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
當地時間3月19日，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迎來上台一百天的日子。
在執政期間，這位新總統已頒布了一系列緊急法令以謀求實現其“電鋸式改革”，包括對國家公共部門進行大刀闊斧的裁減以減少公務員數量，“腰斬”比索匯率，降低對燃料以及運輸的補貼以降低國家支出等一系列舉措。在不到一百天的時間裡，阿根廷已經連續兩個月實現財政盈餘，通貨膨脹的速度有所放緩。
阿根廷托爾誇托迪特拉大學政治科學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胡安·內格里 （juan negri）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放鬆對經濟的管制、國企私有化改革等在內的經濟一攬子計劃是米萊改革計劃中最核心的事項。目前，降低通脹率是目前阿根廷最重要和最緊迫的事情。
然而，由於米萊陣營在立法機構不佔多數席位以及未能有效控制該國任一省份的執政權，外界認為，米萊的改革之舉或將面臨重重挑戰。
各種跡象顯示，米萊的改革不僅存在較多障礙，部分政策甚至對他的民望已經產生了負面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主任郭存海分析道，“以‘政治素人’橫空出世的米萊在參眾兩院以及地方政府缺乏堅定的支持陣營，且由於他必要的政治妥協精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改革政策所能發揮的效果。”
哈維爾·米萊的支持者
毀譽參半的“休克療法”
自上任以來，米萊宣布了一系列公共支出削減計劃,目標是在2023年底將公共部門支出減少到只佔阿根廷國內生產總值的5%，包括削減國家燃料和交通補貼、暫停公共工程招標以及取消監管規則。
數據顯示，阿根廷的通貨膨脹速度有所放緩。政府統計機構“indec”3月1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按年計算，目前的通貨膨脹率仍然是三十年來的最高水平，在2月達到276.2%。然而，2月的月度通脹率已放緩至13.2%，而1月和12月分別為20.6%和25.5%。
與此同時，阿根廷經濟部長路易斯·卡普托在15日表示，阿根廷2月基本財政盈餘為1.23萬億比索（摺合人民幣約104億元），這也是該國連續第二個月實現財政盈餘。此前，卡普托曾宣布阿根廷在一月份國家公共領域實現財政盈餘5184.08億比索（摺合人民幣44億元），這也是12年來阿根廷首次實現財政盈餘。
阿根廷托爾誇托迪特拉大學政治科學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胡安·內格里 （juan negri）向澎湃新聞表示，放鬆對經濟的管制、國企私有化改革等在內的經濟一攬子計劃是米萊改革計劃中最核心的事項。在他看來，米萊提出的很多措施儘管強硬，但顯得“非常合理”。
“他（米萊）這樣做是為了遏制通貨膨脹。目前，降低通脹水平是鑒定米萊政策是否成功的標準，同時也是政府最重視的。我認為，降低通脹率是目前阿根廷最重要和最緊迫的事情。”
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新興市場經濟學家金伯利·斯佩爾費希特（kimberley sperrfechter）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表示，鑒於貨幣貶值往往有助於提高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米萊的貨幣貶值政策可能將有助於穩定阿根廷經濟。“‘腰斬’比索匯率並逐步取消價格管制措施在目前來看可能會推高通貨膨脹率，但也可能為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長期穩定性。”斯佩爾費希特說道。
“近幾個月阿根廷的藍色美元（黑市美元）的價格穩定並有所下降，相比於去年一年從1美元兌300比索貶值到1美元兌1000比索的速度而言，藍色美元的兌換值相比最高點還是下降了。”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袁夢琪對澎湃新聞表示，對於阿根廷民眾而言，他們工資的實際美元價值是上升，這是一個利好消息。
儘管阿根廷已在短短兩個月內實現了財政盈餘，但“成本”卻異常高昂。
有報道稱，財政緊縮政策可能將導致阿根廷陷入更嚴重的經濟衰退。全球金融公司協會預測，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經濟規模或將萎縮7.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稱，阿根廷今年的經濟總量將縮小2.8%。
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經濟學教授馬里奧·拉波波特（mario rapoport）在“the dialogue”網站分析稱，米萊放鬆價格管制的政策可能將導致通貨膨脹率翻倍，並造成能源、交通、衛生和教育等公共項目的價格上漲。有報道稱，由於能源價格上漲以及政府縮減了對公共交通事業的補助政策，自1月初以來，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巴士最低票價已經翻了五倍，從52比索（摺合人民幣0.4元）漲到270比索（摺合人民幣2.3元）。
此外，米萊頒布的法令還包括減少工人和退休人員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將降低民眾生活水平。阿根廷天主教大學社會債務觀察站的報告則顯示，該國的貧困率飆升至57.4%，這也是20年來的最高水平。路透社12日援引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報告稱，如果米萊不改變其緊縮政策，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兒童貧困率將從去年年底的57％上升至70.8%，兒童和青少年的赤貧率將上升至34.4％。
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
“少數派”總統的困境
2023年11月，在民眾尋求改變的呼聲中，米萊在大選中以56%的得票率當選為總統。然而，米萊領導下的極右翼政黨“自由前進黨”在中央和地方仍屬少數派，該國絕大多數地方省份仍由中左翼和中右翼執政聯盟把持，其改革的道路註定不會平坦。正如南加州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系教授卡羅爾·懷斯(carol wise)所言，“米萊的當選並非是‘新鮮的事情’，而假設他的改革缺乏健全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失敗是必然的”。
目前，阿根廷中左翼政黨“團結為祖國”和中右翼政黨“變革聯盟”兩大傳統政治力量基本控制了參眾兩院，而“自由前進黨”在眾議院257個席位中僅擁有38個席位，在參議院72個席位中僅擁有7個席位。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為聯邦制政體，聯邦政府無法干涉地方政府的行政權。在兩大執政聯盟幾乎壟斷所有省份執政權的前提下，執政黨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自米萊政府頒布一系列改革法案以來，無論是在立法層面還是地方層面，改革的進展始終較為緩慢。據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3月14日，參議院以42票反對、 25票贊成以及4票棄權的結果否決了關於放鬆經濟管制的全面緊急法令。該法案計劃修改或取消了300多項影響住房租賃市場、食品零售商、航空旅行、土地所有權等方面的法規。這也是繼2月6日綜合改革法案(ley Ómnibus)在逐條審查過程中遭眾議院反對後，米萊政府在立法推進改革的第二次失敗。
與此同時，在米萊上台後，阿根廷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日趨緊張。2月24日，在米萊宣布聯邦政府將削減向地方提供的財政補貼後，阿根廷主要石油生產省發出削減能源供應的警告。位於阿根廷南部的丘布特省省長伊格納西奧·托雷斯與巴塔哥尼亞省等其他五個省份的省長宣布，如果經濟部不向丘布特省提供財政補助，丘布特省將暫停提供石油和天然氣。
有分析認為，米萊與其他國家的“局外人”政客非常類似，他的上位得益於直言不諱地抨擊了阿根廷的諸多積弊，點名“罪魁禍首”和提出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案。然而，執政畢竟不同於競選，米萊在國會以及地方的“少數派”現狀將迫使他在執政上嚴重依賴前總統馬克里領導下的中右翼在野勢力，收回部分激進立場以尋求與傳統政治力量達成共識。
在經濟改革進程已遇多重阻力的情況下，米萊很可能將政治改革提上日程，這也加深了外界對阿根廷可能陷入政治動蕩的擔憂。“保護民主”組織的分析師格蘭特·都鐸（grant tudor）在《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中分析稱，米萊在綜合法案中以“公共緊急狀態”為“幌子”，希望擴大總統的行政權力，使政府在重大議題能夠繞過國會。同時，米萊在法案中還提出改變本國的選舉制度，以美國目前正在沿用的“贏家通吃”制度取代阿根廷的“比例代表制”，藉此增強自己在國會的政治力量。
郭存海表示，米萊之所以想要改革選舉制度，不僅是為了加強自身黨派的力量，還包括加強小黨在國會中的力量。然而，實現選舉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緊急政令和綜合改革法案遭到抵制便是最好的證明。
“米萊改革計劃的核心內容實際上已經支離破碎。他面臨的阻力不但是國會，還可能是他賴以仰仗的民意。歷任阿根廷總統上台初期的民意支持率一般會呈現上升趨勢，但米萊在上任不到一百天內，民意支持率已經有下降的趨勢，這在以往都是比較罕見的。”郭存海分析道。
哈維爾·米萊在宣誓就職後向支持者致意。
“現實”與“歷史”的映照
米萊上台的背景以及他所秉持的新自由主義思想讓人不禁聯想到1989年上台的前總統卡洛斯·梅內姆。1989年大選前，阿根廷同樣經歷了政治動蕩、經濟增長滯緩以及惡性通貨膨脹。以庇隆主義者自居的梅內姆當選為阿根廷總統後，轉而採取了一系列自由化的經濟政策，包括將美元和比索的兌換比率設定為1:1、實施大規模的私有化、向外國資本開放本國的金融和貿易領域。在梅內姆的首次任期內，阿根廷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政府有效地遏制了通貨膨脹速度，經濟也進入了增長階段。
然而，梅內姆的政策卻為2001年經濟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巴西貨幣危機的疊加影響下，阿根廷的出口收入大幅減少，經濟陷入了衰退。《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報》網站報道稱，在1999年即梅內姆任期的最後一年，政府提出的貨幣掛鈎政策導致該國產品價格高昂且缺乏出口競爭力，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2001年，阿根廷政府拖欠的外債高達950億美元，並在之後不久宣布放棄貨幣掛鈎政策。在政府宣布採取財政緊縮政策、增加稅收和限制銀行取款後，抗議活動和暴亂在全國範圍內蔓延。
關於米萊的改革之舉是否延續了梅內姆政策的這一問題，胡安·內格里向澎湃新聞表示，梅內姆作為正義黨的領袖和庇隆主義者，所屬政黨在國會中佔有一席之地，同時也從地方政府以及工會獲得源源不斷的支持，米萊陣營顯然無法與之相提並論。此外，儘管米萊將自己描述為“新自由主義者”，但與梅內姆的務實相比，米萊的政策充斥着意識形態色彩，顯得更加教條主義。
在經歷一段時間的動蕩後，阿根廷摒棄了自由主義模式，轉向庇隆主義路線。正義黨人內斯托爾·基什內爾及其妻子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得斯·基什內爾就任總統期間，阿根廷政府又開始加大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包括改革分配製度改革、實施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制、加強貿易保護和限制外資流入。
基爾梅斯國立大學國家經濟和技術研究委員會（conicet）高級研究員胡安·桑塔坎傑洛（juan santarcángelo）在“the dialogue”網站分析稱，從長遠來看，新自由主義政策不可能減少貧困，經驗證據表明此類政策對減少貧困人口產生了不利影響。“米萊政策的蜜月期能持續多久仍是個大問題。他的政策效果非常顯著，而且也可能是負面的。在短短兩個月內，米萊的政策導致許多行業的需求和生產水平下降，這與2001年的情況十分類似。”桑塔坎傑洛說道。
實際上，阿根廷的經濟困境已超越了特定路線以及政客可以解決的範圍。無論是推崇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還是強化政府主導地位的庇隆主義，都未能讓國家的經濟發展步入正軌。審視阿根廷的近代化歷史，不難發現，阿根廷的發展之路如同“鐘擺”一般，在經濟增長和功能失調之間搖擺不定。
郭存海表示，阿根廷的經濟困境不是在短期內形成的。為了解決經濟難題，近幾十年來，阿根廷的發展基本圍繞着“庇隆主義”與“反庇隆主義”這兩條道路展開。
曾幾何時，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1913年，阿根廷成為世界上人均最富有的十個國家之一，領先於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由於政府財政紀律散漫，以及經濟增長對大宗商品出口的過度依賴，阿根廷的經濟迅速陷入蕭條。在往後的幾十年中，阿根廷陸續經歷了增長停滯、債務增加、實際收入下降和惡性通貨膨脹。
有分析認為，由於阿根廷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包括農產品和礦產在內的大宗商品出口，意味着國際市場價格的波動對該國經濟穩定性的影響極大。對於一個工業化水平較低，主要工業品極度依賴進口的國家而言，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級商品導致大量財富和資本外流。同時，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政府，執政者長期以來缺乏嚴格的財政紀律，無法恪守預算平衡的底線，結果是政府支出過度、國家儲蓄率低下以及國家債務高企。
“歷屆政府改革的效果比較有限。他們沒有從根本上改善優化經濟結構，導致阿根廷過分依賴外部市場。另外，正如米萊所說的，高福利制度已經成為提高經濟效率的阻礙。然而，無論是左翼政府還是右翼政府，他們都難以在政治層面完全推翻實行已久的高福利制度。”郭存海分析稱。
