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就有了電影情結。1946年左右，我大概11歲的時候，就開始每天爬電影院窗戶去看電影。因為電影院是用黑布遮着光，我就要把那個黑布拉開才能看到裡面，很累的，手還要拽着窗戶的鐵欄杆，就這麼看。那個時候我心裡頭就埋藏了一個電影情結：我長大了一定要搞電影，一定要搞真的、善的、美的電影。1952年，我在蘇州美校看到了剛成立的一個電影卡通專業，電影兩個字對我很有吸引力。我考這個就可以進到電影系統里去，我一定要考。我就這樣讀了動畫的科班，我們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一屆動畫專科畢業生。畢業之後，我進了北京八一電影製片廠。1952年，八一電影製片廠剛剛成立，我們一共才60個人，我就是60人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剛進入八一電影製片廠的王靜珠改革開放之後，我又到了廣東。電影《特區打工妹》描繪了廣東的特色——“打工妹”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的人群。我為什麼要寫這部片子呢？因為我在火車站看見了一對十八九歲的女孩子，拿着行李在火車站坐着。我問她們：“要去哪裡？”“去深圳。”“幹嗎去？”“打工去。”“你們過18歲了嗎？”“快了。”其實有的人還沒有過18歲。她們就為了擺脫家鄉的貧困，18歲就出來找工作。這群人蓋起了高樓大廈，付出了自己的心血，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深圳。
我們寫《特區打工妹》的過程也相當艱苦。我們第一次去到日本松下的大廠，那裡有大量女工，但是一開始不讓參觀。我和張良要去看，不讓看，大門關着，從來不接待記者。一次阻撓，二次阻撓，就是不讓看。後來第三次是他們主動來請我們，因為聽說張良導演來了，願意為張良導演開門。我們就進去看，那些孩子們都在那裡打工，在流水線上工作，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張良和王靜珠夫婦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深圳的打工妹是相當辛苦的，她們的貢獻非常大。我在寫《特區打工妹》的時候，就想要告訴孩子們，你們去了深圳要接受考驗，要自強要自立。我特別表達了一種“盜火者”精神，去了深圳要去學習、去“盜火”，要把“聖火”偷回來去建設家鄉，這才是我們擺脫貧困的出路。電影里的最後一場戲“打工者之歌”，就特別談到我們要建設家鄉，讓它也跟深圳一樣富強。我獲得的一切不是因為我能幹，而是因為時代造就了我，我覺得我碰到了很好的時代，而且現在越來越好。我認為我生的很逢時，一切都正好。編導：蔣毅採訪：黃勇攝像：張保平 陳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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