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月25日韓國中央防疫的通報，
韓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達到977例，死亡11例。
在短短不到一周內，韓國新冠疫情井噴式爆發，
在疫情最嚴峻的大邱市，
當地民眾排千米長隊買口罩。
回頭看5年前，
2015年5月到7月，
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曾經席捲韓國，
共計186個確診病例，造成38人死亡，
一度迫使上千所中學、小學關停。
韓國作家金琸桓以MERS的受害人為背景創作記實小說
在各界關注確診數字、死亡率、
經濟影響、恐慌之下，
韓國作家金琸桓看到了一個又一個無助的病人，
他們沒有名字、不敢曝露身份，
留下的只有編號：
1號病人、2號病人……
於是他以MERS病患真人真事為來源，
創作了紀實小說
《我要活下去：MERS風暴里的人們》
“我一直堅信文學應該站在
窮苦、弱勢和受傷害的人這邊。
不僅文學，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這樣。”
今年1月初，該書的中文譯本出版，
一條專訪了作家金琸桓，
從MERS到新冠病毒肺炎，
每個普通人，到底遭遇了什麼？
自述 金琸桓 編輯 白汶平
金琸桓關心社會議題，並通過寫作為弱勢發聲
韓國作家金琸桓1968年生，被譽為“開創韓國歷史小說新局面的作家”。他擅長以社會中的真實人物為原型，創作紀實小說。曾兩次以“2014年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為來源創作，《不滅的李舜臣》《黃真伊》等多部小說被改變為影視劇。
2016年，他開始籌備以MERS受害者為背景的小說《我要活下去：MERS風暴里的人們》。除了搜集海量資料、查看新聞報道，還探訪當年經歷MERS的病患、家人、醫護，在小說中還原他們遭遇的困境、當時社會的氛圍，及反思到底誰該為此負責？
2020年1月，《我要活下去：MERS風暴里的人們》中文譯本出版時，遇上了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傳播。作家金琸桓原計劃2月7日出席台北書展時，接受一條團隊專訪拍攝，沒想到書展因為疫情延期，我們改用郵件採訪金琸桓。
從2015年的MERS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面對疫情災難時，社會做得更好了嗎？
以下是金琸桓的自述。
圖片來源: KIM HONG-JI/REUTERS
傳染病結束了，但人生依舊繼續。
我想把MERS事件寫成小說，是在2016年的晚春。距離2015年5月，名為“中東呼吸症候群”的傳染病席捲韓半島已經一年。很多MERS受害者都不願受訪，我好不容易聯繫上幾個人，他們委屈地哭訴着MERS是如何毀掉自己的人生，卻仍不願跟記者見面。
他們說，如果網友要肉搜，就沒有能隱瞞的事——誰都不想再次被貼上MERS病人的標籤。
我重新看了2015年與MERS相關的新聞和電視節目，與政府、地方政府和醫院的醫護人員有關的內容多不勝數，報導MERS受害者的卻少之又少。就算有，內容也多半是按照確診順序編碼後、住進隔離病房發生的事。
他們作為自由的個人、社會共同體的一分子，卻沒有報導這些人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
為受害者立傳：
希望他們作為個體生命被記住
於是我開始着手寫受害者的故事。在說出“不會遺忘、會永遠記住”之前，我們需要知道應該記住什麼，必須找回“人”，而非“數字”。
最初幾個月，我也很擔心無法提筆寫出這部長篇小說，因為在取材過程中，腦中沒有浮現出組成小說架構的場景，想寫和能寫是兩回事。就在我決定放棄時，遇到了重新點燃火種的有緣人，在很多人的幫助下，我與受害者見了面。
我很感謝那些跟我見面和未能見面的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正式組成MERS受害者的團體，我很能理解他們那種複雜的心情和面對的現實。人們被狹隘地劃分出正常與非正常，而被劃分在非正常里的這些人，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貼上標籤、受到厭惡。
正因如此，我覺得很難直接用現實的人物、事件和背景去創作紀實文學。雖然我將自己見過的這些人更改了設定，但仍希望原原本本的寫出他們的痛苦，那些有時是嘆息、有時是淚水、有時是悲鳴、有時是掙扎、有時是沉默的痛苦！
我長時間地凝視他們，聆聽他們，一起查閱資料、進行實地考察。這過程讓人感到悲涼，“如果這裡不是地獄，哪裡才是地獄？”、“那地獄現在也還在持續”……這些話語和嘆息，深深刺痛着我的心。
圖片來源: AP
那些“感染過MERS”的人們，
與不忍卒睹的人生
巨大、冰冷的高牆暴露了出來。
國家和醫院不承認錯誤，因為不承認，所以沒有任何補償和賠償，這種方式對因傳染病失去一切的人何其殘忍。 絕大多數受害者都不具專業醫學知識，很多人一輩子沒上過法庭，對法律知識也一無所知。
傾吐委屈的痊癒者和遺屬，記不清楚在隔離病房接受過怎樣的治療，病人的病情何時開始惡化或惡化的程度。他們只記得好好的一個人在短短十天、半個月內，不斷在死亡線上掙扎，過程卻說不清楚，這又讓他們陷入深深的絕望。
生與死不能交給運氣。只因自己沒有感染，只因自己沒有搭乘那艘船，就覺得自己很“走運”的想法，未免太過淺薄且愚蠢。況且不向陷入水深火熱的人伸出援手，反倒排斥他們，這絕非共同體的意義。
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和《火星救援》之所以觸動人心，正是因為社會共同體沒有放棄個人，沒有用經濟損失和成功的可能性高低，去衡量該堅守的價值。
我們沒有去守護受害者，沒有人去阻止對隔離者的批判，甚至試圖把受害者變成加害者，“超級傳播者”一詞就是典型的代表。受害者面對突如其來的傳染病，光是戰勝病魔就已經力不從心了，那些謠言，更將他們傷得千瘡百孔。
我們也沒有啟動“社會安全網”。社會沒有盡全力去幫助那些因MERS失去親人的遺屬和勉強才痊癒的病人，沒有人向他們解釋，為什麼心愛的人會感染MERS、會離開這個世界，也沒有任何政策能幫助那些被迫丟掉工作的人，更沒有積極為這些人治療心理創傷。
他們期盼痊癒後能回歸正常生活，但“感染過MERS”毀了他們往後的漫漫人生，不忍卒睹。
日復一日地墜落、墜落再墜落！但無論在哪裡，都沒有能夠阻止墜落的網。
從MERS到新冠病毒：
我堅信文學應該站在弱勢、受傷害的那一邊
2018年9月8日，韓國再次出現 MERS確診病人。
雖然預想到這個傳染病還會再次出現，但沒想到它會在3年後，我推敲這部小說時再次出現。幸好這次的初期應變和防治很成功。
那天的新聞播出後，我接到先前MERS受害者打來的電話。他們抽泣着問我，為什麼現在防治能成功，三年前卻失敗了？如果像這次立刻公開醫院的名字，就不會痛失親人了。
防治“失敗”令很多人喪生、受傷，這些受到傷害的人正在向國家和醫院提告。他們不得不離開原有的家，搬到陌生的地方，還要自費去心理治療。雖然這些人的人生樣貌都不同，卻都一樣還生活在痛苦中。我們不能把這件事只看作個人的不幸。雖然2015年時，我們沒有關注那些在黑暗深淵痛苦的人們，但至少現在應該去關懷、擁抱他們。
金琸桓一直和探訪過的MERS患者保持聯繫
從22年前首次出版長篇小說，我一直堅信文學應該站在窮苦、弱勢和受傷害的人這邊。
不僅文學，社會共同體也是如此，屬於共同體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這樣。我們不該只去忘卻、遠離，應該去聆聽、撫慰因MERS受傷害的人們。守護那些很想大喊“我要活下去”，卻被強制沉默、充滿恐懼的人們。
圖片來源：ED JONES/GETTY IMAGES
而這一次，此時此刻，新型冠狀病毒侵襲全世界，包括韓國。早前看到韓國民間因為疫情發起“禁止中國人入境”呼籲的新聞，無知會放大恐懼，放大的恐懼會延伸為憎惡。我們本就不應該以這種憎惡去責難被感染的人、感染的地區、感染的國家。
眼下最重要的是，各國必須及時共享信息，以共享的信息作為基礎掌握情況，採取及時有效的應對。
我也相信現在的韓國政府，為了不重蹈覆轍，正在全力以赴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採取防疫措施。
圖片來源: AHN YOUNG-JOON/AP
2015年5月20日上午11點，首爾京畿道W醫院，三名流行病學調查員抵達八樓。他們穿戴好C級防護裝備，依序走進病房，流行病調查這件事被視為機密。
調查員戴着內外雙層手套，仔細檢查病床、窗框、天花板，連一根毛髮也沒有放過，所有東西都放進塑膠袋密封起來。這時，剛好一縷陽光照了進來，讓白色頭罩、黃色防護衣和藍色圍裙映襯得更加鮮明。在這個地球上，這身裝扮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歡迎。
——這是紀實小說《我要活下去：MERS風暴里的人們》的開場。2015年韓國“1 號” MERS病人出現後，其病房被調查。
圖片來源: AP
2015年，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病毒從中東往全球擴散，韓國成了沙特之外，全球感染速度最快的國家。這一年的5月到7月之間，韓國共計186個確診病例、38人死亡，死亡率超過兩成。
掩蓋真實信息，似乎成了所有疫情爆發的開端。
事實上，韓國MERS第一起病例雖是5月20日被確診，但早在5月12日，這位“1號病人”就分別在3家醫院就診，直到第4家醫院時，才被發現他曾到過中東巴林，是高度疑似MERS的病例。院方立刻向上通報，但韓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拒絕確診，於是這位病人又被擱置了36小時，5月27日，把病毒傳染給當時也在急診室的14人，疫情開始蔓延……
金琸桓以醫院為開端，小說中的3位主人公，就是在急診室被感染MERS的這14人中：淋巴癌初愈回診的牙醫金石柱、送走癌末父親的實習記者李一花、扛起一家經濟的書倉管理員吉冬華。3人分別被確診感染MERS，人生就此改變。
不知情中把病情傳染給親戚，
我是加害者嗎？
李一花剛從大學畢業，在新聞台做實習記者。5月27日，她陪同癌症末期的父親前往急診室，父親熬不過這次急救，當天過世了，而她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在這過程中已感染MERS。
“有些重要的瞬間是可以決定人生的，我們卻很少有機會提早知道那些瞬間。”5月28-30日，在父親的三日葬禮上，幾乎所有親戚都來了，全家人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回到家後，一花一覺睡到了31日深夜。做實習記者的5個月來，工作節奏快、整日整夜的在外跑，都沒好好休息過。起來時，她覺得自己耳垂髮燙，好像有些低燒，頭也很暈。一直到6月4日，發高燒、咳嗽到清晨。
6月1日，前輩記者中有人接到需對外保密的消息：據稱，5月27日至29日到過F醫院急診室的病人中，有人在5月30日確診為MERS。而一直到6月4日上午，記者們的信箱陸續收到政府的新聞稿：果真是MERS。
同事才反應過來一花的情況：“比起採訪，救人要緊啊！”4日晚上11點，救護車把一花從家送到了醫院，6日、7日兩次檢查呈陽性，一花確診感染了MERS。
幸運的是，一花年輕、抵抗力較強，兩周內就痊癒出院了。這時她才知道，原來葬禮上有4位親戚長輩因自己被感染MERS，其中姨丈已經不幸過世了。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中，“和睦相處的一家人難道錯了嗎？”
在媒體的報道中，一花看到一行註解“這些受害者，因為傳染了病毒，無奈成了加害者”，傳染力強的病人還被叫做“超級傳播者”。她不忍心痛：怎麼能這麼簡單地區分被害者和加害者？那麼我是加害者嗎？難道不該先思考讓病人感染、讓病毒擴散的醫院的僵化體制嗎？”
痊癒出院後，為什麼卻彷彿被世界拋棄？
那天同在急診室的，還有在出版業工作了30年的吉冬華。
50歲的她，獨自撫養上大學的兒子，還要照顧相差15歲的妹妹，一肩扛起全家的生計。幸運的是，她是轉送MERS病房的病人中最早、僅用4天便換到普通病房的人。
原以為痊癒後可以回到社會，生活回到正軌，沒想到一切想得太天真。現實是：身上的MERS標籤怎麼也撕不掉。出院後，她一天洗4、5次澡，深怕自己身上帶着晦氣。可每當她走出家門，認識10多年的鄰居開始閃避。
圖片來源: CHUNG SUNG-JUN/GETTY IMAGES
冬華在治療過程中喪失一半的肺功能，體重掉了20公斤，原本能把20本書往身上背，現在卻沒辦法，不小心咳了一聲，同事全嚇得遠遠的。
因為她的確診，公司出貨量大減，不少出版社要求換倉庫，因為覺得臟也不敢碰她碰過的書，要求冬華離職，她忍着眼淚，跟上司解釋：“我已經痊癒了，醫生說不會複發。”
上司說：“不是要你死，是這樣公司才能活。”
就這樣，冬華被工作了30年的公司和行業拋棄了。“全世界的人都說我臟，我到底該怎麼證明自己是乾淨的？”
圖片來源: AHN YOUNG-JOON/AP
被“抹掉”的最後一位患者：
支離破碎的家庭，該由誰負責？
與李一花、吉冬華相比，金石柱的情況更為複雜。
37歲的石柱，在一家牙醫診所上班，與妻子映亞生活幸福，有個5歲的兒子。5月27日在急診室的三人中，最早返回醫院的其實是金石柱，因為他是一名淋巴癌患者。6月1日一早，他就去醫院複診癌症。沒想到，他也成了最後一個MERS病例。
由於有基礎病淋巴癌，導致他的病情反覆，病毒測試陰性、陽性交替出現。其他患者都在兩周內出院了，最後，只剩他一個人 。
根據官方發布的“每日消息”，7月4日之後，已經23天沒有再出現確診病人。7月28日，就像在等待這一天到來一樣，韓國國務總理向世界宣布：MERS疫情結束，韓國已經不是疫區。
圖片來.: CHUNG SUNG-JUN/GETTY IMAGES
而此時，金石柱還一個人，在病房奮戰。居家隔離中的妻子見不到丈夫，痛心、憤怒，也無助：“我的丈夫為了MERS忍受着地獄般的痛苦，生不如死，政府卻急着抹去MERS這個詞。我們一家的不幸與痛苦誰來負責？”
因為MERS再次被送進負壓隔離病房的金石柱，癌症遲遲得不到治療。各界開始互踢皮球：醫院把醫療決策推給政府，政府推給WHO（世界衛生組織），WHO給的建議是無法回應即時需求。
“我被關在裡面，遊走在生死邊緣，世界仍照常運作。一個人痛苦，一個人死去，就算死了，留下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政府編碼的數字‘第38號病人’。”
從6月到11月，在數次反覆之後，一心想着“我要活下去的”的金石柱，撐不住了。
“金石柱，死亡。死亡時間是11月25日3點06分。”
編輯後記
可以說，這是一本鄰居韓國的反思之書。
對首位患者的誤判，隱瞞爆發感染的醫院名單，遺漏密切接觸者，被忽視的院內防護，醫療系統各方的協調無力，用解決受害者代替解決問題……及疫情過去後，那些病人遺屬和死裡逃生的病人，怎麼樣了？
疫情風暴中普通受害者的經歷、個體所付出的代價，是作者金琸桓一直熱切注意的，也應該是我們每一個人所關注的。
他們可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沒做出過多大貢獻，但這樣的普通的生命，最值得尊重。
部分圖片由時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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