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像初戀一樣敬畏電影、拍電影，這是最好的生命體驗
本刊記者 余馳疆
王小帥
1966年生於上海，1989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1993年以處女作影片《冬春的日子》成名，之後因《十七歲的單車》《青紅》《闖入者》等電影獲諸多國際大獎。2019年3月22日，其新作《地久天長》上映，該片曾在第六十九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包攬最佳男演員、最佳女演員兩項銀熊獎，備受矚目。
王小帥很少把自己逼到這樣的狀態：電影《地久天長》上映前的某一天，他在工作室安排了密集的採訪，媒體以“車輪戰”的形式一家接着一家。和時下一些進退自如的導演相比，王小帥的確不太精於應對採訪，他的回答要麼太實誠直白，要麼太抽象艱澀——前一種情況容易引發輿論危機，後一種則會讓記者無從下手。
不過，也有一些記者選擇迎難而上。有位網絡媒體記者，專門挑了微博和豆瓣上許多惡評念給王小帥聽，想讓這位以“愛惜羽毛”著稱的導演逐一回復。這些惡評包括：“結尾真是畫蛇添足”“無聊，很多衝着史詩去的導演最後都拍成了歷史教科書”“最後半小時完全塞滿了令人尷尬而虛情假意的各式‘和解’”……
一開始，王小帥還能心平氣和地解釋兩句，可評論一多，他便有些着急，只是不斷地重複：“他一定沒有超過22歲。”這個採訪結束後，王小帥坐到了陽台邊的書桌旁，人癱靠在椅背上，兩腿交叉架在桌上，點了一根煙，閉上了眼。
“因為現在高科技啊，我覺得門檻就降得好低，而且觀眾批評電影是最容易的。”王小帥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看一個畫，聽一個古典音樂，他搞不清楚，不敢隨便說，只有電影，任何人都可以批評，這個不好，那個好。”
他有些無奈。
“我只是個補漏的人”
《地久天長》是一部未映先火的電影。2019年2月16日，該片在第六十九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同時拿下最佳男女演員獎，這是華語電影在“三大”（戛納、柏林、威尼斯電影節）上史無前例的成績。
那天晚上，男主角王景春、女主角詠梅相繼上台，兩人都有些激動。王小帥也很滿足：“你坐在下面，看着你創造的兩個人物在聚光燈下獲得如此高的榮譽，特別好。”
頒獎結束後，王小帥看到有媒體寫道：“從來沒有見過一對演員演夫妻，能這麼天衣無縫，這麼讓你相信這是一對真夫妻，在命運里缺一不可、相依為命地走下來。太感人了，所以就把這倆都給他們。”
有時候演員和電影，是互相的運氣，有微妙的緣分。《地久天長》本來定了另一位男演員，但臨時出了問題，王小帥情急之下半夜給好友王景春連發3條短信。王景春對記者說：“我早上醒來一看，估計他那邊有狀況。聊了一下，就說行，沒事兒，我來。”當時，王景春甚至連劇本都還沒看到。
詠梅是王小帥看電視時定下的。《地久天長》劇本創作時，詠梅參演的電視劇《懸崖》正在播出，王小帥看後覺得她的東方女性特質和劇本契合，表演狀態也對。本子完成後，王小帥就首先想到了她。
詠梅收到劇組短信是在吃午飯時，一個小時後，標有“詠梅專閱”的劇本送到，她從中午看到了天黑，“眼淚都流幹了”。第二天，詠梅約了王小帥，說：“我拍。”
讓詠梅流干淚的劇本，講的是一對平凡夫妻——耀軍和麗雲的故事。40年里，他們經歷下崗、喪子、流浪、逃離，一生都在和失獨的痛苦對抗，也在和過去的人、事、記憶糾纏。兩個小人物，成了時間的載體，被時代裹挾着、推搡着。許多影響了一代中國人的事件在這對夫妻身上聚焦，讓電影帶上了紀錄片的意味。
“我是60年代生的，經歷了中國發展巨變的幾十年，感觸良多。”談到創作初衷，王小帥說，“2015年，國家實行新的生育政策。那時給我的觸動就是，過去的幾十年，中國形成了獨特的家庭結構和社會結構，而到這時候，我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要開始了。”
所以，王小帥決定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特殊的“一家三口”的故事。它可能會面對爭議，可能也不適合市場，甚至會在口碑和票房上雙雙摺戟。“我一直沒有想去改變大家的看法，或形成某種共識。只是有個別的地方被時代遺漏了，而我就是那個補漏的人。”
他說，這個故事沒有原型，但它確確實實發生過。
忍受不了湊合的假東西
開拍之前，王景春和詠梅沒有交集，詠梅甚至連王景春的臉都沒有印象，而當王小帥把兩人湊在一起，火花就來了。
“我拍到中間的時候，就說一切都有了，一切都是自然生成。像泥土裡的種子，你把水澆完了以後就自己在長。”有一場戲，失去孩子的兩人躲在房間里，拉着窗帘。“外面過小年、放鞭炮，小茉莉（劇中角色）來探望，他們招待她，每一個動作都是從生活里長出來的。”王小帥不說話，不給指令，機器開着慢慢拍，突然，鞭炮停了，瞬間安靜下來，王景春嘆氣說了一句：“小年了。”那種失落和滄桑，讓王小帥起了雞皮疙瘩。
在片場，王小帥常常提醒演員克制，不要哭。故事和情緒很濃，但表演要剋制，這種反差會讓觸動更強烈。往往遇到這種戲份，演員在鏡頭前拚命不哭，王小帥就在監視器後淚流滿面。
因為學美術出身，對於場景真實，王小帥有強烈執念。“現在好多電視劇拍年代戲，都希望主角穿得乾淨、鮮艷，要做舊的話就簡單塗下，這樣其實缺乏生活的質感。”所以，當一些道具師按照電視劇的工作模式操作，王小帥就會不斷提醒，讓他們警覺起來。
這樣的執念是一種習慣。2003年拍《青紅》，故事發生地的貴州老區已經被新樓盤包圍，服裝也搜集得不理想，於是王小帥決定重新找場地、搭景，挨家挨戶搜集老面料，服裝全部自製。“但即便這樣，也不能百分之百復原過去，那些童年記憶里的山水花鳥，包括空氣里的泥土香味都已經消失殆盡了。”2011年拍《我11》，取景難度更大，他只能自己掏出部分資金重修了樓房、街道，“這一切做完後，居然吸引了十里八鄉的人前來參觀，很多已經遷出去的廠里的老職工拖家帶口地趕回來，說看到這一切彷彿穿越了時空一樣”。
到《地久天長》，更是找不到七八十年代的景了，王小帥只能從廢地里一點點搭出景來。“我們在廢墟裡面費了很大的勁，找了無數道具，然後去組成需要的場景。”
詠梅記得一場戲，她戴着發套、化着老年妝，拍完過了很久，王小帥越看越不對勁，實在不能接受，就要求詠梅把真頭髮漂白，全劇組回去再拍一遍。“導演就是沒有辦法忍受那種湊合的假東西。”詠梅說。
“這是黑澤明都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地久天長》很長，初剪4小時，成片3小時，投資、宣發都很有顧慮，王小帥卻說，一刀也不能多剪了。“有一些電影是需要慢慢看的，如果沒有過程，上來就嘁里喀嚓的，就沒意思了。”
“可是，3小時真的很長。”《環球人物》記者又重複了一遍。
“長嗎？《復仇者聯盟4》也有3個小時。”
“那是個商業片，它可能就需要這個時間。”
“我的片子也確實需要這個時間。”
曾有人問王小帥，為什麼老是做和市場相反的東西，他回答：“我覺得自己只能悶頭做自己喜歡的電影。之前我看黑澤明的訪談，有人讓他趕快拍個商業片，黑澤明說沒辦法，我就喜歡這麼做電影。連大師都沒有解決的問題，我也沒法過分要求自己。我和黑澤明一樣，面對商業，是無解的。”
對於拍片，王小帥的確很少妥協。1990年，剛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王小帥被分配到福州電影製片廠，“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感覺23歲的自己就要永遠離開北京，離開朋友了”。
在福州兩年，王小帥寫了五六個劇本，引起不小震動，同事都希望廠里能走出一個自己的導演——當時福州廠的片子都是把廠名借給外面的人去拍。那時是“計劃時代”，每年攝製都有指標，福州廠一年一個名額，所以外借廠名最保險。於是，在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中，王小帥還是沒能拍到片子。
1992年，北京電影資料館領導到福州廠視察，說有個叫王小帥的年輕人不錯，應該多拍電影。廠里領導回答：“我們這大學生還年輕，想要獨立工作還得鍛煉5年。”王小帥也在現場，聽到領導回復後沒過兩分鐘就站了起來，走出會議室，上樓收拾行李，打包回北京。“我從聽到‘5年’到踏出廠門，用時不到15分鐘。”回京後，王小帥找到中央美院附中的老同學劉小東、喻紅，拍了他的第一部電影。全劇組七八個人，拍攝地是美院附中4樓辦公室，耗時5個月。
1993年底，這部名為《冬春的日子》的處女作被香港影評人介紹到溫哥華電影節，之後又去了柏林、鹿特丹，王小帥一舉成名。之後10年，王小帥又拍了聚焦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的《十七歲的單車》、講述偷渡客故事的《二弟》等，在戛納等電影節上拿下大獎，卻也因“未經審核擅自參展”等原因被禁止拍片。
2003年，王小帥被通知參加一場針對所謂“地下導演”的會議，參會的還包括賈樟柯、張元、婁燁等。那場會議，王小帥得到兩個信號：一、他能繼續拍片了；二、中國電影要走市場化，以後民營公司也能自主出品了。
會議結束後，王小帥、婁燁和賈樟柯，找了一個酒吧坐下，沒有人歡呼雀躍。“我們知道在新的市場化、商業化之後‘應該’做什麼，但心裡的聲音一直告訴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麼。”酒吧里的小會上，3個人各自做了決定。不久後，王小帥把《青紅》提上了日程。
“埋下的種子多了，破土的幾率還會少嗎”
2003年後的中國電影，高歌猛進，15年總票房翻了20倍。王小帥卻沒有趕趟兒，依然拍着私人化、帶紀錄色彩的文藝片。中國第五代導演集體轉型時，有記者問第六代的王小帥怎麼看，他回答：“你們已經失去了一個張藝謀，還想再失去一個王小帥嗎？”
“很多人說我瘋了，太不識時務，但我覺得必須有人去走窄道。這條路不會比頭一個10年好走，可能會越來越難。可是，埋下的種子多了，破土的幾率還會少嗎？”
《青紅》《我11》《闖入者》，就是王小帥15年間埋下的種子。3部電影，講的都是三線建設的故事，脫胎於王小帥的童年經歷。他生在上海，幾個月大就隨着父母來到貴州，在貴陽郊區的光學儀器廠生活了13年。那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工業大遷徙，千萬工人、解放軍和知識分子，從發達城市來到中西部三線地區支援建設。在貴陽，王小帥遇到過押上身家性命帶着妻女“逃離工廠，回到都市”的父親，聽說過“嚴打”期間技校里複雜的男女故事，這兩件事合在一起，成了《青紅》的框架。《我11》是王小帥的童年自傳，《闖入者》則是三線建設的後續，電影中的老太太，早年為了爭取“回家”名額出賣朋友，日後在贖罪與驚恐中度過。
3部電影在敘事和表現手法上都異常冷靜，帶着鮮明的王小帥風格。“我不是人們說的藝術瘋子，我也不欣賞要麼笑抽了風、要麼哭瞎了眼的表意方式，我更不願用哭和笑來和觀眾交流，我想在一種相對理性的角度優雅地打動觀眾。”總有人替王小帥惋惜，說“眼淚剛有就剪掉了，功力還是差一點”。“但我就是不希望煽動別人的感情，達到自己的目的。”王小帥回應。
正因如此，3部電影都在國際上獲獎，也都在票房上失利。這讓王小帥有了一絲矛盾。一方面，他不願意為了市場改變自己想拍的東西，“我也試過努着勁兒去做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比較難堅持”。但另一方面，他又擔心票房過於慘淡會讓自己陷入困境，“所以每個片子拍出來後，我都會‘不要臉’地到電影院宣傳，哪怕只能是碎碎叨叨地去傳播，我也不放棄”。於是，當新片票房不如預期，他就在微博和豆瓣上寫情深意切的“致觀眾信”，在朋友圈發“撩哥撩妹就去看超長時間的《地久天長》”，反而引發不小爭議。最後，王小帥只能悻悻然回應：“我果然還是不適合營銷。”
或許，這並不是王小帥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藝片導演共同面對的現狀。在藝術和市場，自我和商業之間，他們始終沒有找到最平衡的解。可是，採訪的最後，王小帥說：“即便如此，我還是會繼續，像初戀一樣地敬畏電影、拍電影，因為這是我最好的生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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