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市民在北京市海淀區騰達大廈內的一家健身房內鍛煉。新社記者 侯宇 攝
中新網客戶端北京8月7日電(李赫)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2020年的一切都如此特殊，就像這個即將到來的全民健身日。第12個全民健身日的特別之處更在於，過去的幾個月里，體育以一種更加回歸本源的方式，陪伴在人們日常生活左右。
一段時間內，隨着人們的居家“抗疫”，因春節假期而暫停的CBA聯賽、原計劃春節後開賽的中超聯賽等職業賽事，都陷入了漫長的休眠期。更大範圍內，大多數文體活動也都被按下暫停鍵。在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面前，生命之外的一切都被排在了次要位置。
但就像足壇名帥克洛普曾說的那樣，體育是那些不重要的事情當中，最重要的一種。
天津體院專家提供居家健身方案。圖為由譚思潔教授創作的自身抗阻與拉伸練習。(動作示範者為藝術體操國家級裁判崔荔) 曹立全 攝
2020年1月30日，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廳就下發了《關於大力推廣居家科學健身方法的通知》，要求各地體育部門結合當地實際，推出簡便易行、科學有效的居家健身方法，倡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時期的科學生活方式。
有相關調研表明，在此次疫情暴發後，參加居家健身的人數上升了11%以上。以此為帶動，民眾參與體育的比例也明顯上升。該調研結果還顯示，有接近6成的民眾認為自己會選擇健身活動來排解負面情緒，同時有半數的採訪對象認為，居家健身強化了其正面情緒。
即使不依賴這些數據，體育在疫情時期的角色回歸，也能被明顯感知。武漢方艙醫院中，醫生、護士帶領患者練習太極拳、健身氣功和廣場舞的畫面如今仍歷歷在目。在感慨於醫患溫情的同時，這些強度不大的有氧運動，也正是作為復健手段的一種，介入“戰疫”康復治療。
資料圖：在武漢大花山方艙醫院，醫護人員帶領一批患者積極“解鎖”太極拳技能。後面，醫護工作者還將視情教授五禽戲、八段錦。 張明 攝
疫情的襲來喚起了人們的健康意識，“體育促進健康”的觀念被強化到大眾視野核心位置，體育強身健體的功能被再次放大。隨着疫情防控常態化，這些需求將持續存在甚至增加，也將更加多元化。
根據《全民健身計劃(2016-2020年)》，到2020年，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將明顯增加，每周參加1次及以上體育鍛煉的人數達到7億，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達到4.35億，體育消費總規模將達到1.5萬億元。有媒體不完全統計，四月底前，全國有3個省份和15個城市發放了體育消費券。
由此可以預見，在多方面的作用下，在疫情最終告一段落之後，體育參與的需求有可能進一步迎來井噴式發展，而這也將對體育供給提出更高的要求。
以疫情期間為例，體育供給的網絡化曾與居家健身一同蔓延開來，極大地滿足了運動空間受限條件下的體育需求。
圖為居家體能訓練。 雲南農業大學供圖
在《關於大力推廣居家科學健身方法的通知》下發後，體育管理部門、體育院校、體育傳媒機構以及各類健身軟件和微信公眾號，都推出了各類健身教程、運動指導視頻資源向公眾開放，高水平運動員也紛紛入鏡。湖北籍奧運冠軍楊威就帶着妻子楊雲、兒子楊陽洋一起在家中示範鍛煉上肢力量、下肢平衡性、全身柔韌性的各種動作。
一份調查顯示，分別有34.4%和24.9%的受訪對象利用視頻類應用和社交類應用，作為體育類信息的獲取渠道。互聯網經濟通過智能化的方式改變着體育活動對時間和空間的原有依賴。借勢火熱一時的“朋友圈體育”，也定然影響未來體育產業發展的格局。
不過在這樣火熱的社會體育行動中，龐大的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卻似乎沒有發出與自己體量相符的聲音，這部分體育專業指導資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被打上了一個問號。同時有研究顯示，居家訓練人群中，19.8%的人無固定健身內容，反映出部分人群在居家健身時存在盲目健身和無效健身的情況。
資料圖：4月26日，拳擊健身教練伊力夏提(右)帶領學員在北京龍潭公園內練拳。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伊力夏提所在的健身俱樂部暫時停業，他帶領學員在公園堅持鍛煉。中新社記者 富田 攝
如此供求差，便是問題所在。有學者在文獻《新冠肺炎疫情期體育行動消解社會焦慮的社會學審視》中指出，200多萬人的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除少部分人在廣場舞等一些活動中給予簡單動作指導外，大部分社會體育指導員缺乏健身方法創新與推廣、策劃製作線上課程、網絡直播的知識和能力。
2015年發布的《全民健身活動狀況調查公報》顯示，20-29歲人群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百分比最高，為48.2%，70歲及以上人群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百分比最低，為26.0%。
無論是體育健身資訊在疫情期間的網絡化普及，又或是居家健身的風靡，都與切合中青年人群的資訊接收習慣和特點脫不開關係。因此，體育指導員隊伍的“轉型升級”也成為必由之路。
資料圖：5月4日傍晚，在武漢長江大橋武昌橋頭堡，市民正在跳廣場舞健身。隨着疫情防控形勢好轉，武漢市民的生活日常正在逐漸恢復。 中新社記者 張暢 攝
實際上，這正是網絡時代與大眾體育碰撞而產生的“痛點”之一，健身也好鍛煉也罷，都亟需在指導形式和渠道上繼續創新。由此，龐大的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也是拓展體育供給渠道時，亟待盤活的重要“資產”。
這個隊伍可以被視為“國家體育治理體系”的“最後一公里”，是體育治理能力改善的微觀基礎。社會體育指導員培養和運行體系的稍顯滯後，反映的是體育治理體系改革需要向更基層滲入，治理關口向更下方轉移。
資料圖：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能展示大賽在呼和浩特進行，參賽隊員以中老年人為主，健身氣功、健身球、秧歌、廣場舞等項目紛紛上演，並展開角逐。中新社記者 劉文華 攝
這也是《“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廣泛開展健康社區、健康村鎮、健康單位、健康家庭等建設”要求的題中之義。
體育一度承載着很多，它可以是一種力與美的藝術體驗、可以是茶餘飯後的娛樂消遣、可以是一項產業，也可以是個人、集體甚至國家的榮耀。但在疫情的爆發為世界體育按下暫停鍵後，體育開始回歸本源，成為以運動為手段、追求健康，調節情緒的重要途徑。
在全人類面對挑戰的時刻，在這個不同以往的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與全民健康更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而這，恰恰正是體育最初的“原力”和“初心”。(完)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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