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饒雪漫穿着孔雀藍的旗袍，露出纖細的小腿，一邊做錄製前準備，一邊說：“呆會採訪完，我就馬上換上衛衣和褲子。”
後來去路演現場，她果然換上了黑T。她覺得這樣才舒服。
她是川妹子，14歲開始寫作，在名利場撲摸滾打多年，卻沒有變得更世故，而是更坦然。
路演時，主創們與觀眾互動，她的話是最多的。
任何問題有她在，都落不到地上。
她撿起來，補上一二三四的信息，讓它完整豐富，又有人味兒——不是AI式的套話，是有誠意、有態度的信息給予，在這一行非常少見。
採訪也是。話很密，一個問題拋出去，能收穫幾千字的回答。信息又多又密。金句迭出。
她不會為自己設一個圍牆，保護所謂的隱私或真實狀態。她怎麼自在怎麼來。
她的防禦感不重，樂於與外界連接，張開全身心的觸角，去感知未知，也令他人看見自己。
於是，她能與人迅速交心，成為朋友。
錄製前，我曾對她說：“今天咱們就閑聊，之後如果有不妥的地方，我們會刪減。”
她笑：“我沒有不妥的。我都可以。”
後來果然一刀未剪。一句話未刪。
聊完以後，我們加了微信，補采了幾個問題。
在沒有鏡頭的地方，她依然像在錄製時一樣認真和坦蕩，將能說的、不能說的，都會告訴你。
所以當有人問我，饒雪漫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說：“她很年輕。”
這種年輕與年齡無關，與觀念體系有關。
她的精神內核是蓬勃的，昂揚的。不服輸，有相信。
表現在外在，即：
對事死磕。
對人慈悲。
這幾年，她也遇過不順。
如創辦出版公司，年年虧錢；
電視劇《左耳》找不到播出平台；
《沙漏》寫不齣劇本；
《秘果》電影票房慘敗......
但她依然是那個倔強的川妹子。
她可以用5年時間，籌備《左耳》；又用5年時間，拍攝《大約在冬季》。每一個環節都毫不含糊。
《大約在冬季》中有一幕，是關於1991年齊秦的“狂飈”演唱會。
為了還原真實，他們1:1複製了當時的場景。
工體是當年的工體；
鼓手是當年的鼓手；
舞台是當年的舞台；
而齊秦，則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個臉替、一個身替，完美還原齊秦當時的狀態。
這種用心程度是驚人的，難度也是驚人的。
也難怪她會說：
“寫小說容易，做電影太難了。
你沒有任何的準備，或者你沒有想好就不要去做。它會讓你像每天都像在坐過山車。
你要去解決很多的問題，那不是我擅長的......”
所以一部電影，她動則拍5年。
人生有多少個5年。幹什麼不行啊，可以寫N部小說，賺錢賺到手軟。
可因為熱愛，她還是堅持了下去，因為“一切都會煙消雲散，留下的只有電影。”
難能可貴的是，她雖然竭盡全力，卻沒有攻擊感，不像鬥雞般與人為敵。
她依然是軟的，達觀的，笑意盎然的。
霍建華那麼挑剔團隊與朋友的人，與她相識後，沒幾個回合，就成了至交。
在路演時，他曾說，拍這部電影最難的地方是，“拍這個戲我太開心了，可齊嘯又是一個很憂鬱的人，切換時就有點難......”
馬思純呢，從《左耳》開始，就一直和她像家人般相處。而《大約在冬季》戲份殺青時，她哭到近乎暈厥。
她捨不得離開，覺得再難遇見這樣的劇組，這樣的人。
齊秦也是很有距離感的人，退避，凡事看緣分，也與她一見如故，甚至結拜兄妹，一起合作拍電影。
她在書里寫：“在不經意中抵達，在不情願時出發，在即將老去時大徹大悟。”
很能概括她的歷程——徹悟之後，就有自在。
而自在，就能不預設，對缺憾抱以平常心。於是處處驚喜，怎能不溫柔。
她的新電影，叫《大約在冬季》，我問她，你有過冬季嗎？
也有吧。
人生最苦的時候，恰逢她和先生剛結婚，沒有錢，困窘的兩個人，幾乎看不到方向。
有一回饒雪漫發高燒，也沒有錢看病，熬了又熬，實在降不下溫，她先生借了一百塊錢，帶她去醫院。
醫生擔心她已經不行了，抬起手，比了個V，問她：“你還記得這是幾嘛？”
她說：“二。”
醫生這才放了心：“沒有燒暈。”
從醫院出來後，他們兩個人的全部身家，只剩十幾塊錢。
先生攙着她，問：“你想吃什麼？給你補補。”
最後，他們買了一個西紅柿、一個黃瓜回家。
那麼一貧如洗的日子，因為希望和信心，也過得一往情深。
日子很快好起來——她那麼倔強，壞運氣根本鬥不過，沒多久就跑了——她有了錢，兒子也來到了人間。
她是智慧型母親，看著兒子慢慢長大，知道風風雨雨，必然會像降臨於她的生活一樣降臨於孩子的生活，於是早早教給兒子最重要的五個字：“這就是人生！”
看起來很有一種悲壯感。
但它說盡真相。
它是魯迅式的直面現實，是羅曼羅蘭式的英雄主義，也是王爾德的浪漫與高蹈。
面對了，看清了，知道生活本就不完美，就不會有妄念。
而後才能在狼藉里，不依賴地去建設，去愛。
她說：“在自己的沙場上，我只能低頭前進。”
這是她的人生哲學：壞的、丑的、惡的，你避不開，那就面對、承認，然後去改變。
她希望孩子也是這樣。
近些年，關於饒雪漫一直有讚美，偶爾有非議。
非議大意是圍繞着一個點：她一直在疼痛上書寫，對破碎青春念念不忘。
她說，這是誤解，也是一種外界貼上的標籤，其實她的小說，破碎只是路途，但結局都溫暖有光。
“我一直想做的，就是可以給青春期的孩子一顆止痛藥，有人叫我‘疼痛大媽’，我認了。”
她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光影，告訴每個人，人活着，要有觸覺。
“沒有觸覺，和行屍走肉一般，是沒有意義的。”
而愛是所有人最敏銳的觸覺。
它能“讓一個人變得更豐富，也變得更有質感，也會讓他生活更有意義。”
她會繼續走自己的路，因為“它是對的”。
至於誤解，那是表達者的宿命，“我不care的......我不能要求百分百的人都對我滿意，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我只要堅持我的初心。”
包括《大約在冬季》這部電影中，一些年輕人可能會對齊嘯的猶疑有爭議，認為他是個渣男。
饒雪漫覺得這在意料之中。
因為太年輕的孩子，無法理解生活的殘酷。
也無法理解“一個男人在生活一地雞毛的時候，他是沒有辦法去談戀愛的。”
可她要說出真相，因為“真實的，才是動人的”。
世人說她是“文字女巫”，那她熬制的“巫葯”，就專門負責戳破。
戳破之後，再指引大家尋找答案。和救贖。
在電影這一行，饒雪漫其實已經是“老人”。
她已經入行多年。從前是編劇，後來開始參與策劃、製作、發行等環節。
她說，初入行時，無知者無畏，反而沒壓力。
後來越來越焦慮。
每一個環節她都擔心，擔心劇本，擔心定位，擔心選角，擔心拍攝，擔心進度，擔心宣傳，擔心發行，擔心票房，擔心口碑......
之前聽李安導演說拍片艱難，竟到了“有的給我拍就很好了”的地步，深覺每一個電影人，都是倖存者。
能扛得過市場的殘酷規則；
能盡他們所能，面面俱到地造夢；
能順利拍完；
能順利過審；
能在院線放映......
都值得燒高香。
因為已經是經過N輪淘洗後的“贏家”。
饒雪漫也是，每拍一部片，都意味着上千個日夜的煎熬開始。
好在——懷疑者得到深刻的幻覺，行動者得到成功的果實。
她合作的第一個導演是蘇有朋，強強聯手，帶來意想不到的高票房和高討論度。她被影視圈承認，也在觀眾心中有了新身份。《左耳》成了。
後來合作的齊秦、王維明導演，帶給她一個真實的、感傷的愛情童話。《大約在冬季》也在成的路上。
不僅如此，她合作過的演員，因為氣味相投，在電影里都大放異彩。
比如在《左耳》中橫空出世的馬思純，憑藉黎吧啦一角，迅速在大屏幕上站住腳跟，並提名金馬獎最佳女配。
而楊洋、陳都靈等人，表演令所有人眼前一亮。
這一次合作的霍建華，更是精準地詮釋了齊嘯。
霍建華是娛樂圈的隱士。輿情漠漠或輿情滔滔，似乎都無法影響他。
他沒手機、沒微信、沒微博、沒野心、不按任何人的期待來走，剋制內斂，與齊嘯簡直是精神上的孿生兄弟。
所以拍攝時，大家都認為，他就是齊嘯本嘯。
饒雪漫爆料說：
“他幾乎不請假。
沒有他的戲的日子，他就一個人待在酒店裡休息。
大家都說，華哥的助理是全世界最舒服的助理，華哥不需要他們來片場，什麼事情都親力親為，也從不給劇組添麻煩。
......
在片場，常常看見他一個人躲在角落吃飯、候場，從不輕易打擾別人。
他與生俱來的孤單氣質，和齊嘯那麼相似，難怪這個角色非他莫屬。”
不得不說，饒雪漫的眼光太“毒”。除了霍建華，我想不到第二個人，能像他一樣100%契合這個角色。
最重要的是，當下的當紅藝人里，少有人自帶“別離”氣質。霍建華獨有。
他站在眼前，你就會覺得：我終將失去他。
而別離，也是《大約在冬季》里最重要的命題之一。
電影里有一句話：別離是常態。
這一生，齊嘯與安然總是在分別。
“再見，齊先生。”這句話，安然說了不下三次。
他們的告別有無奈的，陰差陽錯的，被現實逼到無計可施的......老去的時候，激烈的愛恨淡了，舊了，他們靜下心來，終於懂得：不論哪一種，都是一種提醒——既然分離總會到來，請珍惜當下的時光。
趁當下，好好愛，好好成長。
但倘若只停留於此，電影的力度也是不夠的。
饒雪漫還安排了永恆的訣別。雖然她沒有突兀地，把這一命題推到大家面前。但懂的人，自然都懂。
在電影里，安然與齊嘯天各一方。
而安然與于楓、齊嘯與父親，陰陽兩隔，生死不復相見。
在台北的時候，齊一天說：我爸為我付出太多了，我想下輩子變成他爸，由我來照顧他。
剛剛失去父親的小念說：不用等下輩子，這輩子就可以。
向死而生。
向離別而愛。
向毀滅而生長。
向結束而開始。
這或許就是“死”、“離”、“滅”的意義。
紀伯倫曾以先知的口吻，告訴我們：愛不知道自己的深度，直到別離的時刻。
——若你認真愛過，你便無悔於生，也無懼於死。
——若所有加諸於身的，都未曾磨損你，而是讓你步步成長，你便對歲月有了交代。
安然說，“我從不後悔這場相遇，因為這場相遇讓我變成了一個更好更強大的自己。但是我現在要跟你說再見了。”
而電影之外，饒雪漫說：“答案留給歲月，自有謎底揭曉的那一天。而我們，都要各自往前走，大約在冬季，等待再相逢。”
影片末尾，大雪再次落下。
時隔28年，故事的主人公回來了。
無限人間事，輾轉如初。
而這一次，唱起老歌的，又加入了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