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映的《被光抓走的人》，是一部由“軟科幻”和“現實主義”兩個看似並不相干的關鍵詞組在一起生成的少見的國產愛情電影。
曾擔任管虎的《老炮兒》、寧浩的《瘋狂的外星人》《心花路放》等影片編劇的董潤年第一次執導筒，就開了一個令人瞠目的腦洞——全球150多個城市地區突然出現一道來歷不明的光，帶走的全是一對對相愛的人。而留下的人，承受着“不被愛”的現實，該如何面對自己，並且讓生活繼續？
設定很離奇，填充其間的依然是真實的生活血肉。相敬如賓的夫妻、出軌成性的怨偶、死去活來的情侶、模稜兩可的兄弟……一道光，照出關於愛的真相，以及愛的背後，人性的糾結。
董潤年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導演系。2003年畢業的時候，並不是中國電影的好光景，雖然15歲就埋下了電影導演夢想的種子，當時董潤年也只好先選擇從編劇入手“曲線救國”。“相對來講，編劇是一個進入行業成本比較低的工種，你只要有電腦、不停地寫，就總是有機會的。”十幾年間，董潤年各種影視劇寫了不少，涉獵最多的題材仍是情感。
前些年行業開始熱鬧起來，大量的項目被資本推到台前，演員、攝影師、編劇們都有機會轉型導演拍電影。董潤年也獲得這樣的機會。這些年他攢下不少故事，通過和寧浩、管虎的合作，和黃渤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和默契。黃渤發起HB+U新導演計劃，《被光抓走的人》入圍，對董潤年來說算是“水到渠成”的安排。
電影上映，有人為全新的類型樣式驚喜到眼前一亮，有人被“科幻”的標籤吸引進影院，卻因為沒有獲得足夠的奇觀體驗而失望，還有些習慣了隨着商業片劇情進展獲得答案的觀眾，面對電影提出諸多無解的問題而困惑。有人獲得了“撫慰”，也有人感受到“冒犯”，對於董潤年來說，這也是他的人間觀察，“說看不懂的，可能就是‘被光抓走’的人。”
電影上映期間，導演董潤年接受了記者專訪，聊這個奇觀腦洞背後的人性探索，以及身在編劇一線在這個影視“寒冬”中所感受到的危險和期許。
| 董潤年工作照 |
把人逼到極致，透過愛情探討人性
記者：這個片子最有趣的起點是“白光抓走相愛的人”的高概念設定，靈感是從哪裡來的？
董潤年：這個想法大概是2013年左右產生的，我一直是個科幻迷，受過一些科幻小說的啟發。比如一篇叫《列儂的眼鏡》，講一個人透過約翰·列儂的遺物眼鏡，看到每個人的頭上都有延伸線，能把你跟別人連接起來，當時覺得這個想法就特別的有趣，好像跟我們中國人說的“月老牽紅線”，給兩個相愛的人搭建連接一樣。後來再看別的科幻和科學的表述也提到，愛情可能是一種量子糾纏態的說法，我覺得可能人在更高的一個維度上，是存在某種聯繫的。情感可能不是一個完全虛無縹緲的東西，這個想法對現在的故事有挺大的啟發。
最早的idea是說，有一天，假設有一個外星飛船來，把相愛的人給帶走了，因為相愛的人可能有更高維度之間的聯繫，他們被帶走以後，可能被當成電池或者幹什麼去了；而在地面上的人，還能拿着望遠鏡看到被關在巨大透明飛船里的人。但是那個故事推演下去以後，發現太具象了，我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就會寫到剩下的人得想辦法進到那個飛船里把人救出來。但寫着寫着發現，我真正想說的其實是被抓走的人會對留下的人產生什麼樣巨大的影響。而且就拍攝來說，外星飛船太具象，成本也太高。於是就開始尋找一個更抽象的方式來展現這場災難，最終選擇了有着宗教象徵意味的光。這道光其實更多的是一種隱喻。
記者：要把整個設定立起來，需要考慮整個更大的世界觀嗎？有沒有一些電影之外比較有意思的腦洞可以分享？
董潤年：現在故事設定是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地區就被光照射了，而我們故事發生的城市選擇在一個不大的三線城市，其實也是想要把這種影響，控制在一個可控的範圍之內。如果是全世界範圍內所有相愛的人口消失了，可能影響就太大了，世界運行的邏輯都會發生劇變。當時設計了很多東西，但是最終在呈現的時候，出於各種各樣的考慮，最後就沒有一一呈現。
比如原來在展現國外的狀況時，我們設計了某些知名的人士，比如特朗普消失了會是怎麼樣？還有一些宗教方面的探討，比如羅馬教會要怎麼去認定和解釋這個光。我們還嘗試過更巨大的一個設定，就是在這個世界觀裡頭，這個光照不止發生了這一次，我們甚至拍攝了另一種結尾，在故事的最後，當主人公們找到了各自的出路，世界平靜之後，驚訝地發現這個光又出現了。如果這個光的照射變成一個經常性的東西，它對人的生活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會變得非常不同，過去用以維繫人之間的一些大家習以為常的善意的謊言，都將不復存在。對整個社會運轉的影響巨大，甚至人類的婚姻形態都會發生變化。這個有趣的思想實驗，可以去看李誕用同樣一個世界觀設定寫的小說《在白光後》。但我後來剪輯的時候，覺得在這樣一個有限的篇幅裡邊，那也不是我想去展現的重點了，所以最後也刪去了。
記者：就像你說的，這個腦洞最後可以導致很多結果，探討很多議題，但最後為什麼你選擇把它落在愛情上？
董潤年：這部電影想探討的並不只是愛情，而是一個人到底如何發現並且面對最真實的自我。我們現代人，尤其是年輕人，總說要忠於真我。但是那個真我到底是怎樣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還是說很多只是商業社會下被塑造出來的人云亦云？我們探討的是人作為一個社會屬性存在的時候，他/她的自我，是在跟別人接觸的過程中，透過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中體現出來的。而愛情是人際關係中最緊密的一種。人在愛情中，往往會容易呈現出相對最真實的一個自己，所以我選擇愛情關係來作為一個通道，去展現我們真正每個人的自主抉擇，去發現最真實的慾望和恐懼，並且怎麼去接受它，去跟自己達成一致的和解。
記者：其實愛也是有各種各樣的狀態，你選取的幾對人物，是承載了某種典型愛情觀嗎？你怎麼解讀這些人物？
董潤年：最早的設想還有更多的人物類型，因為篇幅原因，我們只能選擇其中幾組來表現。黃渤、王珞丹和最年輕的那一對，其實是我們在愛情和婚姻關係裡邊的三個階段，黃渤、譚卓是身處在婚姻中，並且婚姻還算美滿的狀態。王珞丹那組是一個正在失去婚姻的一組人，年輕那一對實際上是正在試圖走進婚姻，愛情是最濃烈的時候。同時白客那條線，是作為一個社會邊緣人，一種邊緣性的情感，我覺得也是應該被看到的。
黃渤演的武文學這個人物，也是我之前一直想探討的一種人：一個在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算再正直善良的人，也可能藏有不足為外人道的一些想法以及慾望，我覺得這是人性本身無法避免的，只不過是在社會的這種關係中，道德能夠幫助我們去克服那些不好的想法。但是當極端的情況出現以後，道德所維持的這個東西，以及社會約定俗成的某些表面現象被撕掉以後，我們怎麼面對自己靈魂深處一直被壓制的蠢蠢欲動的陰暗面？
王珞丹演的那個角色也是一樣的，她開始是想證明自己是一個堅強獨立的女人，要主動提出離婚。但一開始她也並沒有真正地正面面對自己，但後來一連串的經歷，讓她真正發現自己還是愛對方的這個事實，這讓她吃驚，但沒關係，這時候她再做的選擇，才是她真正看清了所有事，包括看清自己之後，做出的選擇，才是真正正確的選擇。你只有接受了現實，你才能真正放下。
在每個角色身上，我也都做了一些反思和反諷。比如黃璐演的角色，她一直表現出來那麼愛她的情人，但得知他死之後，她其實並沒有多悲傷。你看她最後反而如釋重負，輕鬆地跟死者的家人交談，去主動爭着付個錢，我們才發現她想證明自己“被愛”這件事超越了一切，那麼她這個愛到底是愛誰呢？
記者：積累多年做導演，《被光抓走的人》是你內心最想寫的那種題材嗎？
董潤年：是不是最想做的，很難說，因為其實我在創作上面興趣挺廣的，之前也有準備各種題材，包括喜劇的、動作的、科幻的，各種商業類型片都有。反而是這個偏作者電影的，先達到了我覺得可以做的程度，那我就先做這個。但從它表達的內核上確實是我很想講的那種題材。
因為不管是類型片還是文藝片，其實我想做的，都是把人性放到一個極端的情境下，看他如何掙扎，看他如何面對自己。我覺得只有一個人找到真實的自己，並且戰勝了自己內心虛弱的部分，他才是一個英雄。這種主題是我感興趣的。
記者：從一些網絡評論來看，也有人會批評這個電影中對一些所謂的“道德瑕疵”的寬容，這樣的“指責”曾經在《心花路放》的時候，你似乎也有經歷過。創作者應該怎麼面對這樣的處境和議題？
董潤年：其實面對這些批評，我很害怕。但我覺得還是要去展現。現在全世界範圍內，我覺得都有這個趨勢。我最近看到國外一些脫口秀演員在抱怨，說現在的世界對諷刺越來越不寬容了。當你去真實展現社會裡有些東西的時候，經常會有人感覺自己被冒犯了，會去指責你不符合“政治正確”這件事。這對藝術創作確實是一個挑戰。我覺得去展現一些真實的東西，並不是說我就是贊同，恰恰是因為我不贊同，才需要去展現和反思，我們來跟觀眾共同思考這個現象為什麼會產生，以及我們將來怎麼去克服這些問題。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我們首先得承認世界上有這些不好的東西。
希望孕育新的機遇
記者：這次電影讓人驚喜的地方，還因為它拓寬了一些國產類型的邊界。作為在這個行業很多年的編劇，一方面，大家說中國的編劇挺苦，很多東西不能寫，但另一方面，因為過往類型的單一，還是有很多空間可以開拓。你怎麼看待現在編劇的處境？
董潤年：我是覺得創作方面，確實還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去創新，我們不能只在原有的這種維度上不停的重複。創新其實是很冒險的事情，每次創新都意味着風險，但是你不去拓展未來可能的空間的話，對整個影視行業的發展影響是不利的，觀眾永遠期待新鮮的東西。而編劇是這種創新的第一步，是這個行業的基礎動作。大家怎麼找到新的空間，怎麼去拓展新的可能性，都是從這個基礎上開始。
這幾年大家都說缺少好編劇，其實從我的觀察來看，我覺得從來不缺，我身邊就有很多好的編劇。但現在挑選作品的機制，我覺得還是有點問題的。如何讓好編劇的好作品能被正確評估，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現在相對比較單一的評估機制，會打擊到編劇們的創作積極性，這個是可怕的。我覺得如果編劇這部分失去了熱情，整個行業相當於地基出現了問題。
記者：過去資本熱的時候，編劇們會抱怨另一個問題，就是大量追逐熱門IP或者同類型題材，現在這部分熱情的消退，從某些方面來說，是不是也解放了過去一些“重複”的生產力，反而大家能更放開手腳去突圍？
董潤年：現在可能還沒到你說的那個程度，因為我也是在其中，還在感受，也並沒有很樂觀。前幾年資本最熱的時候，大量的IP劇投入生產，很多東西確實是重複性的，有點過於集中的在消耗某類題材。這種狀態很不好，包括在很多改編的過程中，因為所謂大數據的反饋，資方反過來要求創作者說，你必須得怎樣，甚至是提出違背創作規律要求，所以前幾年會出現很多作品，可能點擊率都非常的高，或者電影票房也不錯，但其實觀眾並不是完全滿意的。
我比較擔心出現另一種趨勢，剩下的資本會為了生存下去而越發趨於保守。我們就像冬天困在一個森林裡，不知道哪裡是出路，但是我們必須去尋找出路，如果只是留在原地砍柴原地燒，也很危險，最後一定會因為這點柴燒盡而凍死在原地。四處探索雖然很危險，但也很有可能找到出路。
我覺得得放在更長的時間維度里，來看整個行業生態的變化。像今年大家開始熱議的是，演員已經明顯地感受到影響。可能到明年，慢慢地我們能看出來這個結果，到底影響會是怎樣的，我希望是一個好的轉變，所有的危機我覺得都是機遇，我希望這會為影視行業孕育一些新的生機，包括藝術創作的獨立性，包括觀眾接受新東西的可能性，都希望能夠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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