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院線上映的兩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都獲得了業內的關注，一部是婁燁的新作《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影片在清明檔上映後獲得6000多萬元的票房，雖然離那些轉型商業片的寧浩和管虎等導演的作品有很大的距離，但無論與婁燁以往的作品相比，還是與同在作者電影耕耘的賈樟柯和王小帥相比，婁燁都獲得了票房新的突破。
另一部則是十月底上映的《少年的你》，影片也標註根據真實事件改編，雖然影片屬於文藝片，但如今卻獲得15.42億元的票房，堪稱今年的市場黑馬，影片則引起全民關注。
除了這兩部影片，此前《追兇十九年》也是根據真實社會事件改編，只是由於影片品質不高，票房僅僅獲得300萬元票房，最終也未能引起反響。
實際上，對於文藝片觀眾而言，諸如《風中有朵雨做的雲》拋開票房之外，即便能夠上映已算巨大的成功。那麼拋去這部圍繞社會事件的背景影片，其它同樣圍繞社會事件的國產影片有哪些，又有着怎樣的表現呢？
筆者對內地近五年根據社會事件改編的國產影片進行統計後發現，目前票房在1000萬的有14部，對比國產電影每年的總產量，那些改編社會事件的影片佔比非常低，當前的電影創作者也極少會從社會事件取材。
在統計的這14影片中，按照相關事件分類，這類影片大致可分為社會新聞事件和社會現象兩大類，前者有特別具體的新聞事件原型，如《我不是葯神》對應的“陸勇案”，《親愛的》對應的“彭高峰尋子”事件，《解救吾先生》對應的“吳若甫綁架案”，根據劉震雲小說改編的《我不是潘金蓮》則來源於河南信陽丁某某與徐某某離婚案，這類原型的新聞事件在當時就已經產生了轟動的影響；後者則多是來源於普遍的社會現象，觀眾也很難將影片的故事和具體新聞案件對應起來，比如《寶貝爾》《嘉年華》分別出現的棄嬰和性侵，這類社會現象在當下仍在不斷上演。
從創作者來看，這些改編於社會事件的影片由於多數都出自馮小剛、曹保平、忻鈺坤以及丁晟這些實力導演之手，精良的製作也讓這類影片的口碑都很不俗，多部影片的豆瓣評分都在7分甚至8分以上；票房表現上，這些改編於社會事件的影片雖然熱度很高，但除了《我不是葯神》《少年的你》等個別影片外，其它影片在票房上普遍不高，《嘉年華》《暴裂無聲》這類文藝氣息更濃的高口碑影片也均沒有《我不是葯神》《解救吾先生》這類商業喜劇片或犯罪片的影片賣座。
而在對具體事件處理上，有的影片採取對事件的基本還原，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如《親愛的》《失孤》《解救吾先生》，這類影片也都最大化的忠實了原型事件和人物本身；而另一部分影片則是在原事件基礎上進行更多的虛構和藝術加工，如《我不是葯神》做成了喜劇類型片，《少年的你》做成了看不出原型的校園暴力，《我不是潘金蓮》在故事上與原人物有很大的不同。
而回顧當下的電影創作環境，根據社會熱點事件改編的影片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已非常普遍。
在韓國，《追擊者》《金福南殺人事件始末》《殺人回憶》《素媛》《海霧》這類引起重大反響的影片也都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像《熔爐》更是促使了韓國法律對性侵的修改。
即便放在香港電影上，也不乏改編社會事件的電影存在，《神探》《踏血尋梅》《樹大招風》這樣的商業類型電影直接取材於社會真實事件，《生命因愛動聽》《可愛的你》這樣的文藝佳作也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
相對而言，內地電影在創作上更願意傾向於選擇《搜索》這類帶着社會熱點，社會話題更高的影片，而諸如《盲井》《盲山》這類影片因為內容敏感而無法在內地公開上映。
其實整個社會的進步需要這類影片的推動。就像很多根據社會事件的影片獲得包括奧斯卡在內的多項殊榮時，業內人士認為這類影片緊緊抓住了時代的某種特質，影片對於時代的故事與人們的情緒的真實記錄也幫助外界了解真實，促使人們對時代進行更多的思考。
在電影工業化已經成熟的美國，其電影都不乏大量現實主義題材影片的存在下，國產電影不能厚此薄彼，走上另一個極端。國產電影依然仍然需要強調題材多樣，而諸如社會群體事件以及熱門話題當然也不應該輕易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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