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貽弓（1938-2019）
在中國電影史上，作為一個運動和思潮，俗稱的“第四代”導演是存在時間最短的。當年，他們集體發表《北海宣言》，宣告一個代際開始，並以《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小花》《城南舊事》等影片證實。五年之後，在呼嘯闖入中國銀幕的“第五代”衝擊之下，“第四代”迅速瓦解，轉化為個人行為。“第四代”是中國電影現代化運動的發軔者，但是，最終卻自覺後衛了。
然而，就在這五年——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吳貽弓卻已經完成了一個電影導演的形象塑造，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或婉約或濃烈或悲壯的一頁，並最早為世界所接受，也為中國社會所熟知。
吳貽弓的幸運何在？因為在中國電影現代化運動中，他始終是一個先行者，一個儒雅、睿智和富於詩情的先行者形象，長長地投在中國電影的歷史背影上。吳貽弓提出，現實主義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相提並論，沒有超前便沒有進步。他的每部影片，都有既定的美學目標，充滿前衛意識與理性自覺，既有可能是“現存審美範式”的捨棄，也有可能向“經典審美範式”致敬，或者開創“新的審美範式”。
1956年，吳貽弓考入北京電影學院
但是，他又不一味地超前，而是合理的中庸，或是傳統的完善。他在創新與經典之間努力尋找着平衡，儘管這種平衡是十分艱難的。
他的電影，有極大成功的，也有票房庸常的；有成熟圓潤的，也有跨度生澀的；有吸收廣元的，也有堅守傳統的。他是“第四代”的一個標本，蘊含有豐富的“第四代”人文內涵，反映了“第四代”的歷史進步性和局限性——他們是改良派，而非“第五代”的革命；他們的電影如同春風徐來，比“第五代”意韻更加深遠和雋永。吳貽弓是“第四代”的一個美學存在。
中國電影現代化運動所涉及的形式美學、紀實美學和影像美學三個階段，吳貽弓均以適度超前的先行者姿態，或引領或深化或加魅，將個人的美學理想深深鑲嵌其中。
《我們的小花貓》（1980）
他的第一部短片是《我們的小花貓》。當時的主體文化格局是“傷痕文學”，他卻是“小寫”，寫了老人、小孩與一隻小花貓之間的關係，迴避了“文革”場景的“正寫”，以一種悵然若失的情緒，折射了時代的風雲，飄蕩着淡約的人性人情。與同時期其他導演比較，無疑棋高一籌，且流露了一種個人風格。
《巴山夜雨》（1980）中的張瑜
與吳永剛聯合導演的《巴山夜雨》，則進一步深化，一是將容易產生煽情效果的戲劇性橋段“虛寫”，而聚焦於內心的變化，或者靈魂的撞擊，將人作為電影表現的中心，有着濃郁的人本主義精神；二是不像其他影片一樣的“主題清晰”，好人壞人一目了然，該影片主題含蓄深沉，他自己說“真正好的作品，它的主題思想並不那麼容易用幾句話來概括”；三是散文化風格漸趨圓熟，已然可以發現《城南舊事》的端倪；四是吸收了若干形式美學的修辭手法。在當時的歷史坐標中，《巴山夜雨》是一座美學的高峰，有創新有個性有發展。
紀實美學階段，巴贊、克拉考爾的紀實理論在與中國導演的遇合、掩體和誤讀的關係中，已經產生了《沙鷗》《鄰居》《見習律師》等較為典範的影片文本，但是，吳貽弓被驚為天作的《城南舊事》，在紀實美學初級階段的基礎之上，將紀實美學與中國傳統的意象美學無縫融和，以離別作為情緒和情節的勾連中心，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童年遠去了遠去了，比青澀含混的紀實美學大大推進一步，是一部標準的中國氣派、風格和特色的模範影片。如果要說中國電影學派的話，《城南舊事》就是經典樣本。
《城南舊事》（1983）劇照
在張軍釗、張藝謀、陳凱歌掀起的影像美學思潮之前，吳貽弓的《姐姐》已有最早的實踐。應該說，吳貽弓是影像美學的肇始者。《姐姐》輕敘事，重影像，希望能夠實現“象外之象”的美學效果。他自己說：“從時間上來說是1983年，還在《黃土地》《一個和八個》這些影片的前面，當時，我就想在對待電影的看法，對待怎樣拍攝電影這些方面要創新、要探索，所以就採取了一個走得較遠的做法”，“摒棄了情節性，摒棄了人物性格，人物都變成了符號，而着重地把如何敘述擺到了一個相當突出的地位。”該片在發行上雖然失利，在學術上卻是彌足珍貴。
吳貽弓（左一）在《闕里人家》（1992）拍攝現場
新時期文化史經歷了從人到心理又到文化的三個發展階段，吳貽弓的《闕里人家》已將觸角探入中國文化深處，它是深邃的，也是微妙的，更是悖論的，這是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化家族與近代、現代中國歷史的糾纏和博弈。吳貽弓把它比喻成一個“打開的結”，啟示觀眾如何駕馭歷史責任和道德責任的平衡關係。
由此，也就確立了吳貽弓在中國電影史上的地位和方位。他是一個先行者，是中國散文電影的“國標者”，也是踐行中國電影綜合功能的實踐者。
今年五月，吳貽弓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斟酌良久，在病榻上寫下了“上海電影萬歲”
這裡，有個人的充沛天分，也有開放時代的環境、教育背景的熏染和中國文化的滋潤。吳貽弓是幸運的，能將自己對藝術的愛和感情播撒在改革開放的中國溫暖土地上。
吳貽弓的電影歷史，對於現今的我們依然是意味深長的啟示：一是電影應是創新與傳統的平衡把握，必須超前但又不能一味超前；二是需要防止淺薄的現實主義，電影不能迴避社會屬性和矛盾；三是工業化過程不是同質化過程，要閃爍着個性美學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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