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鮑勃·迪倫為什麼重要》作者：[美國] 理查德·f. 托馬斯；譯者：張宏）
鮑勃· 迪倫的《金髮美女》（blonde on blonde）是我打包進行李箱的兩張唱片之一，那是1974年的初夏，我的這個行李箱將從新西蘭寄往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市。另一張唱片是《萊昂納德·科恩之歌》（songs of leonard cohen）。當時，我二十三歲，賣掉了自己收藏的其他唱片，想用這筆錢去希臘背包旅行兩個月，在那之後，我將前往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那是我的首次希臘之行，不過，從九歲開始，我便迷上了希臘人和羅馬人，我在新西蘭的奧克蘭長大，同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的興起與衰落之地相隔着半個世界。我於1974年8月18日抵達安娜堡，準備以一名古典文學教師及學者的身份開啟自己的職業生涯，而在幾天前，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剛剛辭職。10月份的時候，我的行李箱終於到了，看到那些熟悉的物件，我心裡一暖。箱子里除了那兩張倖存下來的唱片，還有我在本科階段積攢下來的少數古典書籍：有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史詩詩人荷馬（homer）和維吉爾（virgil）的作品，還有薩福（sappho）、卡圖盧斯（catullus）、賀拉斯（horace）和奧維德（ovid）的作品。從這些傑出抒情詩人和愛情詩人的作品裡，人們可以感受到關於愛與生活、贏得與失去、哀悼與歡慶、成長與死亡的真諦。兩千年來，他們的詩歌為哲學家和詩人、畫家、雕塑家和音樂家以及夢想家和情侶帶來了思想的火花，並激發了他們的想象。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身為一名古典學教授，我一直生活在古希臘和古羅馬詩人的世界裡，圍繞這些詩人進行研讀和寫作，並將他們的原文典籍和英語譯本傳授給我的學生們。然而，我生活在鮑勃·迪倫歌曲世界裡的日子比這還要長，在我的心目中，迪倫早已躋身那些古典詩人之列。他是那支古典溪流的一部分，它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然後一路流淌，歷經歲月，直到今天依舊鮮活，不受時空的束縛。這便是鮑勃·迪倫之於我的意義，也是本書的意義所在。
自開啟音樂生涯以來，鮑勃·迪倫一直秉承的藝術原則以及他對作品創作、修訂以及表演的態度，與那些古典詩人有許多共同之處。他所生活其間並進行創作活動的那個世界，也與古羅馬的世界有很多驚人的相似性。美國的國父們（the founding fathers）便是在古羅馬共和國的模式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體系。我相信，迪倫早已認識到這樣的相似性，而這一點，從一開始便展現在他為我們所創造的音樂世界中。庫倫·墨菲（cullen murphy）在2007年的《我們是羅馬嗎？》（are we rome?）一書中探討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我們這個時代（即迪倫的時代）與古羅馬千年歷史中的諸多時期非常相似。在庫倫看來，那些方面的共性構成了古羅馬和美國之間的文化紐帶：身為超級帝國的狀況、種族差異引發的緊張不安、內戰之後留下的難以磨滅的長久記憶、政權體制的虛弱感、人們生活境遇的下滑、道德與宗教束縛的鬆散以及對“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s）的抗拒。
關鍵的是，公元前1世紀左右的古羅馬和20世紀中葉的美國都擁有一定的現代性，關於這一點，我是指以下幾個方面的含義。在公元前1世紀前後，古羅馬已經基本確立了它在地中海世界的統治地位。當時，古羅馬共和國已頗具規模，且無外部強敵之憂，在這種情境下，那些負責治理國家、擴張並捍衛其廣袤疆土的高層人物展開了權力爭鬥。各方勢力的衝突始於公元前1世紀中期，其核心領導人物在一系列內戰中被接連清除——死於戰場、謀殺或暗算——於是，他們所代表的理念或利益也隨之落敗。這些人物赫赫有名，有偉大的龐培（pompey the great）、尤利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布魯圖斯（brutus）和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他們都殞命於歷時十八年之久的連續血腥內戰。到了公元前30年左右，倖存到最後的那個男人，即未來的奧古斯都·愷撒（augustus caesar），給了共和國最後的致命一擊，並成為古羅馬帝國的開國之君。
這段政局動蕩的時期，亦是詩人和其他類型的作者接連湧現的繁盛時期。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其他政局危機或太平盛世的時刻：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美國和大不列顛——所謂現代（moderns）崛起的時期。這些時刻，引發了人們對過去的強烈意識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之感。這些時期的新藝術形式，是在回應當下所發生的一切，它們打亂和破除舊有的形式與傳統，去翻新那些逝去的事物，並向未知的領域邁進。在接下來的篇章里，我們會漸漸熟悉此處涉及的這些古羅馬詩人：卡圖盧斯、維吉爾、賀拉斯和奧維德。還有一些詩人也應歸入這一行列，可惜他們的文字未能留存於世。這些詩人的藝術，論述了他們那個時代的重要問題、他們那個世界的危險局勢以及古羅馬內戰的後果。同樣，迪倫的藝術也在回應他自己時代的問題：一是戰爭的可怖，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緊隨其後的冷戰，以及像古巴導彈危機那樣的歷史性事件；二是核戰、越南戰爭，甚至包括伊拉克戰爭所帶來的心理陰影。在這兩種情況下，迪倫和那些古代詩人，通過音樂和詩歌探索了什麼是人性這一根本問題，而時間將會證明，他們的作品擁有持久的生命力，值得被人稱道，並具有超越自身時代的重要意義。
編輯/韓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