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不必等候浪潮湧來，處在時代的風口浪尖，每一個人都是弄潮兒。”
雖說，用中國電影新浪潮來形容當下國產電影市場上所湧現的新導演和新作品還為時尚早，但不得不承認，特色各異的新導演們已經成長為電影圈不可忽視的現象。且，相比於尚有代際可以劃分的前輩們，這其中的某些新導演身上帶有更多的“野生”氣質：
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電影科班教育，或是早早輟學，或是曲線救國，想法設法進修電影相關教育；拍電影之前，從事職業種類繁多，有實力演繹了“用電影的標準拍婚慶”的婚慶系導演，也有在設計、廣告、攝影等泛藝術領域打拚的；此外，為了拍電影，他們更是“不擇手段”，借遍親朋好友，甚至貸款、借唄花唄輪流上，本着“演戲不避親”的原則，父母親戚齊上陣，其導演處女作大多成本不高，呈現出生猛、粗糲的質感、且具有蓬勃的衝擊力。
這些半路出家的斜杠青年導演們，是為“野生派”新人導演。
備註：
1、表中所列的為2015年至今符合以上『野生』特徵的代表性新人導演。
2、各影片成本根據公開資料查詢所得，為大致範圍的初始成本，後期出品公司加入之後等溢價成本不計算入內。
不會拍婚慶的攝影不是好導演
“英雄不怕出身太單薄”，在中國傳統的價值觀體系中，民眾總有一種“豎子成名”的樸素願望。
而在現代社會，能夠不論出身，以實現階級的跨越，仍然是大多數人對於成功的定義和追求。並且隨着社會發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這反映在各行各業，包括電影圈。
此前，一起拍電影（ID：yiqpaidianying）統計了當下國內60位最具實力的導演，其中只有11位是導演系畢業。也就是說，這其中的大多數導演都是非科班畢業。而新人導演尤甚。
在拍sir所列的這十位“野生派”新人導演中，僅有張大磊是本科畢業於導演系，不過，他此前的經歷已足夠另類和朋克。早在高一的時候就選擇了退學，組過搖滾樂隊，後來在朋友的建議下考了聖彼得堡音樂學院。考試通過，卻又覺得無趣，轉而考了聖彼得堡國立影視大學導演系。在畢業之後，又搞了很長時間的“婚禮電影”。
而本科畢業於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的仇晟，因為對電影的執念，畢業後選擇上了香港浸會大學MFA，完成了電影相關的教育。
除此之外，其他人都是所學非電影。如畢贛，本科所學是電視編導，餃子則是醫學系畢業，顧曉剛學的則是服裝設計與營銷，徐磊大學學的是工商管理專業。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為了想拍電影，都會自覺地“充電”，或是自學如陸慶屹、餃子，或是選擇上相關專業的進修班，如忻鈺坤、柴小雨等，以離電影更近一些。
而在畢業之後，拍電影之前，他們也為了生計，幹了各種營生。其中，“婚慶系”導演是最為龐大的一波。畢贛、張大磊、徐磊等都拍過婚慶。甚至，畢贛曾調侃自己的長鏡頭和拍攝婚慶有關。像張大磊，則是頗為享受拍婚慶的過程，因為他所拍攝的“婚禮電影”不是簡單跟拍，而是相當於原創故事短片，從劇本到分鏡，服化道都嚴格要求；而徐磊，為了拍好婚慶，甚至還去認真拉片。
也有導演做過不少設計、策劃類工作，如李非，曾經是平面設計師，同時也是青年作家；學畫出身的顧曉剛，也做過相關的節目策劃，像忻鈺坤，有着豐富的欄目製作經驗。當然，這些導演們或多或少都接觸過拍攝廣告、宣傳片或者MV等工作，為之後拍攝長片積累了不少經驗。
而之所以是他們這些斜杠青年，能夠從原本的崗位各自“轉業”，走向同一條電影之路，不可或缺的就是“熱愛”和“堅持”，雖聽起來俗套卻也是實理。畢竟，只有真心想干某件事情，才會勇於放棄之前的生活而重新開始。
花樣籌資金、作坊式團隊、家庭總動員
當然，重新開始之路並不容易。尤其是對於這些非科班出身的導演來說，沒有足夠的人脈、沒有充足的資金，搗鼓出一部導演處女作基本上得用盡渾身解數。因而，在他們身上，往往能看到些許行走江湖的草莽氣。
首先，就體現在啟動資金的籌集上。基本上自掏腰包+親朋好友贊助，是最常規的操作。比如，在婚慶公司倒閉後，畢贛已經寫出了《路邊野餐》的劇本，但找不到投資。眼看着畢贛考取了爆破證，準備正兒八經上班，老師丁建國坐不住了，拿出了自己的十幾萬積蓄，再加上母親拿出的兩萬塊錢，“逼迫”着畢贛開始拍片。
而拿着自己八分鐘的樣片處處碰壁的張大磊，也是在父親的投資下開始了《八月》的拍攝。
忻鈺坤在拍攝《心迷宮》的時候，則是他一邊拍，製片人一邊在外面找錢，“十萬二十萬打回來”，每天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餃子相對來說比較特殊些，放棄從醫之後的三年里，靠着母親的退休金死磕出了動畫短片《打，打個大西瓜》，在這之後自己靠着外包接活繼續着自己的動畫夢，直到遇到了光線彩條屋。
再悲慘一點的，像今年在FIRST影展大放異彩的顧曉剛，為了拍攝《春江水暖》的四季，從朋友眾籌到花唄、借唄、網貸甚至高利貸，所有能找錢的法子都用了。
稍微幸運點的，如仇晟在籌拍《郊區的鳥》之時，除了自己和朋友的共同出資之後，後來陸續找到了合作的資方；李非拍攝處女作《命運速遞》，前期也有公司投資的資金，到影片的後期製作部分，沒錢了，幾乎花光了他和主演同時也是朋友的趙炳銳所有的積蓄，交完房租的他全身上下不到6000塊錢。而欠着錢的顧曉剛，後來也遇到了來自創投的救命錢。
在資金窘迫的現狀之下，這些“野生”導演們只能變着花樣縮減開支。於是乎，可以看到“小作坊式”團隊成了大多數人的選擇。一方面體現在劇組的工作人員，大多是導演自己身邊的熟人。另一方面，在演員選擇上，也多以非職業演員為主，且本着“演戲不避親”的原則，親戚朋友齊上陣。
典型如畢贛，將自己的小姑爹陳永忠捧成了職業演員，如今在《日光之下》《南方車站的聚會》等片中都有客串；像《八月》，製片人是張大磊的高中同學，攝影師是他的大學同學，演媽媽的郭燕芸是他婚慶拍攝的客戶；即將上映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可謂是導演徐磊的“全家總動員”，你能在影片中看到他的爸爸、媽媽、叔叔等本色出演。
而類似陸慶屹的《四個春天》，則是直接將其家人的生活以紀錄片的形式搬上大熒幕。因而，成了這其中初始成本最低的影片，僅用1500元添置了一台三腳架，“當然算上為剪片子添置的電腦等，大概也有幾萬元。”
在資金有限、人員有限的情況下，使得這一批野生導演們的長片處女作，大多呈現出某種“野生”氣質。非職業演員所碰撞出的稍顯笨拙卻也自然的生活氣，燈光、攝影等畫面呈現的粗糲質感，再加上導演們各自的才氣，或是以敘事結構突圍，或是在美學上有所突破，構成了獨特的大銀幕景象。
得益於民營資本發展，野生新導演還需努力
事實上，在當下的國產電影市場，之所以能夠湧現出一些類似的“野生”新人導演，歸根到底和整個社會宏觀層面的經濟發展，以及和電影相關的體制結構調整有關。
寧浩此前在對一起拍電影（ID：yiqipaidianying）的採訪中就曾提及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純科班畢業的電影導演其實不太多，且那時候還是國有製片廠時代，也就意味着新人導演很難有機會自己去拍攝一部影片。某種程度上，“地下電影”的崛起也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
而後，隨着民營資本的崛起，以及國有製片廠的逐漸衰落，具有權威性的“導筒執掌權”和“導演話語權”才能夠分散到更多普通人手中，使得很多非科班出身的人也能夠走上導演之路。簡而言之，只要你想去拍電影，在這個時代，總能想到辦法去實現。
當然，隨之而來的是這一代青年導演面臨的市場競爭更加殘酷。就比如，即便現在有很多的青年導演扶持計劃、各類名目的創投會，但依然會有很多新人導演們無所適從。
凡影諮詢曾對60位青年導演進行了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只有41%的受訪者，他們的處女作在一年之內就籌集到了資金。從文中所列的這幾位導演也可以看到，從2015年到現在，“沒有資金”始終是難題。剛剛在平遙國際電影展憑藉《魚樂園》而小有名氣的柴小雨，在籌備此片時，同樣和其他導演一樣需要花費力氣找錢。
拍sir在今年的FIRST青年電影展、平遙國際電影展的創投單元，也見到了很多懷抱着“導演夢”的准導演們。有多年從醫經驗的，有在電視台工作的，有之前當過小老闆的，撲面而來的青春氣息，同樣的野生系。當然，亮相創投只是第一階段。拍sir也詢問了幾位導演們各自電影項目的最新進展，基本都是處在反覆修改劇本的階段。
對於他們來說，這類平台是一個很好的渠道和媒介，能讓自己快速踏進電影圈。只是，所謂“修行在個人”，此後項目的推進，資金的落實、演員的碼盤，還是得看自己的能力和機緣。
而一些已有作品的新人導演們，在其第二部作品的籌備過程中也還是會遇到阻礙。如仇晟導演，正在籌備自己的新片《犬父》，就坦言，“一方面可能是由於新片要求的製作質量較高，所以成本較《郊區的鳥》有所上漲，一方面也是由於影視行業的大環境所致，大家會相對保守、謹慎一些，再加上《郊區的鳥》還未公映，在市場上的反響不明”，這些都是影響其融資的因素。
不過，畢竟是第二部作品，仇晟透露，此前合作的兩家資方會繼續合作，同時也能通過創投等其他渠道融資，整體而言，項目還是在平穩推進之中。正如新一批躍躍欲試的准新人導演們，有通過創投平台短暫亮相過的，也有更多默默無聞、還在水面之下的，相信只要是真心想拍電影，他們一定會如前輩新人導演們一樣，各出奇招，各自出頭，生猛有力。
想來，當有越來越多的新人導演們，或以野生之勢，或是科班加持，以各自能力拍攝出具有鮮明個人風格的影像作品，那才會是真正的中國電影新浪潮到來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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