點，還“別有建樹”，用不知所云的劇本拍了一部混亂無比的電影，最後試圖用所謂“正能量”的情感機制將全片的混沌引向和解，令人髮指。
最可怕的是，此片的導演，是曾與
鞏俐
兩度合作過《漂亮媽媽》（1999年）與《周漁的火車》（2002年）的
孫周
。
不過在《人間·喜劇》之前，孫周導演還拍過一部名為
《不可思異》
（2015年）的奇幻大片，豆瓣3.9，票房1.11億，算是給我們預設了一個心理緩衝。
原來孫周導演早就提醒我們，
不用腦子拍電影，是走不遠的。
這部集粗製濫造之大成的《人間·喜劇》，講述了一個身陷經濟困境的小人物和失寵的富二代在黑幫的威脅下，製造一場假綁架案以騙取富一代的贖金的故事。
首先在敘事上，影片採用多線敘事，結構複雜，時空交錯，副線諸多，表面上是一部懸疑喜劇，或者可能還想來些暴力美學、黑色幽默，但看完只能讓人覺得眼前一黑，承受了不該承受的精神暴力。
因為你根本搞不懂，這群不停奔跑的人，到底在幹什麼。
有人說多線敘事的複雜結構是對
寧浩的“瘋狂”系列
的借鑒或“致敬”，實在言重。
比起模仿，這部電影更像是用類型的邊角料胡亂拼湊出來的，結果終於湊夠了90分鐘，發現它還是邊角料。
“小成本喜劇……主要以惡搞、戲仿、拼貼、狂歡化、無厘頭等為主要手段來製造喜劇效果，喜劇噱頭往往可以獨立於情節之外展示……這種喜劇因為大多是以直接滿足快感消費為導向的文化產品，搞笑技巧模式化，投資成本低廉，易於盈利。”（來自楊柳：《消解與惡搞的狂歡——國產小成本喜劇電影與青年亞文化》）
也就是說，此類電影製造的喜劇效果不用經過大腦思考而直接帶來感官上的娛樂，它既能滿足大部分觀眾，又能降低成本，多快好省。
而《人間·喜劇》試圖用小成本複製類似於《瘋狂的石頭》這種另類的小成本喜劇爆款的成功，還相去甚遠，畢竟中國只有一個寧浩。
整部電影從劇本就開始垮掉，妄圖用複雜的故事結構製造懸疑，吸引觀眾，在主線故事都無法邏輯自洽的情況下，成功地起了反向的作用。
強行插進來的副線，不僅不參與主體敘事，還分散敘事精力，拖沓敘事節奏，除了湊時間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為了讓觀眾看到這是一部喜劇，電影還需要時不時地製造喜劇場面，但不是通過“惡搞、戲仿、拼貼、狂歡化、無厘頭”等手段，而是通過製造混亂。
注意，此處的混亂不是“狂歡化”的一部分，不是巴赫金所說的，“用身體的解放來對抗社會秩序、道德、規訓”，而是非常單純的混亂，其表現形式單一、毫無章法可言，即在不可捉摸的衝突爆發時，讓人物奔跑。
追人時要奔跑，被追時要奔跑，情節向前推進要奔跑，情節停滯時，要製造機會奔跑。
另外，電影情節之間，表面張力不足，更無內在聯繫，在“奔跑”敘事中到達影片的虛假高潮時，又開始情感先行、強行煽情、試圖共情，結果只能捉襟見肘。
敘事是沒救了，人物呢？
人物時刻處於自我陶醉，除了喊口號、講情懷製造尷尬之外，沒有任何行動力可言。
除了漏洞百出毫無邏輯可言的劇本，電影還“保留”了多處穿幫鏡頭，並反覆使用同樣的廉價素材，以及非常不流暢的剪輯、巨水無比的後期配音……
簡而言之，《人間·喜劇》這部電影，一無是處。
既然一無是處，又為什麼要提它呢？
因為這部電影最大程度地暴露了國產喜劇的問題，為今年頹勢且低產的國產喜劇提供了及時的、有力的反面案例。
導演孫周說，他希望能在電影里建立一種敘事方式，很貼近生活，人物碰到的問題，肯定是生活當中我們也會碰到的問題；
他還希望用戲劇性的框架，將生活的本質的荒誕性和驚喜無常的那種活躍結合起來，小巧活潑，以小見大。
顯然這些我們在電影中並沒有看到。
但就《人間·喜劇》作為電影的存在，倒是在某種意義上“將生活本質的荒誕性和驚喜無常的活躍”展現出來——
都2019年了還有人在試圖通過這種水平的電影掙錢，也是荒誕無比。
而沒有沈騰或者馬麗加持的艾倫，舞跳完之後，真的需要冷靜一下。
岳雲鵬主演的《鼠膽英雄》雖然也問題諸多，但沒前者那麼過分，起碼有個能入眼的
外部包裝
。
敘事上，電影模糊了故事背景，也更能放得開手腳，脫開現實生活的束縛，在整體世界觀邏輯在線的前提下，適度誇張的笑鬧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可惜的是，我們扒開這些笑鬧，竟發現裡面什麼都沒有。
為了喜劇而喜劇，犧牲太多，只能徒留空殼。
電影講述了岳雲鵬飾演的幫派小弟在確診癌症後一心求死，卻歪打正着成為警界傳奇並最終擊破整個毒品網絡。
整部影片在多個平行的鬧劇場面中，用毫無邏輯的巧合連接，再套上一個老套的情節反轉，危情時刻又刻意煽情，最後試圖通過個人之間的對決解決所有衝突，強行結尾，輸出平庸的價值觀。
雖然編劇設置了大量笑點，卻與整體敘事脫節，濫用誤會、巧合、意外推動情節發展而缺乏宏觀的節奏，讓影片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小品的大雜燴。
人物塑造方面，岳雲鵬在影片中依舊貢獻了相聲式的表演，儘管適合此類角色，但人物動機的缺失與過於平面化的人物形象，使電影看似是弘揚小人物的精神信念，實則誇張乖僻，最終還是類型開道，概念先行，整體浮於表面，空有聲色。
甚至，電影物化女性形象，女性角色的人物背景與人物性格嚴重脫節，徒留人物的敘事功能性而看不到一絲個體性，成為一個遊離於內在敘事之外的視覺看點。
相信很多觀眾看完電影之後，都會對佟麗婭飾演的杜卿印象深刻：美麗迷人，性感妖嬈，一個飽滿的情色符號，一個真正的花瓶。
其他人物形象也游移不定，要麼像是戴着面具的小丑，要麼莫名轉變，前言不搭後語，混在鬧劇之中，一切為搞怪服務。
導演
束煥
，曾參與編劇徐崢的“人在囧途”系列，也算是開啟國產喜劇黃金時代的佼佼者，深諳國產喜劇市場的運作形式與成功法則。
但《鼠膽英雄》作為他的第一部導演作品，顯然沒有任何類型上的突破。
一味遵循爛熟的喜劇模式，在國內電影市場的安全區內，拒絕任何形式的改變，安於現狀，註定隨着新的觀眾群體水平的逐漸提高與類型市場飽和後的反彈而走向失敗。
或許我們還能從主創名單中的監製郭德綱看到某些暗示。
這位國內相聲領域的霸主不堪觀眾對其“總是出演爛片”的指責，決定導演一部電影，為自己正名，於是就有了後來岳雲鵬主演的《祖宗十九代》（2018年）。
這部電影果然還是證明，郭老師更不適合導演電影。
雖然德雲社沒有把自己電影品牌推出去，但是近年來岳雲鵬在各類喜劇電影中的頻繁亮相，說明其它圈子都想在國產喜劇票房勢頭正猛的時期分一杯羹。
馮小剛的“
馮氏喜劇
”從1997年《甲方乙方》的賀歲伊始，在經歷近二十年的超長生命周期後，由於喜劇觀眾結構和市場需求的轉變，悄然退場。
當類似“馮氏”知識分子式的喜劇在大批新觀眾面前失去其笑的機制時，市場便倒向沒有觀影門檻的大眾喜劇，只為會心一笑成為最大需求。
沒了門檻，各路喜劇人都紛紛趕來，國產喜劇電影一度層出不窮。
除了有開山意義的“人在囧途”系列，還包括以趙本山、小瀋陽等為代表的小品演員，“在2010年前後試圖在小品和電視劇的巨大成功基礎之上進軍喜劇電影”，試圖將風靡一時的
“趙式”喜劇機制
，複製到喜劇電影之中；
以
董成鵬
為代表，脫胎於網絡系列短劇《屌絲男士》的喜劇電影《煎餅俠》也一度在暑期檔獲得票房上的成功；
以及後來把現成的舞台劇IP搬上大銀幕的開心麻花，都在不同時期霸佔過國產喜劇市場。
但現在，當觀眾只為一笑的消費心理逐漸失效後，人們更願意去看能在笑了之後獲得一些啟發的、稍微有一些深刻意義沉澱的國產喜劇，以上各路形式不同但其實同質的國產喜劇也就漸漸失去其吸引力。
而且，隨着觀影經驗的豐富，大批“40歲以下的，未受過高等教育，工作不穩定，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中國電影的新的影院觀眾”也不再盲目觀影，一旦電影口碑不佳，便會立馬反射到票房表現上。
學者尹鴻曾說，由於喜劇片的普遍成功，很可能會帶來中國小成本電影越來越喜劇化的傾向，過多的影片互相模仿，題材缺乏創意，將產生大量的垃圾。
如果垃圾有市場，國產喜劇會繼續生產垃圾，如果失去了市場，那麼垃圾會越來越少，就像今年一樣。
像是《人間·喜劇》這種還妄圖在逐漸收縮的良莠不齊的國產喜劇市場中投機的電影，註定不會生存，作為影片最大票房號召力的艾倫也必將受到波及，隨後《跳舞吧，大象》不到四千萬的慘淡票房，就是及時的佐證。
畢竟，他還沒有成為下一個沈騰，但作為獲得一定認可的喜劇演員，還是要先學沈騰，愛惜一下自己的羽翼。
至於岳雲鵬，也是殊途同歸，將自己變成一個商品過度消費，也最終會被電影觀眾拋棄。
類似《鼠膽英雄》這種從類型、風格等方面高度重合的國產喜劇，對觀眾來說再無新鮮感可言，大量同質化的影片帶給觀眾對當下國產喜劇的刻板印象，不僅會異化審美，還會讓整個國產喜劇類型市場疲軟。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它們在今天的失利，也表達了觀眾對更優質的國產喜劇的訴求。
而像還在生產類似《人間·喜劇》這種粗製濫造，試圖用熱門的喜劇卡司、獵奇的故事與套路滿滿的敘事手段，以及聒噪無比的喜劇場面和極具欺騙性的聲色擦邊球，在無腦國產喜劇黃金時代的末班車上再掙一筆的電影製作者們，不是貪婪就是愚蠢。
*參考資料：
楊柳：《消解與惡搞的狂歡——國產小成本喜劇電影與青年亞文化》；
媒介之變（大風號）：《越笑越尷尬，國產喜劇電影的類型創新困境》；
悅幕電影觀察（百度）：《國產喜劇折於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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