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7月14日，美國海軍准將佩里一行首次登陸日本。
一、黑船來航
以前看過一點大河劇《龍馬傳》，特別留意到第五集里的一個“名場面”：為了看美國的“黑船”，坂本龍馬偷偷跑到浦賀，在那裡還遇上了長州藩的桂小五郎——即後來“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在巨大的船身面前，龍馬的刀渺小得一無是處。不到一眨眼工夫，龍馬和小五郎已浸在海水中。‘密西西比號’激起的巨浪，將龍馬和小五郎吞沒。”（據福田靖、青木邦子《龍馬傳Ⅰ》小說版，陳嫻若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
所謂“黑船”，本是泛指西洋船，當時為防鏽蝕，西洋船的外殼皆塗以焦油，故呈黑色，到後來則專指先進的蒸汽船。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炮艦強闖江戶灣（即今東京灣）浦賀海面，強迫幕府開國，遂於次年簽訂《日美親善條約》，是為東亞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坂本龍馬本是“攘夷”派，也就是排外的，按電視劇的情節，他是見識了“黑船”的厲害之後，才明白武士刀無法與“黑船”對抗，才轉而成為“開國”派的。
龍馬是日本民間最景仰的歷史人物之一，甚至沒有之一，而“黑船來襲”又是“開國”的標誌，等於是日本近代史的開端。龍馬加上桂小五郎，一起與“黑船”相遇，這個場景顯然極有戲劇性。但不難想象，這想必是虛構出來的，龍馬身為土佐藩的武士，當時是不可能跑到最前線浦賀去的。
試看司馬遼太郎的筆下：“嘉永六年六月初三，也就是美國東印度艦隊抵日的那一瞬，日本史隨之一轉，進入了幕末的風雲時代。龍馬的命運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是當天他卻並不明白所謂黑船意味着什麼。聽武市講完黑船之事後，他突然覺得肚餓。”（《坂本龍馬》第一部，岳遠坤譯，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47頁）其實龍馬什麼時候聽說“黑船”，多半亦不可考，司馬遼太郎這個情節大約也是虛構的，只是他的虛構節制了許多，沒敢說龍馬親眼見到了“黑船”。對照這個細節，用不着查對專門史料，我想就足以判斷，龍馬見到“黑船”定是編劇者言，當不得真的。
日本維新志士坂本龍馬（1836-1867）。
龍馬見“黑船”的情節，固然引人入眼，卻只是今人虛構的；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胡林翼見洋船的軼事，跟龍馬見“黑船”的情節如出一轍，卻是於史有徵的。
這個軼事的文本見於薛福成《庸盦筆記》卷一“藎臣憂國”一則，全文如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為戈什哈，既而退居鄉里。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憂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于軍中。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盲之症，着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丹初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噫！世變無窮，外患方棘，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難，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為文忠也。
這裡說的“楚軍之圍安慶”，指1860－1861年間湘軍圍攻安慶之役，在太平天國立場來說，則是所謂“安慶保衛戰”。胡林翼自信安慶已指日可下，但一見長江上的西洋輪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想到日後中國軍備實無以抗衡，乃為之失色，以致病況加重，終告不治。
胡林翼這個軼事，同樣極有戲劇性，且細節豐富，較之恰坂本龍馬見“黑船”的故事有過之而無不及。還有，胡林翼、龍馬兩人也不無可比性：作為“晚清中興名臣”之一，胡生前的地位不在曾國藩之下，而魄力尤過之，卻因病早死，不及見太平天國的覆亡；而龍馬居間造就了長州和薩摩兩大強藩的聯合，客觀上成了倒幕運動的幕後英雄，結果英年遇刺，也未得見“明治維新”的功業。在東亞世界，兩人可謂歷史上的豪傑之士，也是西力東漸時代最傑出的人物，而皆未盡其才，這自然是令人很為之唏噓的。
二、好事者所編？
不過，話又說回來，胡林翼見洋船這個場景，也有學者質疑其真實性。
專門研究胡林翼的劉憶江先生認為：“此事之不可信在於……胡駐節太湖時，大部分時間卧病不起，能一出巡視城防已覺不易，而太湖距安慶二百二十餘里，他又哪兒來的體力躍馬龍山呢？再有，主帥既來龍山視師，主持安慶戰事的曾國荃必會全程迎送陪伴，又怎會於曾國荃當時的書信文牘中全無蹤跡？且胡病勢沉重，無須看到洋船，每日也都會大口吐血不止。故此乃好事者所編，以附會胡林翼的憂國情懷，不足憑信。”（《胡林翼評傳》，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頁）應該說，劉先生熟知胡的事迹，他的辯疑是持之有故的；但我又覺得，書闕有間，史料的保存是有偶然性的，故“言有易，說無難”，對於這件事，我們雖很難坐實，但恐怕也無法絕對證偽。退一步說，即便此事是附會到胡林翼身上的，但偽造的情節里，也未必沒有可信的史實，不宜徑以“好事者所編”而一筆抹殺。
首先，劉先生所引述的文本，來自《清代野史》，其書史源駁雜，的確難以盡信。但如上所引，這一文本實際來源是《庸盦筆記》，作者薛福成自稱“史料一類，涉筆謹嚴，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參私見”，其史源是不好輕易否定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無論胡林翼有沒有“親見”洋船，這一軼事是有其真實的歷史背景的。事實上，正因為我偶然留意到有關當時洋船的日記材料，才起意重新討論胡林翼這個軼事的。
如今以藏書家聞名的莫友芝，在其生前，大抵是以“幕友”身份周旋於諸大僚之間，包括胡林翼和曾國藩。他在咸豐十一年（1861）正月十九日（公曆2月28日）到達湘軍駐紮的太湖城，次日即進謁胡林翼，到了二十四日（公曆3月5日），中午又拜見了胡，胡“問肯留幕下否”，莫則半推半就，“以鈍拙不能任事為辭”，但同時又表示：“不分職事，不勞薪奉，許時月相依，得親炙當代偉人，開拓胸臆，則出都之素志也。”——正是在拜見胡林翼的這一天，他在日記里記下了一句：
是日聞洋船以二三日前過安慶。（《莫友芝日記》，張劍整理，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
此後，他對“洋船”或“鬼船”一直相當關注，留下記錄頗多，僅此後一個月之內，就有以下這些：
（正月廿六日）食後，出西門散步，聞洋船至武昌者凡六。
（二月初五）又聞鬼船上有至漢口者，其中太半是潮勇及興國州人。又頗搜買硝磺禁物，極可慮。
（二月廿一日）十四日江夏來信云：璧過陽邏，人傳夷船數十助逆黃州，其時四洋船實皆在夏口，後乃三船下駛，意彼未必張目助逆，特不免啟輕中國之心耳。
（二月廿二日）楊厚庵軍門十八日信言：洋船泊安慶小南門外者，帶有小劃二隻，竟夜有燈燭，與城賊往來，次日乃開下去。水師皆憤，因問下次該夷船仍如此通賊，徑可攻打否。宮保復以此事應商之滌帥，恐目下尚非其時。（皆見《莫友芝日記》，第8頁、第10頁、第13頁、第14頁）
以上這些記錄，皆系莫友芝得之旁人的轉述或書信，可知當日洋船進入長江，且駛過安慶，實為眾所矚目的大事件。作為賓客的莫友芝尚且如此，可以想見，作為主人的胡林翼對此必然更為關注，得到的信息也必然要多得多，故而他對洋船的事一定是相當了解的。這樣的話，無論他有沒有親自登上龍山，無論他有沒有親自俯視長江見到洋船，他對洋船所代表的西洋勢力深感憂心，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很可能實有其事。易言之，胡林翼視察安慶前線的事，確有可疑，難以盡信；但即便此事為偽，偽的事情之中也當有真的成分，胡林翼對洋船的反應這一細節，作為史料仍是很有價值的。
晚清名臣胡林翼（1812-1861）。
三、先見之明，還是後知後覺？
在《庸盦筆記》那條記錄里，薛福成將胡林翼對洋船的反應概括為“藎臣憂國”，“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難”云云，既是突出其憂患意識，也強調其先見之明。但我們憑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胡林翼之憂，卻已談不上是“遠慮”，不如說是“後知後覺”罷了。
對於西洋最先進的蒸汽船，其實早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就已有了“親見”的記錄。早年隨外國商船遊歷海外的謝清高，曾留下一份名為《海錄》的口述資料，在關於“咩哩干國”也即美國的記錄里，有這樣的話：
其國出入多用火船，船內外俱用輪軸，中置火盆，火盛沖輪，輪轉撥水，無煩人力，而船行自駛。其制巧妙，莫可得窺。小西洋諸國亦多效之矣。（安京《海錄校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264－265頁）
謝清高死於道光元年（1821），《海錄》是嘉慶二十五年（1820）他在澳門口述，由同鄉楊炳南執筆記錄的。《海錄》的準確刊刻時間似難確定，但總之流傳是很有限的，恐怕更沒有什麼人會留意這條“火船”的記錄。
又如道光十五年（1835），廣東巡撫祁貢上奏：
據洋商伍紹榮等轉據英吉利夷商覃義理稟，夷人來粵貿易，所有書信，必須往來傳遞，逆風難行；今有港腳煙船能行逆風，並無帆檣，止有煙管，船內燒火，煙氣由管通出，船旁兩邊各駕車輪，煙動輪轉，行駛甚速，欲行進省遞信，恐沿途炮台關口疑慮驅逐，信達轉稟，飭行知照等情。（梁廷枏總纂《粵海關志》卷二十七，袁鍾仁校注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1頁）
可知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郵船已使用明輪蒸汽動力，而中國方面，至少洋行商人對此是會有一定了解的。
以上，當然只是中國人的零星認識，對群體的刺激幾近於無。
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軍兵臨城下，中國人直接面對其軍事機器，始震驚於西洋人的“堅船利炮”（參王爾敏《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注9，《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當時英軍仍以舊式風帆戰艦為主力，艦隊中只有幾艘中小型的蒸汽船（最著名的是復仇女神號），但這種不依賴風力的新式船隻，已引起了中國人異常的重視，當時如張喜、琦善、陳逢衡、汪文泰、耆英、怡良、王蘊香、徐繼畲等人都有基於實際觀察的詳細記錄，鄭復光更有專門的著述《火輪船圖說》（王爾敏前引文，注12）。只是此次戰爭進行的地點，以及戰後的“五口通商”，都限於東南沿海，內地更廣大的人群仍無緣目睹。而此後時過境遷，朝野依然故步，國人在戰時對西式“堅船利炮”的熱情消滅於無形，遂錯過了“師夷長技”的時機——歷史給予中國人的一個“貼士”，就這樣被我們忽略、被我們浪費了。
直到歷史重演，第二次鴉片戰爭再度戰敗，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繼開放沿海通商口岸之後，又開放了長江通商口岸，包括漢口、九江、南京、鎮江幾處重要商埠，於是，英國商船從此可以馳騁大江，深入內地。而這個時候，英國人的船舶已從風帆時代升級到蒸汽時代，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又遠非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可比，相對於停滯的中國傳統軍備來說，更是具有了壓倒性的絕對優勢。這也就意味着，在漫長的長江沿線，西洋人得以直觀地展示其“堅船利炮”的威力，這種視覺衝擊力之強烈，是足以讓兩岸無數的中國人為之目眩、為之心驚的。
——這，就是胡林翼“見”洋船軼事的歷史背景。說到底，這個繫於胡林翼的軼事，真也好，假也好，從歷史背景來說，總歸是事出有因的。在這個軼事里，不只反映出胡林翼作為軍事統帥可能的震驚和憂慮，更是反映了當時中國士民普遍的震驚和憂慮。
可是，我們要知道，此時距第一次鴉片戰爭已有二十年，才發覺“洋人之勢方熾”，實在已有點滯後，算不得太高明了。事實上，曾、胡固然是當日第一流人物，但論對“洋人之勢”的認識，其實還比不上當年如琦善、耆英那些親與其役者。因為，在整體守舊的語境里，琦善、耆英作為“投降派”，早已被摒棄於權力中心之外，他們的外事經驗無法傳承下來；而處於權力中心的胡林翼們，則不得不從實踐中重新積累經驗，親見或親聞洋船之威，才可能再次認識到“洋人之勢”，認識到琦善、耆英當年本已認識到的事。
到了這一步，當胡林翼、曾國藩這些政治中堅也承認“洋人之勢”，承認中西技術的差距，洋務運動也就不能不展開了。此後的洋務運動，雖是在曾國藩等人主持下開展的，但我們不妨說，在胡林翼驚詫于洋船的時候，洋務運動實際上就已開始了！只可惜，從事後視角來看，這終究是一場姍姍來遲的洋務運動——這個洋務運動，一般被認為是失敗的，而它之所以歸於失敗，又何嘗不是由於它來得太遲的緣故呢？
牛津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約翰·達爾文（1948- ）。
四、全球化不是一件新事物
在今人慣常的表述里，全球化好像只是一種當代的現象，只是我們時代才有的現象。但在我看來，全球化當然是古已有之的，甚至可以說，幾乎任何時代都有全球化。只不過，我們後來居上，擁有了更優越的技術條件，我們的全球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更勝於古人罷了。
我很認同當代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達爾文的看法，“全球化最好是被理解為人、貨物、金錢、技術、思想、信仰和生物群——動物、植物和（不太明顯的）微生物——的遠距離交換。”全球化不是一件新事物，其歷史是漫長的，“‘我們的’全球化不過是便於各個遙遠地區之間累積的一系列更緊密接觸中的最新一次”。事實上，他特彆強調的是“蒸汽全球化”，“1830年至1930年間，世界被蒸汽重塑。中國、印度、歐洲和美洲的世界最大經濟體通過海路和鐵路（以及越來越多的電纜）連接在一起，人員、貨物、思想和金錢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頻率流動。這種影響不只是讓人們更容易、更便宜地到達世界各地。蒸汽動力還帶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商業、技術和軍事力量的高度集中。在1830年之後的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裡，蒸汽作為一種廣泛應用的新能量來源主要局限於歐洲和美國，即新興的‘西方’。因此，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蒸汽動力的擁有者似乎可以對全球進行重新排序。他們塑造了新的鐵網以使自己的控制成為現實：移民、商業和統治的帝國；運送貨物、移民和郵件的汽船船隊；為了佔領和貿易而撬開更遙遠內陸的鐵路線。”（《港口城市與解鎖世界：一部新的蒸汽時代全球史》，孫偉譯，譯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12、11、1頁）
《港口城市與解鎖世界：一部新的蒸汽時代全球史》，孫偉譯，譯林出版社，2024。
這個“蒸汽全球化”造成的一大變遷，是蒸汽船以空前的效率進入諸大陸的腹地，“真正的革命在於蒸汽對內陸空間的影響。江河上的汽船延伸了港口城市上游的可達範圍，從而擴大了商業化農業的範圍，並加強了海運對內陸社會的影響。這些汽船促進了塞納河或易北河等‘不可靠’航道的渠化和控制。它們讓亞洲和非洲的各條大河——印度河、恆河、伊洛瓦底江、湄公河、長江、剛果河、贊比西河、尼羅河和尼日爾河——向歐洲探險家、冒險家、商人和傳教士開放，有時還向歐洲陸軍、海軍和炮艇開放。”（第14頁）“內河輪船、鐵路和最終的遠洋輪船，將曾經似乎無法到達的內陸地區帶到了歐洲商人、傳教士、外交官和移民觸手可及的範圍內……蒸汽驅動的運兵船和炮艇，現在只要幾周而非數月就可到達幾乎任何可能的目標。”（第103頁）
具體到中國，長江通商口岸的開放，可謂近代史之“大事因緣”，“讓西方擁有的汽船湧入長江，以獲取其貿易。汽船可以在幾天內逆流而上，抵達漢口，一個巨大的內陸茶葉市場”，而按傳統的交通技術，“大部分貿易的帆船需要數周的時間”（第284頁）。
這樣，從世界史的視角，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蒸汽船通過長江進入中國內地，實在是“蒸汽全球化”一個必然的結果，是無法阻擋的。
這一歷史場景，正是胡林翼當時所面對的、所震驚的、所憂懼的——“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參照莫友芝的日記，胡林翼得知洋船過安慶的時間，當在1861年陽曆三月或三月以前，而他就死在這一年的陽曆九月。這樣的話，他確可能如薛福成所言，是抱着“憂國”之心死去的。
胡林翼所“見”的，實際上不只是幾艘洋船，更是一個新的時代，一個蒸汽動力的時代。“蒸汽全球化”的世界史背景，當然非胡林翼所能知，但他的直覺，已感受到這樣一個迥異於昔的時代：“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胡文輝
責編 劉小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