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變與不變——
人工智能的就業影響
人們習慣於在始終存在、反覆出現、一次又一次得到解決的經濟史現象面前，表現出盲目的樂觀態度。面對某些事件的積累，例如，金融危機之前的非理性行為和泡沫積累，盲目樂觀者會宣稱“這次不一樣了”；在面對另一些事件時，人們往往以“這在以前發生過”作為盲目樂觀的理由，以致不能在認識上和行動中做到與時俱進。人工智能（ai）對就業的影響，就屬於後一種情形。凡事預則立。面對可能的ai就業衝擊，需要澄清一些認識，確立若干政策原則。
這一次真的不一樣
技術進步對於就業的影響，從工業革命開始就是社會的焦點和研究的關注點。具有“盧德主義”性質的運動和思潮，曾經以各種面貌反覆出現。不過，無論是從原因窮究結果，還是從本質看到表象，這一次是真的不一樣了。
首先，這一次不再是歷史上反反覆復出現的“技術性失業”幽靈（spectre），而是可以替代幾乎所有職業的終結者（terminator）。從懂科學的企業家馬斯克，到關心ai發展的經濟學家薩默斯，都認為ai對崗位的替代將是全面的，一旦不久後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出現，簡單的、複雜的、體力的、智力的，無論何種崗位將無一倖免。
其次，ai技術進步的速度之快，越來越具有一日千里、一日三秋的感覺。例如，從“土耳其下棋機器人”（1770年騙局，可將其權且當作這個想法的起點）到圖靈1950年論文發表，經過了180年；再到1997年“深藍”戰勝卡斯帕羅夫，又經歷47年；再到名為“阿爾法狗”的國際象棋機器人於2016年戰勝李世石、於2017年戰勝柯潔，也相隔了約20年。而從chatgpt問世到sora的出爐，僅僅相隔一年。我們無須用任何複雜的模型來預測，只要看一看這個速度和加速度，即可得出對通用人工智能出現的合理預期。
最後，大模型ai的“發展悖論”註定了崗位的大規模喪失幾乎是必然的。陣營之間、國家之間、企業之間都認識到佔據ai技術和產業的制高點，關乎生死存亡。這導致圍繞着ai的發展，形成一種類似冷戰時期太空競賽、軍備競賽、核武器競賽的競爭。並且，大模型ai的高度耗能、“燒錢”（如chatgpt-4花了4億美元，據說chatgpt-5需要25億美元）。挖掘模型用途、擴大用戶群、提高回報率的必然方向和方式，便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減少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使用。
哪些東西沒變？
然而，只要人類勞動還沒有徹底由人工智能替代或者決定，或者說“人機一體”尚未普遍實現之前，就仍有一些東西不會發生變化。而且，這些沒變的事物或方面越發彌足珍貴，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時間窗口。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仍然是主導的一方，仍然是“人告訴機器做什麼”，這是使我們保持信心的根本。這一點既有技術上的涵義，也有制度上的涵義。也就是說，我們人類應對崗位替代的兩條根本出路，迄今尚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雖然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校正方向。
第一，人力資本依然是抵禦ai衝擊的底氣，但是人類需要知道自身的所長和所短，把揚長避短作為ai時代人力資本培養的基本策略。迄今為止，人類智能或自然智能相對於ai，仍然具有優勢的方面在於：（1）軟技能而非硬技能；（2）非認知能力而非認知能力；（3）情商而非智商；（4）人文的理解力和同理心，而非數理化的解題能力，甚至不是編碼技能；（5）隱性的知識（tacit knowledge）而不僅是顯示性的技能。
第二，社會福利體系仍然是根本性的托底制度，而且履行此類功能的物質條件日益增強。馬克思從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看到，一旦勞動力成為商品，從制度上工人便難以擺脫受剝削的命運。北歐在建立福利國家之初，在制度設計中便突出“去商品化”，即弱化勞動力作為純私人要素的屬性，強化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社會權利。在ai的“崗位破壞”日益大於和快於“崗位創造”的條件下，這個理念和做法越來越重要。
就業對ai的反應方式及結果
無論是老辦法還是新思路，就業對ai替代做出反應的方式，不外以下幾種。在概括這些方式之前，我們先給出一個合理的預設前提，即ai的發展終究會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在此基礎上，勞動者通常並且可以有以下幾種出路。
第一，轉入更高質量的崗位。這是樂觀的經濟學家始終堅信的一種結果，自從歷史上發生“盧德主義運動”以來，也不斷被事實所證明。只不過這要求勞動者具有更高的技能與之相適應。換句話說，獲得這種新崗位的與失去舊崗位的，通常不是同一批人，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同一隊列的人，甚至不是同一代人。
今後，失去老工作和得到新工作的時間缺口只會更大。包括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已經從以前對技術進步創造崗位充滿信心，轉變為如今認為盧德主義自有其道理。鑒於另一位美國前財長姆努欽對ai的就業影響仍然“樂觀”，並且如今已經難得找到持這種態度的人了，我們可以稱這種似在虛無縹緲之中的崗位為“姆努欽式崗位”。
第二，轉到具有“逆庫茲涅茨化”特徵的崗位上。這是指那些勞動生產率較低，從而報酬也較低的行業。從客觀上說，新崗位的正規化程度要低於原來的工作。從主觀上說，新崗位的體面程度也要低於原來的工作。總而言之，就業質量被降低。
當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提出何以處處可見計算機，生產率卻未見提高的疑問時，就觸及這種現象的本質。也就是說，當ai必然提高一些領域的生產率時，另一些行業則變得更“卷”，以更低的人均產出為代價吸納轉崗人員。故我們可以稱之為“逆庫茲涅茨崗位”。
第三，轉到具有“鮑莫爾成本病”性質的崗位上。這是指那些人們保持着巨大的需求，卻天然具有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特性的行業。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把表演藝術作為這種行業的典型例子。無論如何，這種類型的行業和崗位能否繼續存在，以及能否得以擴大的核心，在於人們對相應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及其彈性。顯而易見，這類崗位可以被稱為“鮑莫爾成本病崗位”。
第四，轉到由新的消費所誘致出來的崗位上。我們今天的消費內容，在若干年之前可能難以想象，在更早的時候索性就不存在。就業崗位也是如此。未來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們的品味在變化，新事物新觀念不斷湧現，因而消費的領域不斷拓展，職業類型花樣翻新。鑒於這類崗位的消費誘因，歸根結底由供給側生產率的提高引起，是一種“供給創造需求”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薩伊式的崗位”。
第五，轉到因重新定義而出現的崗位上。以前不符合就業定義的活動，如今在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支撐下，可以被社會承認為“就業”，並以轉移支付的方式得到補償，則可以被認為是就業。例如，如果一個人自認為是“作家”卻沒有作品出版並獲得酬勞，按照失業的調查定義，這種“在過去一周內未從事一小時以上有報酬工作”的狀態，則不被算作就業。然而，如果社會負擔得起，也完全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就業。
與此相類似的情形還包括那些並不宣稱自己正在“工作”的人，即不再尋求就業的人群。這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當事人有供養來源，例如索性採取啃老等方式“躺倒”。另一種是無需就業，卻可以得到普惠性的社會福利支撐。例如，如果實施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制度，就形成一種環境，使受到就業衝擊的一些人選擇不再參與傳統意義上的工作。鑒於這與凱恩斯1930年著名的“我們孫輩的經濟可能性”一文提出的命題有關，我們可以稱之為“凱恩斯式崗位”。
在變與不變中尋策
根據經濟史上人類長期應對技術替代就業現象的經驗，可以提出幾個原則性政策建議，即通過制度建設、政策調整、體制改革引導技術發展以及市場主體行為，盡量做到幾個“同步”：
一是保持崗位破壞速度與崗位創造速度的同步性，特別是在數量上最大程度使轉崗具有可行性。
二是保持各行業生產率提高速度的同步性，避免索洛悖論情形的發生。
三是保持ai替代勞動力的速度與培訓勞動者能力的速度同步性，儘可能縮短再就業摩擦期。
四是保持生產率提高與生產率分享的同步性，這也是公平與效率統一的要求和體現。
從政府職能的角度保障落實以上原則，可以從若干既重要且緊迫的應對之策入手。
首先，加快建設中國式福利國家。對此應該強調幾點：
第一，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或者說以摩爾定律的速度加快完善社會福利體系。
第二，按照普惠的原則設計和完善福利制度。這意味着改變以往嚴格識別社會福利受益對象的理念，因為在崗位的加速流失時代，已經越來越無法區分一個人是否“躺倒”，而且ai驅逐勞動者本身具有強烈的外部性。
第三，用社會共濟、社會保護和權益保障，抵消非正規就業的蔓延趨勢及其對勞動者的不利影響。
其次，大幅度延長義務教育或免費教育年限。
與ai競爭的需要，一方面對人力資本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更偏重非認知能力的培養。哈佛大學兒童發展中心的研究顯示，在人生的最初幾年，大腦每秒鐘能夠建立超過100萬個神經元連接，這在此後任何生命階段都無法重現。非認知能力的最佳培養時間在三歲和四歲，最理想的舉措是把義務教育延長到這個學前教育年齡。何況，勞動生產率的預期大幅度提高，可以顯著擴大教育公共資源，足以支撐更長的兒童在校時間。
最後，消除在兒童發展、教育與培訓、流動與就業、社會保障，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礙。
其中特別是消除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存在的制度原因。研究表明，對於孩子的人力資本培養，特別是對於非認知能力的獲得，以及他們終生的社會流動機會，父母的養育和照護具有學校和社會均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解決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面臨的此類問題，應該置於最高的優先序。
透過歷史這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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