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部電影是以釜林事件辯護的故事為原型展開的，主人公原是一名只有高中畢業靠自己努力學習成為一名律師後，走上人生巔峰的一名勵志人物，但為了自己為了一名“幫助”過自己的大媽而走人權律師的路。
雖然這部電影的結尾並沒有達成主人公的目標讓受害者無罪釋放，但卻讓獨自裁斷者、施暴分子向人權低下了頭，主角也喚醒了麻木的人們，劇情就到這裡其他我就不多說了，大家有心的可以自己去觀賞。其次，這是一部以法庭審訊為主要部分來講那個時期的“政事運動的”，那個時期直接描述只有幾秒鐘的鏡頭顯示，而那段非常時期的巨大影響我們可以從很多細節看到。選擇法庭申訴，依法律來解決問題來盡量避免電影太“政治化”，這樣也向盡量客觀靠近。
宋律師一開始對生活的希望、想參加奧運為國爭光的希望、想法律正義得到伸張的希望，對國家未來抱有希望。律師們之前看不起他的，後來願意幫他辯護，也是希望法律正義能夠得到實施，而不是被權利踐踏。再者，作為觀影者，對宋佑碩的印象可以用三個關鍵詞來形容：感恩、正義、愛國。因為他落魄時吃飯逃單大嬸沒有追究他的往事使他在事業如日中天、飛黃騰達時依舊感念大嬸當年的包容，不僅經常光臨小店為大嬸招攬生意，還在振宇被抓後選擇放棄前景光明的事業前途去幫助振宇辯護。
因為國家公職人員濫用手中的權利，置民眾於水深火熱的境況，民眾在國家根本大法--法律中所擁有的正當行使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政治權利被無情的非法剝奪。警察不分是非黑白，濫用私刑，隨意判罪，將人道主義精神踩在腳下。更令人覺得可怕的是，這種恐怖的社會狀態無法得到改變，因為每個人都抱着保護好自己就足夠的觀念，低頭順服於強權的淫威之下。
就像與宋佑碩一起做辯護的那名律師，他心裡也明白振宇等幾名高中生並非真正的赤化分子，但操縱他行為的觀念卻是保住自己的飯碗就夠了。雖然宋佑碩變成了一個不要面子只要錢的俗人，但內心的正義不會泯滅，在關鍵時刻還是會站出來。而小飯館大姐的孩子捲入冤案，給了他站出來的契機，讓他把自己安穩的生活一腳踢開，成了對抗國家暴力的孤單英雄。其實宋佑碩一直都是個內心充滿善良與正義的人，是個有追求的人，只是為了家庭而不得不努力賺錢，沒表現出來。人性的閃光點不會永遠埋沒，關鍵時刻還是會閃現。我看了這部電影覺得很受鼓舞。我現在就是在努力工作，為家庭打拚，覺得自己越來越俗了。但我相信自己是個有重情重義的人，也是個願意為人民大眾做點事情的人。看了這個電影，我覺得這兩點都是不矛盾的，宋佑碩就是很好的例子。
有人說這電影一開始的情節太拖沓，但正是前面的情節才讓我覺得更有代入感。這會讓我在努力賺錢的同時，繼續保持正義感，保持對社會的責任感。事實上這個律師代表着社會上絕大部分人，他們錯誤的以為事不關己，但就像船沉時任何人都無法獨活一樣，國家也是這樣，當只有少數人操縱着權利而大多數人緘口不言時，國家就由民主退化回了專政，而退化的後果便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幻滅。在這種情況下，是一顆愛國心和爆棚的正義感支撐着宋佑碩公然與強權叫板。另外，在片中，我佩服那些勇敢律師，他們那裡才是真的存在法治的亮點。
就“死磕律師”這個稱呼就說帶有侮辱性質的，那雞蛋碰石頭的這些人不是傻，他們心懷希望的向前。想想先人的護法運動，而如今已經全然沒有這麼大的陣仗了。我們普通民眾所知道的都是他們想讓我們知道的，所看到的都是他們想要我們看到的，大眾傳媒不是大眾的。我們就是這樣活在一個虛偽的光鮮靚麗的時代里，為前人埋土，為後人挖坑。
片子的感人之處不只在於塑造了宋佑碩這樣一位民權鬥士，更在於那些推動了歷史車輪前進的一個個普通人：看起來很怕事的助理先生、不敢寫出真相的記者同學、一開始急於協商刑期最後卻也極力要求保護證人的辯護團成員，甚至原本屬於反派的法官也堅持給予學生一個較短並可假釋的刑期。
就如片子里兩次提及的“以卵擊石”的故事：岩石再硬也是死的，雞蛋弱小卻是活的，岩石終將變為細沙，而雞蛋可以孵化越過岩石。每個微小的努力，最終必將累積成巨大的力量，而我們作為一個普通人能做的就是，做一個正直的自己。宋佑碩出來辯護一是因為對大嬸的情誼，二是因為他本性里有正義感。他的原型是韓國前總統盧武炫，若是只愛錢一開始也不會窮着連飯都吃不起也要自學法律了，賺錢的方式有很多種，而他選擇了自學法律，這說明他一開始就想成為一個律師為人民解決民事問題。
我覺得社會的角色是自己選擇的，有的人就是想當普通百姓，有的人就是想做充滿光環的歷史人物，有的人就是看不慣滿嘴“社會正義”的口號，天生就有反社會人格，分不清黑白，在他們眼裡社會是灰色的，無所謂絕對的白，也無所謂絕對的黑，正因為有這樣形形色色的人物，社會得以正常運轉，並達到一定的平衡。電影里最喜歡的地方——電影里的案子最終沒有出現反轉，辯護人真的只是用盡全力的律師，儘管他很努力，但他沒有超能力，也沒有什麼神助攻，唯一符合觀影邏輯的證人出場即當場被陷害了。電影把一個、幾個普通人拋進一個事件當中，事件只是一段時間或歷史中的縮影，但作為後來人的我們已經默認一個前提，似乎把所有歷史答案已經安排在電影主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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