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港區國安法刊憲生效;7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正式揭牌成立!
從港區國安法落地,香港特區政府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立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律政司就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設立專門檢控科、行政長官依法指定國安案件審理法官,到中央設立駐港國安公署,這一連串的“組合拳”,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執行機制已基本形成,香港已經告別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史。
但反中亂港勢力並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還在負隅頑抗。
7月1日,亂港頭目們雖嘴上說“割席”、“退圈”,但依然煽動炮灰上街非法聚集、展示毒旗標語、襲擊對抗警察,黎智英、何俊仁、林卓廷等人擺街站“示威”,羅冠聰視頻連線乞美要求“幫助”暴徒,公然對抗國安法。
7月2日,陳淑庄、郭榮鏗、涂謹申等人舉行記者會,污衊香港國安法破壞“一國兩制”,“中央不再信任港人”,“香港國安法會影響所有人,甚至包括台灣人”等等。香港大律師公會也跳出來“顯示專業”,“憂慮”香港國安法“侵蝕港人自治,損害司法獨立及港人基本自由權利”,並造謠“部分案件在內地審訊,難以確保被告權利及獲得公平審訊”。
7月3日,一署名“呂秋遠”的“台灣律師”在網絡媒體分析“港區國安法”,說什麼“出門散步,會認為你要遊行顛覆中央”,“反正我說你有罪就有罪,可以在內地受審,由內地人民法官審理,這種情況下,每個都認罪,每個都是反革命”,並企圖打造“台獨港獨命運共同體”共同對抗“港區國安法”;之後的網絡上,已出現亂港分子開始研究進行“貨幣抗爭”的跡象……
7月7日,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在facebook發貼文,鼓吹繼續抗爭“街頭、議會、國際、工會戰線,缺一不可”,同時明確“工會戰線”具體任務:“在職場,團結同路人;在行業,打擊紅色資本;全香港,邁向大罷工;在國際,推進民間外交”。
7月8日,國安公署掛牌後,香港某黃媒發布港獨分子黃之鋒文章,污衊中央駐港國安公署“霸佔整棟維景酒店作部署”,“不知拉人封艇的計畫,會在何時開展”,同時表示自己“坦然無懼”,文章重點落在了“最後不厭其煩的說,(立法會)初選投票要緊”。
國際上,亂港勢力洋主子們繼續對香港國安法指手畫腳、說三道四。
美國通過所謂的《香港自治法案》,赤裸裸干涉別國內政,以圖保住自己在港政治利益。該法案聲稱要”制裁“危害香港自治的個人和公司,並限制這些人員進行美元交易。
看到大哥動了,一貫善於當跟屁蟲的加拿大政府也決定“會視出口敏感物資到香港與中國無異,同時禁止向香港輸出敏感軍事用品”,並表示暫停加拿大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
除了上述老掉牙的陰招歪招“掣肘”“制衡”港區國安法外,亂港“後台國”已加快藉機煽動香港財富和人才資源外流,妄圖“做空”香港並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經濟。
英國首相約翰遜7月1日在國會發言時,提出了BNO持有人明確入籍途徑,聲稱最快5年可申請成為“英國公民”。
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7月2日提出,澳洲正考慮向港人提供“避風港”計劃,準備向香港“難民”發出臨時庇護簽證( temporary protection visas),讓“難民”可以在澳洲居住長達3年。7月9日,莫里森又宣布暫停執行與香港的引渡協議,並為港人提供“移民計劃”——對來澳的香港人延長簽證居留期限至五年,其後可以申請永久居留。並表示澳洲同時將研究新措施和安排,吸引出口主導的香港企業遷至澳洲。
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止暴制亂會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國內外反動勢力不會善罷干休,他們會千方百計繼續想方設法禍亂香港、掣肘中國發展。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只是良好開端,支持香港更好地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面對香港歷史與現實交織的治理困境,我們需要從更深層面去探究香港亂局原因,並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需要正視香港的人群和社會結構的複雜性。英殖民下的遺老遺少、新中國成立後逃亡至此的漢奸、特務、反動會道門頭子,以及國民黨軍警政等人員,都是天然的仇中人群;英殖民者的埋雷植毒式的反中宣傳,讓香港許多人對內地、對國家有懷疑、疏離、排斥乃至仇視心理,香港回歸後的身份認同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修例風波期間,反對派能裹挾民意在區議會選舉中獲得大多數席位是絕非偶然的。
我們需要正視解決“一國兩制”推進中面臨的認同困境。香港社會內部,特區政府、建制派、反對派、知識工商界精英群體、普通民眾等,對中央全面管制權、特區管治權看法不一,對“一國”與“兩制”之間的關係意見難以認同。這種差異性的認知,已經反映到了香港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之香港回歸後沒能及時糾正殖民地時代的官商共治模式,中央惠港紅利和經濟發展成果沒有普惠大眾,貧富差距日益懸殊這一結構性矛盾被投射到“一國兩制”框架內,結果是讓國家成為其矛盾真正製造者的“替罪羊”!正如國際知名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教授所言,香港治理需要在人心、認同方面實現“二次回歸”。
我們需要着力修補受“非法佔中”、“修例風波”等事件影響加劇的社會撕裂。政治價值取向不同,已經影響到社會最小單元家庭的穩定。修例風波中,泛暴力、支持”抗爭”一度成為年輕人的“政治正確”,再加上“暴力可以解決問題”“有案底讓人生更精彩”等妖言蠱惑,香港許多年輕人對國家認同度低,甚至以“光腳香港、時伐革命”為人生追求。在此種形勢下,如何增加政治互信、強化交流溝通,特別是加強對香港未來一代青年人的國家認同引導,都時刻考驗政府的政治智慧。
我們需要迫切解決香港社會所面臨的民生困境,特別是貧富差距懸殊,階層固化問題,以贏得民心。港英當局在香港回歸前,故意放任地產財團壟斷,造成了香港現在非常畸形的經濟結構,產業空心化和泡沫化嚴重。本世紀初香港也沒有與時俱進的完成知識經濟的轉型,沒有培養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在此種情況下,如果硬生生的進行利益再分配來解決民生問題,不可避免會動搖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增添新的不穩定因素。對此,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既需要照顧到方方面面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又需要照顧絕大多數民眾對自由、發展、安全、法治等現實問題的關切。
我們需要着力解決香港的教育問題。在2019年英國 Quacquarelli Symonds發表的年度大學排行榜中,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均在TOP50之內,可惜中西文化交融下得天獨厚的優質教育資源並沒有發揮真正的育人作用,大學教育對國民認知和愛國情懷方面的缺失,讓香港一些大學曾成為修例風波中的暴徒根據地。同時,香港高中及以下的教育體系中,也是黃師遍布、教材政治傾向嚴重,對香港青少年的荼毒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強化國民意識而不矯枉過正,不干擾正常的教育科學理念、創新方法技術,繼續保持香港教育獨立研究等學術氛圍情況下,如何促使愛國教育、法治教育與知識教育三頭並進,矯正歪曲的歷史觀、扭曲的是非觀,普及正確的國家民族歷史,激蕩家國情懷和“我是中國人“之烙印,都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到香港的未來。
當下之香港,極像一個身患重病的病人。病毒藏於身體內,不只是破壞,甚至還在驅趕原本中立或者對身體有益的細胞互相殘殺。我們要學做高明的醫生,使用香港國安法這劑藥引,輔以各種醫療手段,積極開展針對性治療,還病人以健康。
因為,香港經濟特殊的區位優勢、國際影響力以及歷史和現實貢獻,特別是香港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中國企業海外融資、離岸人民幣業務等方面具有的獨特優勢,都是其推行“一國兩制”的重要基礎。
7月初的香港,雖然還有亂港勢力攪局,但依舊不能阻擋特區迎來祥和的曙光。
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香港特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在駐港國安公署揭牌儀式上的致辭所講,“有香港國安法保駕護航,有駐港國安公署和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攜手努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一定能夠得到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一定能夠不變形、不走樣,不斷煥發新的生機”!
願國安法護佑下的香港,行穩致遠,明天更美好!
(原標題:“二次回歸”,香港治理依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